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 保健医生吴洁披露毛泽东遗体前一幕
吴洁，中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和心脏内科专家，中共建政后长期从事中央首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医疗保健工作，工作高度保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低调做人的性格，他本人至今不为民众所熟悉。2015年1月，由其子吴新生等所着的《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第一次详细披露了吴洁几十年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的经过，尤其是对毛泽东晚年生病、医治、抢救的经过，各方的表现尤为详细，也从一个专业医生的角度披露了是何种病痛最终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
文革中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深夜主席病情忽恶化，呼叫不应，以为是心跳骤停
1972年2月11日的北京，寒风刺骨。午夜时分（一说已到12日凌晨），毛泽东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他除了原有的咳喘和呼吸困难外，先是出汗很多，脉搏细弱，随后发生昏厥，应该称为上述的“二氧化碳潴留”。实际上，在正式成立医疗组之时，毛泽东就已出现了先兆症状，并已作出明确诊断，只是没有达到昏迷的程度。这也是父亲一直研究并强调“肺性脑病”的原因。
当时，毛泽东只同意父亲和李志绥、胡旭东等进游泳池，而医疗组的其他医师都在中南海门诊部备战。听到呼叫后，在“游泳池”值班的胡旭东医师最先到达现场，呼叫不应，以为是心跳骤停，急得差点没哭出来（据回忆，是一拳叩击无效后急得直哭），匆忙间赶紧做心脏叩击，实施心脏复苏术。
李志绥看了一眼就迅速转身离开现场，跑去叫人去了，没有直接参加具体抢救工作。父亲一生经过无数次重大抢救，但这次却与每次不同。第一次在抢救现场他也两腿发软，险些走不动路。按照他自己事后所说的，当时的每个重要医嘱都要通过他的同意，一旦出现意外，责任之大不可言喻。但医师的职责和现场最高专家的责任使他尽可能保持镇定。检查过病人后，他判断为在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之上，合并肺性脑病，由二氧化碳潴留和严重缺氧造成昏厥，立即组织按呼吸衰竭、肺性脑病进行抢救。
主席的这次病情恶化，也证实了父亲等医疗组成员当初的诊断和对病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并没有肆意夸大病情，或“谎报军情”，当然也谈不上“制造混乱”。他们只是实事求是地履行了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基本职责。
当时，主要抢救设备和麻醉师、急救护士都在中南海门诊部，“游泳池”内只有简单的药品等，对于抢救工作来讲，近于无米之炊，而呼吸性酸中毒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保持呼吸道通畅和改善呼吸状况，在应用各种药物的同时，父亲等焦急地等待其他医师及抢救设备。
接到电话通知后，麻醉科尚德延主任、高日新主任、护士俞雅菊等抢救人员带着设备，迅速从中南海门诊部赶到“游泳池”，立即配合吸痰和面罩给氧。根据俞雅菊回忆，他们到达现场时，看到秘书张玉凤在大声呼唤主席，父亲和胡旭东医师在周围组织抢救。
得知刚被抢救过来时说：“我差点见阎王去了”
随后，周恩来总理也赶到现场。根据周总理当时的保健医师张佐良回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闻讯后，当即离开赶往“游泳池”。此时叶剑英与张春桥也已赶到。周总理用双手握住主席的一只手，大声呼喊时，“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父亲等简单地报告了病情并汇报了实施之中的抢救措施，包括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面罩加压给氧、建立静脉通路后给予强心剂（西地兰）、呼吸兴奋剂（山梗菜碱）和抗菌素、皮质激素等。这些治疗都是针对“肺心病”和“肺性脑病”的。周总理立即到怀仁堂向全体政治局委员通报病情。之后，他代表党中央，表示同意医生的治疗方案，要求继续组织全力抢救。
治疗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血压、脉搏、心电图恢复了正常，喉部“发出轻微的呜呜声，眼皮动了动”，开始有了反应，检查各种反射有所恢复。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毛泽东逐步清醒过来（有记载前后昏迷了半个小时左右）。他睁开眼睛，用手去扯氧气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当得知自己刚从死亡线上被抢救过来时，说“我好像是睡了一觉”。又说“我差点见阎王去了”。医生们说：“如果您见阎王去了，我们就都要见阎王去了。”在毛泽东的追问下，大家才说明了原因。
随后，时任中办主任的汪东兴也向主席汇报了事件的详细经过。毛听后很激动，说：“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病情告诉大家，说明是抢救无效而死，不是医生们的责任，不能像江青那样。”也有说，当时毛泽东曾用手指着自己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
另据周恩来的前保健医师周尚珏有述，于1956年有几个中南海的年轻医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毛泽东听后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要是反党小集团的话，我就是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总后台”。
