1949年4月24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宣告国民党政府覆灭。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为何没打赢共产党？著名华文作家王鼎钧在其个人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讲述了自己年轻时在国民党军队的从军经历，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老百姓”一词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骂人话。其实，历史兴衰成败的秘密，往往就藏在一个个细节中。
国军士兵受训：与百姓为敌，以百姓为耻。关于新兵生活，王鼎钧最多的回忆就是班长任意殴打虐待新兵。紧急集合时，穿衣服的时限是五分钟，动作慢一拍的要挨打，罪名是“老百姓”。有人匆忙中把裤子穿反了，并不惊怕，好像挺有幽默感，该打，罪名是“老油条”。有人怕来不及，穿着衣服睡觉，该打，罪名是“神经病”。老百姓，老油条，神经病，班长每天动手动脚，念念有词。尤其是“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老百姓”居然成了国民党军队的骂人话，可见当时军民关系之恶劣。那些傲慢残暴、以虐待新兵为荣的国军班长们，估计都有这样的心理:我是军人，就是比老百姓要高一个等级，就是要瞧不起老百姓。而正当国军班长殴打虐待新兵、辱骂他们是“老百姓”时，八路军则走出解放区，蹲在收复区农家的灶门，亲亲热热地叫声老大娘老大爷……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又是如何憎恨老百姓的呢？“国军进入村庄，探问敌情，得到的答复是附近没有共军，话犹未了，共军忽来围攻，国军先把答话的人一枪射死”，“在他们看来，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军好像不是跟共军作战，而是跟全体老百姓作战……”
后来王鼎钧去台湾后，一直在反思“老百姓”这个问题。他认为那时国军士兵所受的训练，要把“兵”从百姓中分化出来，与百姓对立，以百姓为耻，“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
横行无忌，欺压百姓是不少国军士兵的价值观。史载，1941年6月，蒋介石曾严厉责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之军风纪可谓扫地殆尽……中初以为战败溃乱一时之现状，故未加深究，不料至今闽浙各地之国军仍到处扰乱抢劫，其所有行动之恶劣诚出乎梦想所不及者。……”还有记载说，1943年，刘峙转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长官部四周的农民更是“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时为官兵强取而去，例不给值。农人有来诉苦的，长官部里的人却说，我们一向是这样的。军人为国抗战，难道吃点水果、菜蔬，还要花钱买？”
“五强”作风弥漫整个国军军营。二战结束后，美英苏法中，合称“五强”，本是个荣誉称号。但这个词后来变味了，成为讽刺国军强买、强卖、强借、强住、强娶的“五强”作风。比如，一个保安团长在沈阳铁西区弄到一栋房子，有了房子就得布置家具，他的副官带着几个护兵四处寻猎，冲到一个中年商人的客厅，搬走全套设备。这个商人到宪兵队告状，后者派王鼎钧来处理此事。他不断给上级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过了一个月，家具给还回来了。王鼎钧因此赢得一些名气，此后不断收到市民申诉军人“五强”作风的信访件，信末写着“谨呈上等兵王”。王鼎钧还有些高兴，但当他把这些信访件拿给宪兵班长看时，班长就两个字:“烧掉”。他在书中写道:“我遵命烧信，心里很痛苦。”是的，一个宪兵，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少将高参居然走私鸦片，被宪兵抓住，移交法办。但此人居然又给放出来了，而且还真名实姓地给宪兵队寄来一张明信片，上写:“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其奈我何！”曾经抓他的宪兵在街头看到他坐在吉普车上，搂着一个美女，绝尘而去。
自诩精英，轻政工、重装备。国民党政府中充满了各种高学历海归，洋博士的大帽子，一顶比一顶唬人。但这样一个豪华团队，为何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统统搞得一塌糊涂？只能说，他们太高高在上，漠视民生，其实并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民党将领从来都是轻视政治工作的，在他们眼中，政治工作等同于狗皮膏药，没有疗效，哪里比得上美国的机枪大炮？1946年2月，美式装备的张灵甫第七十四师曾在南京城外举行过一次陆空军联合攻击演习，当时主持演习的白崇禧讲评时表示：共产党哪经得起咱们现代化武器的攻击？而在各位将领的恭维下，张灵甫满脸得意洋洋。一年后，他殒命孟良崮，七十四师被全歼。学者李翔写过一篇《国民党军队覆亡之际的政治工作》，揭示了国民党军队中“轻政工、重装备”的现象，士气沦丧，军民对立，“精神武装的极度匮乏，造成战斗力量的急剧衰弱。军事溃败，导致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
漠视民生、忘掉“初心”。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农民最核心利益所在，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过土地改革的念头，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去推动。华北“剿总”政工处1948年曾经拟定《土地改革方案》，方案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并在北平南苑进行试点。该行动立即遭到有势力人物的反对，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在傅作义为他所设的便宴上，毫不掩饰地表示不满和反对：“共产党搞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傅在饭桌上没有作任何表示，事后嘱咐主持试点的人说办事原则是“外圆内方”。另一拥有土地的热河籍某政客则勾结国民党北平宪兵，故意向试点工作人员寻衅;某些反对者还直接向南京反映，弄得蒋介石亲自来电查询。
直至输掉大陆，国民党才醒悟过来。1949年11月，困守西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反省说:“自黄埔以来，在军队中20多年，从未像这次指挥的部队，纪律败坏到这个地步。我们当年在广东的口号和国民革命军的信条，是‘爱国家，爱百姓’，而今天却弄到这样危害百姓，将何以自解！”
王鼎钧在《关山夺路》中写道:“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对一个前国民党军人而言，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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