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今天说说林彪做逃兵的事儿。
说实话，关于林彪是否做逃兵的事，毕竟有第一当事人的材料，言之确确，本想硬着头皮就这么认了。砖头的名字虽然暴力了点，但咱毕竟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更做不出歇斯底里地抡着镐头铁锹的体力活。真的要感谢这里的某位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喋喋不休，间歇式的发作。砖头真就下了点功夫，也有了点发现。不过，砖头还是想先说说起义失败过程。至于砖头的发现，卖个关子，稍后的文字里再呈现给大家。
要弄清楚起义的领导人们的表现，这挺难的。这些领导人们很多都属于在以后的若干岁月里高大上的人物，都冠以什么家什么家。公开发行的资料中，谈到领导们都做些什么，要么是有功无过，要么是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砖头综合了诸多材料，试图搞清楚诸多人物的去向。当然，砖头不是专业人员，所读材料有限，希望能有补充，也欢迎善意的指正。
好了，老规矩，先了解一下历史吧！
三河坝分兵后，20军和11军二十四师南下，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掩护主力行动。九月二十三日占领潮州，九月二十四日占领汕头。
汕头会议的争执
在汕头期间，张太雷潜来汕头，带来中央最新指示，关于起义的若干问题，与起义领导们开始争执。
周恩来年谱： 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汕头，召开南方局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要求取消起义军原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将军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并布置张国焘、李立三等离开部队，起义军一切事宜由周恩来负责处理。周恩来表示目前军情紧急，一切变更要待击破汤坑之敌后，方能实施。会后，赶赴前线部署作战计划，随后返回汕头。
张国焘我的回忆：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中央首都，我们准备在哪里大展宏图……
不两天（应该是二十六日），张太雷奉中央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迳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
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丛书 - 南昌起义卷：张太雷说：“中央已经决定，取消谭平山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张国焘和李立三立即返回上海。”
周恩来抑住不快，说：“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改过来当然好。不过现在前方军队正在和敌人激战，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放到打完了仗再讨论？”
张太雷说：“我同意恩来的意见，打完仗再说吧。这里的事情，还是有恩来主持。我还要赶去广州，赶紧把广东区委那个摊子铺开来。”
张国焘我的回忆：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争执。
关于张国焘回忆录里提到的 “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迳行领导，因为他就要敢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张太雷在九月二十七日给中央的紧急信中也有提到并解释：“南方书记大家要推我，但我又必须回港省，他们坚决留我，但我如何能留呢？”
总结一下：占领汕头后，张太雷来了，传达中央指示：转达八七会议新精神；替换周恩来，谭平山担任起义的总负责人；担任广东区委书记；并告诉张国焘和李立三可以走了，其他的都得留下（这个后一句是我说的。张国焘和李立三是我唯一能够查到有中央指示可以离开的名字。那其他人是走呢，还是留下呢，张太雷没说）。领导们开了个会，张太雷说这阵子你们表现都不太好，都被降职了。大伙挺不满意，争执不下。国焘兄撩耙子说：这个太雷兄，你是钦差，又有全权，大伙都不行，干脆你来当头好了。张太雷推辞：不行不行，不是我水平不行，我广东那边更重要（哪边更重要？）。周相不高兴了：都什么时候，还扯这些个没用的，那个谁谁谁该干嘛干嘛去。于是，会议散了。
从潮汕到汤坑
按照原计划，占领潮汕后，应该立即出兵，经揭阳，普宁进入海路丰，会和当地农军。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行动推迟了。
李立三报告：原定到潮州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
周逸群的报告：于潮汕后又不迅速出击，迟滞二十八日我军主力始由揭阳向汤坑之敌攻击
刘伯承的报告：有些政治方面的同志，忽视军事的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如何主张。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流连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可二十四日集中揭阳，竟至二十七日尚未完全集中。
政治方面的同志，不用说，肯定是那些秀才们。至于“非同志”，指的是谁，看看另一个当事人的回忆：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了中共为党员。他本人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什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工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夫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土匪作风，与叶挺的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不够圆满而发生什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的生涯的！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是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的总部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张国焘 - 我的回忆）
陈恭的报告：九月二十七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汤坑谍报……当晚总指挥部即决定以全力用很迅速的手段扑灭该敌。故次日晨即将住揭阳之十一军24师及二十军之第一师扫数（？？）调向汤坑方面进发，第二师亦促令赶速由潮州开来。
再看看其他的一些材料：
龚楚回忆录：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出发，沿途放冷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