随后医生们又给用了利尿剂。几个小时以后，主席开始排小便，自觉症状明显好转，各项生命体征都趋向平稳。毛泽东本人也很高兴，自愿接受治疗。
当晚，周总理再次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的陪同下，主动和医疗组的主要医师照了一张合影，并对几个医生说“你们为我党立了一功”，又提出要求，“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因为有会见尼克松的期望，才同意接受了治疗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之后，大家也非常高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14日，也就是大年三十，在总理的提议下，几个医生主动凑钱，请所有的医护人员聚餐，包饺子，共贺新春并庆祝抢救成功。
在这些医师里面，属父亲资历最老，级别也最高。他如释重负，愉悦之下一下拿出了50元钱，这相当于当时大学生毕业后一个月的工资。就是这样，大家沉浸在抢救成功的喜悦之中，各自离家在中南海共度了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大年夜。
经过1-2天的治疗，毛泽东的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实际上输液治疗只进行了三天，主席就不同意了，也就是从春节开始，只好改为口服用药。
一次他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病情后，说：“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要来你们知道吗？”医生们回答：“总理讲过了。”毛泽东说：“就在这个月二十一日来，我能在这个日子以前好吗？”医生们回答：“只要坚持治疗下去，会见尼克松没问题。”毛主席说：“那好，你们给我治下去。”然后他请几个医生在游泳池吃晚饭，菜中有清蒸武昌鱼和火锅，大家共贺春节，并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作陪。餐中毛泽东对父亲说，“你救了我一命。”也有说法，当时毛泽东就是因为有如期会见尼克松的期望，才同意接受了治疗。
趁着毛泽东同意接受治疗的大好契机，在父亲的具体主持下，与胡旭东医师一起，根据毛泽东的病情变化随时修改医疗方案。
经过精心治疗，２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日的下肢水肿症状开始逐步消退，心律及精神状态都明显好转。因肺部感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他的呼吸渐趋平稳，剧烈的咳嗽和低热症状也随之缓解。
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晨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被诊断患上罕见的不治之症——“肌萎缩症”
从1974年开始，缘于毛泽东的病情变化，又先后牵扯到其他专科，诸如眼科、神经科，且不是一两次会诊能解决问题的；又随着毛泽东年龄的增大和疾病的逐步加重，为了避免个人决定重大医疗问题出现的偏差，给予医疗上更大的重视，所以，根据原医疗组成员和主管领导的建议，在中央办公厅的直接安排下（每个人员的变化必然先征得毛本人的同意），毛泽东医疗组不断增加医务人员，或为临时性的，或按需随访，或阶段性的，或根据需要改为持久性的，逐步会合了全国所需各专科的众多知名专家，并采取相互协作、以内科为主导的专家集体负责制。也就是说，多数的诊断和治疗措施都需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当然也是集体承担责任。以北京医院和中南海为代表的“老保健”，更知道“水的深浅”，时刻有如履薄冰之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相对保持低调和沉稳，即使是成熟的诊治方案在胸，有可能也愿意再听取其他同行的意见后再决定。如果有其他专家“向前”，他们宁愿“退后”，决不出风头。
毛泽东的病情变化首先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视力逐步下降，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第二是虽思维清晰，但说话表达欠灵，四肢乏力，手掌和小腿肌肉逐步萎缩。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根据主席健康的需要，眼科和神经科专家开始介入毛泽东主席的医疗工作。随后根据神经科的诊断，为更好地实施呼吸道管理，除原有的麻醉科专家外，耳鼻喉科专家等也加入其中。
眼科专家的诊断明确，为老年常见病“白内障”。开始是会诊，以后其中一部分也改专职常驻。针对主席后一种症状，实际上，北京的王新德主任和黄克维主任首次会诊就已有了初步诊断，但这个诊断属于“不治之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么重大的问题岂敢轻易决定，尤其面对的是领袖。因此，在他们的建议下，为妥善起见，又请了上海的张沅昌教授会诊，最后统一意见，诊断为一种罕见的不治之症——属于运动神经元疾病范畴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运动神经元疾病（Motorneuronedisease），俗称“肌萎缩症”，因这些部位主管肌肉的运动而得名。专家们将诊断意见上报后，根据叶帅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各大医院寻找病例，摸索治疗经验，并根据周总理意见在国外搜集治疗办法。同时，根据吞咽困难和可能造成窒息症状的需要，又调北京同仁医院鼻喉科专家徐荫祥院长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介入主席医疗工作。
“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里，就像紧急集合”
