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光荣、梦想与颓靡
【摘要】远离故土多年，于他们而言，三线厂的情结才像是他们盘根错节的血管，顽固地盘踞在身体深处，不可分割。而于第三代三线人来说，这样的情感也是同样的——“即使你再想逃离，你也不能否认‘三线’这两个字是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里安放着三代人的青春。我，我的父辈，我的祖辈，其实内心深处都希望三线厂再来一次东方红。”
1964至1978年，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三线”，指的是由沿海、边疆地区自外而内划分为三条线：沿海和边疆地区为一线，川、贵、陕、甘、湘、鄂等内陆地区为三线，二线则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
三线又有大、小之分，中部及沿海各省的偏远腹地称为“小三线”，西南、西北地区的川、贵、云、陕、甘、宁、青称为“大三线”。
“三线”一词真正被主流媒体报道，已是八十年代以后。在此之前，作为国家机密，这段历史极少得人所知；在此之后，人们离这段历史越来越远，日趋淡忘。因此，这段历史始终徘徊在主流之外，即使是今日历史教科书中，也鲜有提及。
西南地区，四川与云南交界处——
现年71岁的常光华是个乐观的老头，每月领着两千出头的退休金，和老伴生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攀枝花钢铁厂（以下简称攀钢）分的职工房里。这是一间只有六十余平米的小房，藏在灰白外表的八层楼房中。“别看它小，原来一家四口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很让人羡慕的咧！”
“和孩子分到的房离得很近，挺好。”
被问起当年的三线建设时，两位老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讲故事是他们最愿意做的事情之一。而他们的孙辈，身为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一代，在老人眼中似乎很难对曾经那些火热的岁月产生兴趣。因此，当有愿意听他们讲述当年故事的人出现时，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浮现出笑容。
“它从海上来”：一艘军舰的多米诺骨牌
1965年，常光华还是个初中刚毕业的毛头小伙，生活在家乡成都市郊的大丰镇。在那个工人阶级至上的年代，家中世代务农的他对未来的设想只有“有几亩地种种就好”。“当工人这种事，哪里敢想？”
然而，深秋时节，担任村里妇女主任的母亲带回了一个好消息：“国家要招支援内地建设的工人了！”
回忆招工的场景，常光华仍然对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和能够过上工人美好生活的向往，打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标语牌游行的情景历历在目。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
“当时别人要问到你去哪儿，我们家的人就说是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一听到这个，别人大多也就不问了。”
四年后，常光华参与建设的“秘密基地”已初具规模。在等待第一炉铁水的时候，他偶尔也会想想家乡绿油油的田地。
而刚刚退伍的刘建新，则遵从组织的命令，同一批退伍军人来到了一个只有代号的地方，建设一个只有代号的工厂：“6985”钢铁厂（后来职工多称之为“八五”）。同样，常光华来到的神秘峡谷，作为国家机密，对外仅称“渡口市”，也并不是真实的地名。
正是这两个连名字都讳言的地方，为新中国早期军工及重轨制造提供着一部分重要的原料。
当时，中国艰难地熬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1963年制定的三五计划中，刚提出经济建设以吃穿用的民生为核心。而此时，毛泽东却不得不考量是否要以准备打大仗的“备战”为主导。
当时的工厂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从战略布局角度来说十分脆弱。再加之苏联陈兵北界、台湾叫嚣“反攻大陆”、中印交恶等等因素，中央做出了“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并给予充足人力物力保障”的决定。
从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秘密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大三线”项目包括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六盘水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以及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而“小三线”项目则遍布现今的河北涉县、南京梅山、徐州大屯、山东张家洼、皖南地区等。这些大大小小的三线工程为中国未来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线青春：大山里的崛起
那是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回答：“那里荒无人烟，只有一棵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而出：“那就叫它攀枝花。”
这便是现今攀枝花人耳熟能详的有关城市名来历的传说。
不久，邓小平率车队沿险峻的山路来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
