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系与政学系的较量：国民党派系之争催化内战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南京庆祝大会，蒋介石步入国民政府时，仪仗队演奏军乐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0月上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步入巅峰时期。然而正当国人欢欣鼓舞，满心期待和平、民主即将降临中国大地之时，国民党部分官员却忧心忡忡，在1月31日召开的临时常会上，谷正纲、张道藩等向蒋介石痛切陈词，哀叹国民党让步太多，各常委“皆有忧慨之色”，会议最终虽然决定通过政协决议，但仍要求将之提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审核。果不其然，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因政协协议问题，掀起巨大反对浪潮，左右摇摆的蒋介石随即彻底下定决心，与中共全面开打，随即1946年4月国共两军在四平展开决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决裂，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论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独自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CC系拿政协宪草原则当靶子
政协会议共有五项决议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关系到训政体制废除的政府改组案，但CC系等强硬派并没有选择以改组案为攻击对象。因为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前曾明确表态，希望国民政府改组。CC系明白美国人毕竟是国民党最主要的“金主”，不好也不能以此为突破口。他们决定避重就轻，选择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攻击点。宪草原则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因为与其他议案相比，宪草问题并不十分迫切。正因为如此，即便王世杰这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因事务繁多，并未过问宪草问题。据说宪草原则上报之后，蒋竟然未看。那么，CC系为何选择这个当初最不被重视的问题向政协发难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以三民主义卫道士出现的CC系自称抓住了要害。
国民党声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就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国民党右翼集团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动了政治反扑，并以此发泄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
CC系对宪草原则的不满，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便表现出来了。在当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痛哭流涕，反对宪草协议甚烈。政协闭幕之后，这一情绪在迅速发展，2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的委员大都为党中CC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协议，尤其是一致攻击宪草案。蒋介石对于政协会议虽然有所不满，但由于几个重要因素的牵制，大体上主张维持政协协议。鉴于党内的不满情绪，以及宪草原则对其今后地位的确不利，蒋采取了平衡手段，即只对宪草原则做几条修改，其他协议则维持不变。
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负责政协会议谈判的王世杰开始焦虑起来。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如何变更以上协议，以免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为本党二中全会 (定三月一日开会) 所推翻，为目前最难之工作。”
六届二中全会的较量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中共问题本未列入会议日程，但是在3月1日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刘健群首先发难，提出共产党问题是否包括在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并提出关于各党派动向，尤其共产党方面，应做详细检讨。吴铁城在请示蒋介石后，示意可以包含在内。这样，中共政策就在国民党内部分人士的要求与蒋介石的纵容下，成为会议主题之一。
会议因中共等问题遂即引发激烈争议，即便像陈布雷这样温文儒雅的文胆也感到诧异。陈感叹到处都弥漫着对人攻击的语言，“此在平常国家之国会亦所常见，然在党的会议中，则此次当为第一次。”3月7日，当孙科报告政协协商经过之后，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对于孙科的解释，并不买账，纷纷发言攻击。
一向以反共领袖自居的张继，倚老卖老，首先发言。他直白地说政协和1924年的容共并无二致，结果必然导致政权中心发生动摇。事关党国的生死存亡，必须根本反对，要求蒋介石将协议根本推翻。张完全不顾现实地喊道：“我们中央还有办法，好坏也罢，大家一致，不然共产党同在里面更不得了！”
和张继想法类似的国民党要员并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如今的天下是国民党靠北伐战争打下来的，自然应由国民党来执掌，哪里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尤其是要将党国的部分权力让予所谓的中间党派，更是不能容忍。有人直斥：“民主同盟是什么党？还有那些社会上没人知道，根本没有党员的党，我们与他协商，不知道用意何在？在抗战胜利的今天，我们反变成革命的对象，你们说，我们服气不服气？虽然政府不免有缺点，由纯洁的同志出来批评还可以，绝不应由强盗、军阀、走狗、官僚来批评。”可悲的是，国民党内大多沉浸于此种气氛之中，反而认为此类言论是“出于爱党爱国之诚意，非别有用心也”。
CC系谷正鼎(中执委、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长）、张道藩（中执委、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遂即借势提出主张，认为政协是国民党最大的失败与耻辱，使党员对中央丧失了信心，发生了离心力，值得反省警惕。但失败既已成为事实，只能设法补救。他们提出几项建议：（一）共产党必须将军队交出后，国民政府才能发表共产党的政府名额；（二）政府内部应清除类似政学系的媚共分子；（三）五权宪法不能动摇；（四）宪草应交国大讨论，由国大自由采择，不能约束党员代表接受政协宪草。