毛泽东就是在罹患这两种病症的状况下，抱病开始了南巡。在长沙停留期间，因为毛泽东长时间不肯见医师，又因为陪同南巡出发前医疗小组匆匆而走，没有充分准备，1975年1月初，父亲和李志绥、胡旭东等医疗组成员曾一度抽空回京，安排下一步诊治及人员设备事宜。随后护士俞雅菊只身返回，因为主席身边没有了医师，故临时请当地湘雅医学院的专家协助。不久，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初始参与毛泽东主席医疗工作的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姜泗长、北京医院外科主任周光裕也被接到长沙。这其中还包括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袁兆庄医生，是由胡旭东医师带着先期返回的。
在姜泗长传《师道》中提到一个细节：1975年元旦在长沙省委招待所，“北京医院的心内科专家吴洁……一天，他对新到的姜泗长悄悄地提醒道：‘不要把行李打开，就放在箱子里，主席说走就走，常常在半夜里，一般在出发前一两分钟通知，就像紧急集合，拖泥带水要误事的。’……没有两天，主席真的要出发了。果然在几分钟内各路人员各就各位。”虽然此文是他人执笔，可能在时间地点方面有误，但仍可见当时医师的工作状况。
在长期的主席医疗保健工作中，父亲除了对主席的身体患病情况了如指掌外，并已经熟悉了主席的生活和工作规律，这也是担负高干医疗保健工作的医师所必须具备的。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也曾回忆从杭州返回北京的启程场景：前一晚，十几个医生还在为主席插鼻饲管问题开会讨论了一夜，天刚亮，汪东兴就通知医生，立即动身返京，只给几分钟的时间，像军队的紧急集合一样，有的医生急忙把东西往箱子里塞，塞不进，拉链拉不上，提着半开的箱子就往车上跑。车开动了，有人说：“哎呀，我的钱落在抽屉里，没拿。”有人说：“哎呀，我的衣服还挂在壁橱里，没拿。”只好人先回京，以后再派人把落下的东西取回。
已扩充到二十余名医护人员（除原有的三位内科医师外，还应包括两位神经内科、至少三位眼科、一位耳鼻喉科、一位麻醉科、一位外科、两位放射科、两位化验员及十余位护士）的医疗组，在杭州专家们分别给毛泽东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然后进行了汇总讨论，并书写了正式的报告。内科方面，除原有疾病外，还正式诊断有“冠心病”。
视力已近于失明，白内障的治疗被列为当务之急
为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的病情，1975年2月8日，中办主任汪东兴亲自率领医疗组专家代表父亲和李志绥等一行乘飞机返回北京，内科医疗就由胡旭东负责，并随时与北京保持电话联系。15日，大年初五，在人民大会堂，由主席医疗组的代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周恩来带病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汇报会上，医疗组首先由李志绥汇报主席病情整体情况，再由父亲汇报有关心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情况，并由解放军总医院的黄克维主任汇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教授汇报有关白内障的治疗意见、李宣德汇报有关X线胸片的表现。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尤其是神经科的诊断，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个人比较清楚，而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以致黄克维的汇报颇费些周折，压力也最大。随后，在全国神经学科展开了运动神经元病的研究。几个专家也留在北京领导相应科研活动，收集资料，并进行各种准备。因为上述神经系疾病一时还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只能根据呛咳的症状提出对症鼻饲治疗的建议，而毛泽东的视力已近于失明，所以白内障的治疗被列为当务之急。在汇报后，中医眼科专家——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眼科主任唐由之和高培质也加入到会诊行列，正式提出了中医针拨的治疗方式。从此在几个医院开始了白内障更换晶体手术及中医针拨治疗的对比研究。
1975年4月，毛泽东结束南巡返回北京。
毛泽东返回北京后，白内障的治疗也被正式提到日程上来。医生们反复讨论的是采取何种治疗更好，主要在西医晶体置换手术和中医针拨的方法之间进行选择。为此，中西医眼科专家多次会诊，并与其他各专科的专家一起反复研究，共同讨论了多次，最后还是认为采取中医针拨的方式更为安全、便捷，从而决定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并且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1975年7月，经过充分的准备，在各科的密切配合下，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唐由之主任和高培质，在中南海“游泳池”小书房改设的临时手术室内，成功地为主席左侧眼睛做了白内障的针拨治疗。这两位医师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西医的培训，前者为“中学西，再行中”，而后者为“西学中”，都应属于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专家。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患膀胱癌不治而逝世，之后10-11日在北京医院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曾因工作关系，多年来与总理接触甚多，在毛泽东医疗小组建立之前还一直在为他治疗冠心病，此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非常想再见总理最后一面，但终因医疗组的工作不能离开，而未能如愿。想当初，还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成立了毛泽东的专职医疗小组，并亲自主导所有的抢救治疗工作，没想到的是，现在他却走在了前面。一切正如周总理生前所交代的：“全心做好主席的医疗工作，不要再到我这来了。”父亲最终也未能参加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见上他最后一面。后来只能由我们的母亲作为代表前往吊唁。
