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代宗师百岁教父病逝:习王都是他的门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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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先生10月9日病逝，据悉，王岐山和习近平是杜润生的门生。
新华社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6时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公开简历显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百岁教父
陆媒新浪财经披露，如果说有谁曾以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当今中国的众多领导人，并培养出能够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的门生，那么，杜润生绝对算一个。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的指点和帮助。
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思想的论场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官员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不拘一格用人才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
1982年，翁永曦被杜润生破格升任为农研室的副主任。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不装错口袋、不上错床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预想到，若干年后，曾经的爱徒王岐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人们对他治下的中央纪委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有着很大的期待。
当年一位杜润生的门生，如今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调到省里面去工作前来跟老头告别，面对杜严格要求自己的叮嘱时曾表示，至少会把握住两条，第一不装错口袋，第二不上错床。
杜润生当年最辉煌时期主政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几乎是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一直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表示，当年的九号院在农村改革领域的贡献，除了杜起作用和他领导下的老中青干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中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政策协调机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虽然它小，但是可以协调七个涉农部级单位，而这些在今天仍然具现实意义。温铁军指出，现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门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新华社10月9日消息，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6时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公开简历显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认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三农 （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百岁教父
陆媒新浪财经披露，如果说有谁曾以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当今中国的众多领导人，并培养出能够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的门生，那么，杜润生绝对算一个。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的指点和帮助。
中国“三农”问题专家杜润生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思想的论场
某个春节过后，刚回农研室上班的官员就被叫去听一场汇报。到会议室一看，是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人。都是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熟悉中共干部文化的人，一下理解了其中的抱负和深意。
“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联络室的蒋中一说。后来，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习近平、刘源、陆学艺、翁永曦）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翁永曦是1982年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的。他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这其中，安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的，是王岐山。
在80年代的相会中，王岐山展现了“广泛交往“及“很强的组织能力”。“他比较特殊，常是杜老直接找他办事。”和王岐山同一办公室的魏唯说，联络室的功能是组织社会力量研究农村问题，将题目委托出去，不断发现新人才。魏唯主持的农村问题论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刊物，时常充满激烈的争论。
《走向未来丛书》也是与联络室合作的成果，王岐山担任丛书编委。1982年毕业进入九号院的研究员袁崇法对丛书印象颇深：“这套图书不停地介绍国外先进理念，我们因为封闭了多年，又搞文化大革命，不了解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这些信息整天刺激着我们。”
那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他们对新资料、新情况、新观点、新思维、新理念特别的敏感，“就怕自己跟不上”。
不拘一格用人才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将之总结为九号院得人心的根本。这里信息无碍，机要室也可以进去查阅文件，丝毫没有神秘感。
1982年，翁永曦被杜润生破格升任为农研室的副主任。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一语成谶。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立刻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翁永曦大刀阔斧，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毕业不久的袁崇法、魏唯、戴小京和何道峰等人也担任起组长或副组长的职务（农研室一百多人，分为若干组和室），组员不少是局级甚至部级老干部。他们说这是杜润生的智慧：职务和级别待遇并不挂钩。没有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却委以重任。
不装错口袋、不上错床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预想到，若干年后，曾经的爱徒王岐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人们对他治下的中央纪委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有着很大的期待。
当年一位杜润生的门生，如今已是相当级别的领导，调到省里面去工作前来跟老头告别，面对杜严格要求自己的叮嘱时曾表示，至少会把握住两条，第一不装错口袋，第二不上错床。
杜润生当年最辉煌时期主政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几乎是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一直深入研究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表示，当年的九号院在农村改革领域的贡献，除了杜起作用和他领导下的老中青干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年中央可以设立超部门的政策协调机构，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的部门。虽然它小，但是可以协调七个涉农部级单位，而这些在今天仍然具现实意义。温铁军指出，现在的一些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门就只能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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