会议之上，反对政协及其决议，指责中共，批评国民党让步过多的言论几成一边倒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即使是主张对共妥协、实行政协决议的人士，如孙科、王世杰、张群、张治中等，在反对派的声势和强大压力下，均噤口不言，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与此同时，CC系等抓紧活动，试图获得更多中常会常委的名额，行政院参事对此有极为形象的描述：“这两日竞选的活动到了最高潮。十三日上午初选代表没有集会，全是私人接洽选票的活动。十二时市党部在百龄餐厅设宴招待全体代表，下午二时再次在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晚间市政府又招待全体代表。??十四日上午九时举行选举。在选举之前，我们早一小时即到会场。这一小时内场内外的活动，煞是奇观。竞选人都竭尽了心力，做一切自认为可以制胜的手段，例如散发名片、传单、文章，张贴标语，逢人打躬作揖等。”政学系备受打击，大量投机钻营之徒进入国民党的决策层，王世杰为此感慨：“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国民党内部部分官员将涉及国民党历史命运走向的政协协议作为打击对象，以实现其私图，危亡之象由此可知。
蒋介石对CC系和“革新派”的让步
蒋介石面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和对共政策的激烈争论，故意表示出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试图放纵党内对政协的反对，压迫中共让步，继续维持其个人独断权力和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又意欲将此种反对意见限制在一定程度，尤其是如果公开全面否认政协决议，则势必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招致国民党企图拉拢的若干小党派、社会贤达以及美国人的不满；同时也会导致立即与中共的决裂（国民党对此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然而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战后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包含CC系部分成员）对党内旧有作风甚为不满，逐渐形成了一个 “革新派”，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成为革新派发泄不满的重要时机。3月2日吴铁城在二中全会上做第一个报告，即党务报告，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革新派既然要求党内民主，其矛头便必然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正如唐纵所感觉到的那样：“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民主的”。正因为发现这一势头不妙，陈诚立即出面约请革新派代表人物刘健群等人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此时，因政协问题和东北问题两个重大的失策，国民党内相当一批人士对蒋不满，蒋在党内的声望有所削弱，对会议的控制力也必然削弱。3月4日，蒋在全会讲话，“强调民主精神，鼓励大家自由发言”， 实际上向革新派做了一定让步。这样，CC与革新派成为二中全会中的主导力量，会议最终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3月16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 《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这种单边行为和肆意指责，非但无助于改变国共的实际态势，相反只能恶化本已脆弱的国共互信。更关键的是，决议明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这种实际推翻政协决议的主张，势将引起中共的强烈反弹，从而危及政协决议实行的前途。
1946年12月31日，首届制宪国民大会期间，行政院长宋子文（右四）、立法院长孙科（右二）、司法院长居正（右五）、检察院长于右任（左一）、考试院长戴季陶（右三）在签署“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命令仪式上。这次由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 “国大” 所制定的 “宪法” ， 周恩来表示 “全国民主人士决不会承认它为合法有效”
国共关系的转折
3月8日至16日，正值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政协和对共政策进行激烈争论期间，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连续开会，对宪草进行实质性讨论。周恩来看到国民党内的紧张态势，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对于政协决议的支持，3月15日决定就宪草问题做出三点重要让步，即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删去宪草协议中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之条文；“省定省宪”改为“省定省自治法”。然而中共的让步，并未换取国民党的良性互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却是态度强硬，毫不让步，迫使中共不得不相应调整战略，改变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路线。就在中共重庆代表团做出让步的当天，毛泽东在延安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我们要把握住自己”，并批评说，如果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代表团：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
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董必武等，不再重提之前的三点让步：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为中心，如能争得一个民主宪草而又能保证在国大通过，则可参加政府、国大，因此，在目前谈组府及国大时，必须与宪草扣住；我们打算在宪草修改时，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重庆除继续宣传攻势外，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如宪草三点），以免束缚我之改变打算。由此，国共本已达成的妥协又成悬案。双方本来能够坐在谈判桌前，就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国内和平呼声之下的应对举动，好不容易获得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却因国民党主动撕毁协议，导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与此同时，3月18日，也就是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日，中共攻占四平，切断国军由沈阳北上长春的通道，自此，国共两军在四平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国共双方都认为四平战役的胜利可以打破东北问题的僵持局面，而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将推动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国共两军在四平举行“决战”的政治态势，骤然形成。战后中国和平走向民主化的最佳机遇，就在国民党强硬派充满私欲的反对声中，瞬间丧失。
（本文对汪朝光、邓野的论著多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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