总理去世后，由华国锋负责毛泽东医疗工作
因为神经系疾病致喉部肌肉麻痹，毛泽东的说话表达和食物吞咽障碍日趋严重。到了1976年5月中旬，他的心肺疾病也逐步加重。除原有肺心病外，又因冠心病，反复出现心肌供血不足，并“第一次”出现心肌梗塞。为了抢救工作的方便，毛泽东的病床已搬到老游泳池改造的大厅。在这个大厅北侧，用厚厚的布幔分隔成多个小“房间”，里面摆放着办公桌、单人床、靠背椅等作为专家办公或休息之用。为加强抢救力量和充实人手，又调来时任上海医学院心内科主任的陶寿淇和北京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的内科主任方圻等。随后，305医院的专家也全面介入。
从这时起，老医疗组的成员都感觉有这么多全国优秀的专家来支援，原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除父亲退居到“二线”外，有这么多著名专家在，李志绥只负责从事一些非临床的行政组织协调工作。胡旭东医生也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失眠，最后因服用安眠药后吸烟不慎失火，烟熏伤及呼吸道并晕厥，经过气管切开等抢救措施才转危为安，随后住院治疗了很长时间。他后期病愈返回，只参加一些心电监测的辅助工作。麻醉科的尚德延也因健康原因隐退，改由高日新负责，后期北医麻醉科的姜培芳也加入医疗组。
有了众多专家的组合，重要医疗问题都需经过集体讨论，并经政治局值班的领导“拍板”。因此，虽然主席的病况大不如前，但父亲从前一人负主要责任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1976年6月26日，毛泽东又突发心肌梗塞，医疗组再次抢救成功，并同时安放了鼻饲管。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周恩来总理去世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中旬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接踵而来的精神打击使毛泽东主席的病情迅速恶化。这时中央已改为由接任的华国锋总理负责毛泽东的医疗领导工作。
7月31日，在大家的劝说下，毛泽东主席从游泳池搬到结构比较牢固的“202”新住宅。这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房区，它位于游泳池住地南侧，1969年为战备的需要动工修建，1974年建成。“202”有一条回廊可与游泳池住地相连。这所新宅的特点是抗震性能良好和适于当时的战备需要，如今在毛泽东生命危重之时派上了用场。
所有到场的政治局委员都哭了
据载，毛泽东于9月2日又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而从9月8日傍晚开始，出现心律不齐和血压下降，并逐步进入昏迷。当时，尽管“202”住地内外人员众多，但却是静悄悄的，医护人员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几个专家轮流严密观察，在心电监测仪上，随时显现着他的心脏跳动情况，所有的眼睛都紧紧盯着那条时起时伏的曲线。当晚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到达现场。
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跳动，心电图呈一条直线。这时，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走过来问父亲：“老吴，你看还有什么办法？”父亲说：“还有。”汪东兴问“什么办法？”父亲说：“开胸心脏按摩。”汪东兴问：“可以维持多久？”父亲说：“6-8个小时。”汪东兴回答：“那没什么意义，不要做了。”
9月9日0时10分，依中办主任汪东兴所述，“由陶寿淇、吴洁、陶恒乐、方圻几个教授共同宣布主席逝世。”当时由陶寿淇教授记载的病历如下：“23时44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9日0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0时5分心率减慢至每分钟84次，0时6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0时7分静脉内推注异丙基肾上腺素0.2毫克。0时8分起出现心室自身节律，心音听不到。静脉内注射肾上腺素1毫克无效，0时10分心电图上心室自身心搏消失，心跳停止。经积极抢救无效，请示在场的中央负责同志同意后于0时17分停止抢救。在治疗及抢救过程中华国锋、洪文、春桥、江青、东兴、耀祠、远新同志及医疗组全体医护人员都在场。”所有专家和医生共同在抢救记录的医疗文件上签了名。当时，所有到场的政治局委员都哭了。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先后患肺心病与冠心病，并多次出现心肌梗塞，最后死于心肺功能衰竭，但实质上，运动神经元疾病才应该是致命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上述疾病的恶化及功能衰竭。否则，在全力以赴的抢救下，生命或许还能够继续维持。第二天半夜毛泽东主席的遗体运往人民大会堂，所有身边的医务人员都陪同送其最后一程。
1976年9月9日当天，中共中央于第一时间在各主要媒体同时播发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举国上下沉浸在震惊与极度悲哀之中。