紧接着，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随后，20万攀钢建设大军开赴金沙江畔安营扎寨。他们中既有科技人员，也有从沿海地区内迁的工人骨干，甚至还有大量高层干部。
“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是当年三线建设者生活的真实写照。李守志是常光华的老同事，从新疆兵团转业来到这里，本以为条件不会比边疆地区再艰苦，打包收拾行李时为了塞缝装了不少咸鱼干。“没想到到了这边，还成了好东西。”
广大三线地区，千百条荒芜沉睡的山沟，就这样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三线建设者们把力量流泻在一镐一镢一钼一锤上，就这样，工人移走了一座又一座山，踏平了一片又一片太行腹地。
在当时“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口号号召下，几乎所有三线工厂的职工住宿区都是靠近工厂的。用油毛毡搭成的席棚是当时工厂外常见的景象，棚内一个人一口装东西的木箱，放不下的例如锅铲一类东西，就随便地放在枕头下。
不仅建设条件艰难，就连两地吃用必需的水都极其匮乏。
太行山区是缺水的地方。虽然原先有少数农户在山间耕种，家中开挖了水源，但按照组织规定，所有职工都不能占用老乡的水源。
渡口市虽然紧靠金沙江，却没有一座净水厂。职工们只能从金沙江中提水，到了夏天，水中翻腾着浑浊的泥沙。“白米稀饭煮出来是红稀饭，白被子洗出来也成黄色的了。”
在当时国家大战略的背景布局下，三线建设虽然艰苦，但并没有给建设者们带来痛苦。
“当时都提‘好人好马上三线’，来这里是多光荣的事，这点苦不算什么。”李守志说。
当然，当工人的好处随即也体现在三线工人和他们家乡亲属的收入对比上。六十年代末，当时还是普通职工的常光华一个月的收入是28元，而家乡一个乡村干部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超过20元，从其他地区钢铁工厂来的骨干技师，每人每月更是有48块钱的收入；常家是双职工，一个月就可以分到五斤的肉票，在老家，这是父母大哥和两个妹妹一个月一共才能分到的总和，至于海鲜和水果，更是家乡人所没有的。
同样的工资问题，建设者刘建新老人在自豪之余也有一丝感怀：“当时大部分职工一个月的工资都是40块4分，没有奖金，领导的还不如这些职工的呢。哪里像现在，差距越来越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攀钢三线厂内广播每天都要播放的内容之一。“听着就特别有劲！”
早晨六点，广播响起，那是大家该起床的时间。洗漱吃早餐时，则播报国内国际新闻。新闻播报完了，大家也就出门，然后再踩着“开始工作”的广播号声开始一天的工作。
而下班后，广播的内容也就变成了各个厂的信息播报、表扬批评等等内容，比如某某同志拾金不昧，某某单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等。“那要是谁被广播里点名表扬了，那家人一个星期出门脸上都是挂着笑的。”
广播在三线厂周围用声音划出一条界线。能听到广播的地方有三线的工人，而广播之外世界的人们，都用着好奇且羡慕的目光打量着里面这些不一样的人。
三线的工人在广播声的陪伴下，在艰苦的日子中，过着纯粹而简单的生活。他们从广播中知道氢弹爆炸，知道东方红一号上天。而白驹过隙间，当年广播中的“豪气冲天炼好铁，炉温一天测三遍”逐渐被“集团公司总经理今天召开新技术引进会议”取代时，广播也在提醒着三线人时代的变迁。
“终身”与“子孙”
当时在三线工厂内有这么一句口号：“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所以后来很多的三线第二代第三代人都戏称自己为“三献人”。
三线工厂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小社会，企业承担了办学、医疗、交通运输等各项业务。李健说：“大家都是一个家属区里长大的，父辈之间基本上都是世交，各家几口人、哪个单位都清楚得很。你会发现从小到大跟你一起读书的这一群人，上班工作后每天抬头低头还是这一群人。”
李健是李守志的二儿子。有关他的童年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便是工厂了。“每天看到那些个黑烟囱往外冒烟，觉得还挺有意思，挺开心。”
李健从幼儿园到高中，就读的学校也都是工厂的附属学校。他读书一年的各项费用加起来，也就是父亲半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是厂里出。加之又是儿子，父母很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工厂里的工程师。
一栋四层小楼，一楼是托儿所，二楼是小学初中、高中教室；三楼是工厂“七二一”大学，四楼是工人宿舍，没有实验室图书室。这就是李健从小到大读的学校。
学校里的师资力量匮乏，大多数是厂里的知青和原先从大城市来的有点文化的家属。各厂办学，炼铁学校的数学老师强，烧结学校的物理老师好，到了复习考试，学校求援，厂里求情，一些好的老师就只能几地来回跑“马拉松”了。
虽然李健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总是前几名，但是由于地区性的落后，他在全国高考中处于十分劣势的地位。从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五年，整个渡口市都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
出于后备人才培养的考虑，国家决定加大对三线等偏远地区的政策性扶持，给予人才输送、资金扶持、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
而当时的李健想读大学，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与攀钢下属的企业签订了定向培养协议，被送到当时的长沙铁道学院（现已合并入中南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专业。