“我军因之由南昌到临川一路，较形混乱，兵士任意放枪及乱打民鸡者过处皆是，以二十军为最”。 （焦其恺报告）
“兵士全不明白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弃，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极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李立三的报告）
从上面的资料不难得出刘伯承所提到的“非同志”指的就是贺龙的部队，至少第二师是肯定的。而三师由于战斗力不强，会昌一役损失过大，便驻守潮汕。政治方面的同志成员较多，不好推断。
总结一下：进入潮汕后，秀才们挺高兴，总算有个临时首都了，今天喊个口号，明天贴个标语，再不就成立个组织，举行个集会，一个个都挺忙的，就是没人想军事上的事。丘八们也苦了两个月，天天在太阳地下，不是行军，就是打仗，总算到了个繁华之地，今天搞点钱，明天摆个酒宴，有吃有喝有穿有房，反正是不想挪窝了，尤其是“非同志”。本来定好的二十四日在揭阳集合，到了二十七日还没集合完。
汤坑之战
汤坑之战，是南昌起义的第一次败仗，从此，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
周恩来年谱：（9月28日）起义军在揭阳北部的山湖地区，向占据有利地形的国民党军王俊部发起攻击，初胜；后与前来增援的陈济棠部激战两昼夜，歼国民党军三千，但因力量悬殊，伤亡严重，无力再战，三十日向揭阳退却。
张国焘我的回忆：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终命运。
聂荣臻回忆录：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精疲力竭，只好撤出战斗。
聂荣臻年谱：（9月28日）同叶挺指挥的1二十四师与贺龙率领的部队，在汤坑附近抗击由河源来犯之敌前卫王俊部。29日，敌增援部队陈济棠，薛岳部陆续赶到……无力再战，撤出战斗。30日，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退往揭阳。
龚楚回忆录：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三十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十月三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陈恭的报告：行至距汤坑三十里处，即发现敌人先头部队，遂于接触。初被我军节节击退，并获少数俘虏及枪械，是晚双方相对警戒，备极森严。次晨拂晓又开始战斗……
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丛书 - 南昌起义卷：二十四师在27日与小股敌军接触，并将其击溃后，就乘胜追击。追到汤坑，进了陈济堂的埋伏圈，一下子陷入激战。
肖克回忆录更详细：第二天，我们向汤坑前进。……往汤坑的为11 军24 师和20 军1、2 两师，战斗部队共6000多人。
大约是9 月28 日的下午，我部走到浮山附近，前面传来炒豆般的枪声，还夹杂着沉闷的炮声。我们知道20 军在前面打起来了，就加速前进。赶到时，已是傍晚。双方停止交火，我们就在阵地上露营休息。
第二天投入战斗，才发现敌人相当强，兵力数倍于我，又做了工事，易守难攻。敌人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连叶挺的指挥部都转移了好几个地方。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打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似地相互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我营与2 营在一横山坡上与敌人对抗，我看到对面有个小丘，双方无人。就率两个排去占领，将到丘前，敌兵亦从北面来，我们从丘南抬头打几枪，低头隐蔽，敌方也如此。我连打了几个手榴弹，一声爆炸，乘机占领。不到半小时，敌又夺回小丘。我退却后，敌人也退了，此后双方都没有去占领。2 营打退了敌人几次攻击，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决不肯，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敌人阵地上的枪声稀疏了。叶挺军长又调24 师夜袭敌营，敌人早已在白天我军攻击的地方加修了工事，我们没有攻动，只好撤下来。那晚，又在阵地上露营。第二天一早全线撤退。
上路前，军部通知要吃一顿饭。这是两天来唯一的一顿正经饭，官兵们是流着眼泪吃的，因为照常做饭，吃饭的人却少了。我连在战前有兵70 人，现已伤亡过半，一排长牺牲，二排长何凤鸣和传令兵班长负重伤。有的连队甚至不到一半人。
这样惨重的伤亡，在英雄的叶挺部队是空前的。
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总结一下：这一段引用多了点，木办法呀，资料这个乱呀！首先是时间上，有说27日开打，也有说28开打；有说11军先打的，也有说20军先打的；作战地点，有说汤坑，有说汾水，有说山湖，也有说汾水汤坑之间；作战对手，也先后列举了陈济堂，王俊，薛岳。但基本脉络还是清晰的：由于在潮汕的耽搁，陈济堂，王俊，薛岳等部已经部署好埋伏圈。28日，起义主力出揭阳，十一军二十四师先头部队与敌接触。先后与陈济堂，王俊，薛岳部激战数日不胜，30日乃退出战斗。
潮汕七日红
从起义部队占领潮汕到退出，共七天时间，故称“潮汕七日红”
周恩来年谱：（9月30日）国民党军黄绍竑部进攻潮州，起义军抵抗至黄昏后突围。 当晚，主持召开中共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会后，带领一连人前往揭阳方向，接应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
张国焘我的回忆：张太雷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化妆转回，取道回广州。
粟裕回忆录：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
刘伯承的报告：二十八日……命令周师长逸群指挥潮汕部队，死守潮安并调回帮普宁农民斗争之一营到潮汕听其指挥。
周逸群的报告：二十九日下午接到命令……令我死守潮州……待至三十日上午九时与敌接触，至十一时敌人猛烈向我进攻……至三时半师部被包围……我乃帅数十人五时余冲出城外……我当时以为主力无论如何不会失败。殊知次早派人到潮汕，未闻枪声，始判断主力已失败。此外汕头正为敌人占领，随我者支长枪二十二只，驳壳枪十四支。因敌阻塞，不能与我大部队接近，只好流为土匪……无处可以安身，改装至汕，与五号承伦来沪。
赵稠的报告：我是在二十军教导团当队长，此次潮州作战，迨大势不支，指挥官发下退却命令后，即随队一齐下来，并且我第八队还掩护团部退却。团部退后，我八队亦随往背进……当出城之际，适逢周逸群师长亦刚由城内杀出，于是走到一堆……在城外十数里许，共收集有两排之众……我当排长……黄昏即开始前进，我当时充当尖兵长。师长给我一个任务，是今晚要渡江东进，尖兵长速到前面找船。我奉到任务即开始进行，孰料此时尖兵来了，本队亦来了二分之一，而本队那二分之一及连长师长统统没来，却也奇怪。