9月13日，守灵和瞻仰遗容的第一天，大家都争相看毛泽东最后一眼，并送最后一程。父亲与众同仁一起，也被安排为毛泽东主席守灵。这时的父亲也是近70岁的年龄了，因为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头脑始终处于昏昏之中，又在现场一片悲痛的气氛影响下，他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虽然当时只给了不到半小时的守灵时间，但事后他回忆说，当时是硬挺着才勉强坚持了下来。
9月18日父亲又与众同仁一起，参加了毛泽东主席追悼会。
随后，父亲还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遗体保护工作。一年以后的1977年9月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了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周年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有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以及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出席。父亲也应邀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作为毛泽东医疗小组的一员划上了一个完整句号。
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让医生们都先退场
主席逝世后，江青也曾对医疗小组略有微词，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主动表示“大家辛苦了”，以此表达不再纠缠医疗责任。令医疗小组医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终结，险些使医疗组的医护人员陷于灭顶之灾。
9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由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汇报主席的患病、诊治经过以及死亡原因，能不能获得通过、有没有医疗差错全凭此一锤定音。因此，这是一次关系到医疗小组全体医护人员命运的会议，包括父亲在内的医疗组医生到会。没想到的是，在汇报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
这是作为医学家的父亲，首次直接面对并见识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政治交锋，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头雾水”。事后他说，当时也没有听明白具体争吵的内容，包括陈锡联等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也许是因为他不了解政治争斗而没听懂，或是有意把听到的“烂在肚子里”。他只是知道，这次会议意外地出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当着医务人员的面大闹“政治局”，认为是有人谋害了毛泽东，并与“四人帮”在现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还拍了桌子。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对主席的忠心和不明真相，或许与政治因素相关。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实际针对的是什么人，医生、护士都将可能是又一起“医生阴谋”（指1972年江青等曾为主席医疗事“大闹政治局”）最直接的无辜受害者。只是这次的危险远远小于江青的那次，因为牵扯的专家众多，并已经采取了集体负责制，且在关键的时候，都有各派政治局的常委在场拍板定夺。
由于会议争论的内容已从医学范畴转到政治领域，并僵持不下，医生已不宜留在现场，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适时出面协调，让医生们都先退场。而父亲等事先最担心的江青，这次却一反常态，还特地赶上来送别，并向医生们表示感谢，大家都深感意外。以后据说是在叶帅的劝说下才平息了这场争论。
实际上，主席的医疗工作一直是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并亲自安排，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具体指挥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又改由华国锋总理直接负责。后期主席医疗组逐步增加至十几位知名专家，包括了各相关学科，分工、分组并集体负责，而且政治局常委随时有人值班。
这次汇报会后父亲心里一直惴惴不安，直到有一天，他在家接到一个据说是“中央保健局”的电话通知：“吴院长，经证明你们对主席生前所作的诊断和用药完全正确。”表面上，这是一个常见的医疗结论，而实际上它的分量远远不止于此，表明组织上已做出结论，符合告全国人民书中所述，“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的结果，不会再追究医生的政治责任。父亲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总算圆满地完成了行医史中最重要的一次医疗任务。
主席刚去世十几天，江青召集大家去北海公园摘苹果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江青总是打着毛主席的招牌发号施令，实际上她根本不能随便见毛泽东。如果想见，必须通过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安排。其他能接触毛泽东的，也就是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各种服务、警卫人员。当时有的首长想上书毛泽东而不能，就向父亲打听通过什么渠道才能直接面呈主席。