李健的姐姐李洁和弟弟的人生轨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父母“女孩读书无用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她从小的理想就是能够在“轮换”制度下接父母的班。
18岁，李洁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父亲所在的工厂。但进厂参观第一天，李洁一出厂大门就哭了：她进厂时穿在工作服里的白衬衫，露出的衣领在出厂后变成了灰黄色。
刚进厂时，年轻漂亮又能歌善舞的李洁成为了厂里文艺活动中的一颗新星，进厂后很快由一名基层职工升到了当时人们歆羡的调度员职位上。
跌宕的变革
中华大地上正酝酿着的巨变似乎并没有被三线人察觉到。
攀枝花不再叫“渡口”，“6985”的代号被“天津天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名字取代。全面经济建设开始，整个中国社会对钢铁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攀钢和天铁迎来了销售额的春天。
天铁不再满足于生产初级钢铁，扩大厂区规模的同时致力于热轧、冷轧技术的实现。
票证消失，天铁第二代女职工不再满意厂区里百货大楼中的衣服，开始把目光跨越山区投向了附近的城市，比如邯郸，长治。摩托车越来越流行，刘建新的大媳妇郝娟家添置了一辆“骏达”。生活，在厂里人眼中似乎迎来了幸福的“东方红”，似乎还像原来一样稳定而波澜不惊。
在九十年代，三线第二代的心态与父辈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工厂的工程抢修，随叫随到；新建高炉，昼夜赶工，没人抱怨；每年元宵节职工都会让出生不久的第三代骑在自己脖子上，看今年的新花灯和天上迸开的烟花。
此时的三线像安逸的孤岛，很多工人并不了解孤岛之外的变化。
当东部沿海率先迈开改革步伐，市场调节机制已经渗透到计划经济的各个领域，与宝钢首钢等地区的积极改革不同的是，三线工厂们仍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国家计划。
攀钢仍干着别的钢铁厂不愿做的氧气瓶钢、310乙字钢等边角活，或是国家急需但技术难度大、风险大且效益低的用转炉炼重轨钢种；天铁也在为天津市源源不断地无偿供应特定铁产品。但在老一代三线人眼中，“我们本就是应国家号召而生的，别人不炼，我们炼！”
这样“傻”的结果，是牺牲了一代人的福利。在之后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三线工厂原有的福利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天铁工人的劳保如今的情况是手套一月一付，口罩一月一个，肥皂一月一块，洗衣粉一季度两袋，工作鞋两年一双，冬夏工作服两年一套，安全帽五年一个，棉袄五年一件，雨衣雨鞋七年一身。
而原来全盛时代的白糖，茶叶，各种水果等福利已经全部被砍掉了，并且在补贴中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些被砍掉福利的补偿。
“虽说现在手套口罩什么的大家怎么都买得起，但是比起当年啊，唉……”刘老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三线暮年
今天，这些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国字号大厂，纵有精良的设备和训练有素的职工，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三线工厂常常有些力不从心。
李健所处的单位在前几年经过兼并重组后仍然没能逃脱效益下滑的命运。现在工厂每年的任务由原先的盈利转变成了“控（制）亏（损）”。“天天讲要升级要创新，人才都去大城市了，谁带技术到你这老三线来呢？”
厂里忙着升级，儿子们忙着工作，孙子们忙着离开。而那些一夜之间就由城里人变为山里人的建设者，却无法走出深山，如今仍守着第二故乡。
常老李老们闲暇时间总会聚在一起聊聊当年的事，顺便再说说当年修机床的谁谁又去世了，当年挖矿的谁谁又被儿子接到哪儿去住了多久。
常光华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是他退休后闲来无事所写，写的是王昌龄的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他们所仅有的荣誉感都只能靠对于青春的回忆了。历史仿佛将他们遗忘在了群山之中，而在和原来家乡人的对比中，暮年三线人这样的感觉便愈发强烈。
“故乡早就回不去啦。”当问到他们是否想要回到家乡安度晚年时，常光华无奈地笑着说。
“人老了，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还是让孩子们出去闯吧。况且，你没陪着那些街道田地经过变迁，哪里敢说那里是你的故乡呢？”
远离故土多年，于他们而言，三线厂的情结才像是他们盘根错节的血管，顽固地盘踞在身体深处，不可分割。而于第三代三线人来说，这样的情感也是同样的。
“即使你再想逃离，你也不能否认‘三线’这两个字是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里安放着三代人的青春。我，我的父辈，我的祖辈，其实内心深处都希望三线厂再来一次东方红。”李晓宇在QQ上发来这样一段话，光标闪烁处，仍是三线人心中不灭的希望。
（本文经过破土编辑。原文标题为“三线建设”：厂与人的时间故事。)
(原文链接为http://blog.renren.com/share/341423347/17164016574）
http://groundbreaking.cn/yanyi/laogong/1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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