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24 红色参考
谁背叛了革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叶楚伧（1887—1946），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张厉生（1900—1971）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张静江（1877—1950）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梅贻琦（1889－1962）
众所周知，我是个中立的人，或者说，是个中庸的人。我不赞赏南京政府，同样也不赞同赤色激进主义。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我在先头用了‘不赞赏’，而后面用了‘不赞同’。是的，我只是不欣赏南京官老爷们的做派，但对他们尊重学人与绅员，还是认同的。我们的这个国，自古以来是靠着良绅施善业、学人尊德行而立。如今，乡绅操业不同了，学人治学不同了，可殊途同归，他们还是国之脊梁、邦之干城。而赤色激进主义，我不赞同的，就是其贬低知识者、有产者，而妄举群氓之属，竟欲以无产无业之人，统领国政，筹立新统，这是我恕难认同的。中立之路，在乎持平。学人、绅员让利于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赋治权于学人、绅员，这才是两厢中庸的道理。妄图完全剥夺有产者之利益，而尽赋予群氓，我是绝不能接受的。我反对激进主义，正在于此。
——1930年4月《中立思想之漫谈》，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台湾省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张继（1882～1947）
“这些时日，诸君都看明了，我党已经有了赤化的威胁，这是定了的了。鄂省的乡间，已经是盲动者掌权，下田人做主了。咱们世代传家的士绅，或被杀了，或逃了，好好的书香之家，要被糟蹋尽了!湘省同样不堪，田主被分了地，实业家被分了产业，父一辈子一辈积下来的财货，就这么明白着被夺了去，给了那些个贱种了!江淮一带我没亲见，听过往的友人讲，也是污浊不堪，泥腿当道，士人颜面丧尽，沦为禽兽出没的野人国了!我们这是入邪途了!我们这些个慷慨节义的革命者，就要被盲动者们踩在地上了!反满、反军阀，如今反出个禽兽的世界来，我们何其悲哉!”
——张继，原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原国民党宣传部长，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同志俱乐部的讲话》
贺耀祖（1889-1961）
“面对敌寇压境、外患临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是学习，像共党学习，学共党的土改!为什么要学土改?因为今日我们不土改，就无法动员百千万贫苦雇农的力量，无法搜集千万万凝聚在土地上的乡绅钱财，无法获取九成以上的无产者的民心。今日看似日寇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最大的敌人，来自于无数无产雇农、贫农的赤裸的敌意。今日，我们尚可以以共御外辱的名分压制这些敌意。来年，当外患平息时，我们将面临被共党动员起来的无法计数的农民武装!到那时，党国之危，将无可止息!土改在我，则我存;土改在彼，则我亡。愿诸公放下一己之力，勉力为国，共赴时艰，此党国之幸，先总理之幸，领袖之幸矣!”
——贺耀祖，原中华民国甘肃省政府主席，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11月《当前形势与展望》
俞济时
“昔之拒日（指1932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吾辈之幸；今之剿匪（指围剿方志敏等部红军），吾辈之惧。惧什么呢？其一，匪之纲领，劫掠士绅与巨富者，施恩于贫民农户，使其受乡间群氓支持，难辨识难剿灭；其二，匪之纪律，过贫户之门而不入，见乡民之财而不犯，只诛富户，不扰小民，颇优于我部；其三，匪之行动，平时隐于田家，竟同耕同作，战时持械出首，列队以迎吾军，不易预剿而实歼；其四，匪之聚合，多分富户田产之农家子，所谓‘两家子，分田地’，自古成强军之根本，今显于彼也。此四惧，恐吾辈当次重任，竟有违领袖重托之期也。”
——俞济时，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师长，原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1934年11月《吾之不可不言之语》
安春山（1906-1979）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承认敌人厉害，不是怯懦，而是明智；向敌人学习，不是逆反，而是诚实。毛匪帮有何厉害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其一是它的土改，其二是它的组织建设，其三是它的思想控制。土改，我们要做，不做穷人就不会支持我们，我们就会匪帮牵着鼻子走；但做要讲度，不能如毛匪一样全部强征，而要征一部分，赎买一部分，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毕竟，我们还是要依靠士绅商人的。组织建设，毛匪帮实则向先总理时学习，比我们学的好。我们太过松散，权威太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内的唯一核心，力分则弱，又无严厉的惩罚手段，终止于濒临瓦解。这是一个大教训，是我们必须绝对服从总裁的根本原因。思想控制，具体来说，就是三民主义理论的深入化、强制化、必要化。这是对抗赤色思想的唯一武器，是我们在精神上抗击列、毛主义异端的唯一屏障。由此，必须彻底改变松散的思想控制体制，铁腕监管舆论，严格纠正国民思想，真正做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
——刘健群，原复兴社的书记长，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原三青团中央干事，1952年《关于加强组织建设、领袖尊崇、思想巩固的若干意见》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李璜
“今日之经济乱象，其根由还是供需之问题。自三十六年（指1947年）以后，军事失措，战线不稳，我虽仍占据较大多数之城市、城镇，而毛匪步步为营，已夺取很多乡村，并在我之后方的乡村地带进行暴力土改，扰乱我在乡间之行政。
我国不比欧美，是一小农业之国度；国家经济之命脉，仍为农业；而城市无大工业之基础，其实质仍为纯消费场所。乡间产出之粮食原料，是我国经济的根本，也是维系党国经济安全的生命线。今我占据城市，大量城市之党政公务人员、院校之学生、工厂之劳工等，皆仰政府为食，于我实为大包袱；毛匪占据乡村，残乡绅而分其地，乃想灭消费人口，而做生产之业。我之控制区，仰赖匪区之粮食供给；匪之控制区，专以扰乱我之市场为要。两相抵触，我之经济为乱，实属正常。此简单供需之问题，较军事之胜败，尤为关键。”
——李璜，中国青年党创始人，原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议会参议，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长，1948年1月《经济乱象之简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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