1972年毛泽东病危前后，江青更在乎的只是手中的权力，不惜拿医生当替罪羊。毛泽东逝世前后，可能是她错误地认为手中的权力已经比较稳固了，因此，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伤心与悲痛，也不再一味地找医生的麻烦了，俨然以主席继承人的姿态自居。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江青突然来到医疗组，让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叫上所有的医务人员跟她去北海公园摘苹果。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毛主席去世的悲痛之中，但也不敢违背她的意愿，只得随她而去。摘完苹果后，她又在仿膳组织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还让陶恒乐主任诵读，又嫌他有口音读得不好。
大家都不能理解她的意图是什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中午她在仿膳请大家吃饭，当然，所有的人也只是应付场面而已。实际上，江青是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因为当时的大众已开始对她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了，从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总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医疗组和江青都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当日下午急急忙忙返回中南海。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毛泽东医疗组的医务人员，以及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相关警卫一中队、服务科的值班人员等，对大家在主席病重期间的相关工作给予了肯定，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当时华国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陪同，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也在座。
张春桥：“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
两天后的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领导下，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逮捕法办，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集团。
当二子吴保祖将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开始先是一怔，还有点不大相信，随后说，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儿合过影呢，是真的吗？随后不久，医院正式传达了中央文件，他才不得不信。1976年10月14日，相关部门人员组织毛泽东医疗组的医师一块儿写了揭发“四人帮”的材料，全文如下：
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迫害毛主席的罪行。每次主席生病治病，江青都一再干扰破坏。一九七二年主席病重时江一再干扰说：“主席没有病，医护人员谎报病情。”还说：“医务人员都是反革命特务。”气得主席停止了一切治疗，延误治疗二十多天，造成主席健康严重损害。
今年九月二日，主席病情加重，江青要去大寨，给主席写报告，主席未同意，第二次又报告，硬要主席同意。九月七日，主席的病已很危重，我们心情很沉重，而江青与医务人员每人握手，并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我们听了很气愤。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又硬再加上一座灯。江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使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要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主席病重，张春桥值班守护时，很少进主席的房门，也很少过问主席的病情。有一次他值班时，主席病情突然变化，我们到处找不到他。一次医疗组在汇报毛主席病情时，提出需要查血、打针，张春桥声色俱厉地说：“不打针不查血，你们给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后来我们查了血打了针。
签字落款人为：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
这个材料汇入了1976年12月王张江姚专案组编写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中发（1976）24号文件的附件，下发并传达至全国。
1976年10月24日，父亲受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邀请，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胜利的百万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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