总结一下：主力前出揭阳，革委会的一帮秀才们也没闲着。丘八们在汤坑互相扔手榴弹，秀才们搞了些钱啦，物资啦，还有武器弹药什么的。原本都打算好了，在临时首都好好经营一下，没成想，国军来了。潮汕警备司令官周逸群师长缺兵少将，木有本钱呀，于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先闪了。从潮州撤出的看守仓库的警卫队，则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加入了十一军二十五师，这其中一个不起眼的班长，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粟大将军。汕头方面，周相领着革委会的一帮秀才，打仗本事不行，但斗争经验丰富，警惕性高，形式判断也正确，没等陆上的国军开到就先撤了，这其中有谭平山，张国焘，张太雷，恽代英，李立三等，当然，还有我们的周相。从汕头撤出的一溜道，国焘兄还在和太雷兄唧唧歪歪，太雷兄不耐烦，就花妆取道回广州了。
起义的最后记忆 - 流沙
起义的最后聚集地是在普宁流沙，至此，南昌起义成为记忆。
肖克回忆录：9 月30 日早晨，我们从汤坑撤退， 10 月1 日退到离潮州20 余里处，因潮州已被敌人占领，就转向揭阳炮台。当晚，过一条小河，就在河西村落宿营。10 月2 日，到贵欤宿营。3 日，我们从贵欤出发，向海陆丰前进。走了三四十里，来到一个大平坝，停下休息，生火做饭。这时，部队还有六七千人的样子，人喧马嘶，挺热闹。吃过饭，继续前进。走到白马流沙，突然遭到敌人袭击
龚楚回忆录：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二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四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三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
张国焘我的回忆：10月4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回合……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集聚在流沙小庙的革委会要员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行动方针决定。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来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提高嗓子向在场者宣布：“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在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单独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周恩来年谱：10月3日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流沙，同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在随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报告，宣布今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并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帮助农民开展斗争，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口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自己不顾病重，坚持随部队行动。
聂荣臻年谱：10月3日同叶挺到达普宁流沙镇，与先期撤到这里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会合。出席由周恩来，李立三的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正式宣布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并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贺龙传：此时的贺龙早已下定决心，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军从汤坑撤退时他说：“这十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贺龙再次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前委紧急会议最后决定：部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经香港转赴上海。
刘伯承的报告：9月2日革委退至流沙，各部队于次日始到达。革委召集将领会议，决定敌军追我势急，我军如退海路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窜作流寇行，以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
人民网旗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 “胜利大逃亡”——起义领导人平安脱险”：“在流沙冒险停留了一天，周恩来在床上还找来彭湃，紧张地布置着在当地的善后工作，并派人寻找关系。10月3日上午，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找到了这里，贺龙没有赶上自己的部队也赶到此地。这天中午，在流沙镇内靠在道边的一所小庙里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这也是南昌起义领导机关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失败情况下的善后会议。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除了朱德被隔在三河坝之外，此时差不多都到了会。他们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谭平山、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贺昌。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人。
据这时刚刚加入共产党的郭沫若回忆，周恩来此时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正发着高烧。“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周恩来又讲了前委已经大体商定了善后的办法，显然会前他与前委另外三个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和中央代表张太雷研究过了，在此正式宣布：
“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看到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此刻也在场，周恩来想到还没有告诉他们中共中央的新精神，于是又大声对他们说道：
“你们这些先生还不走啊!现在我们奉中央的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
彭泽民、张曙时听了这话，立即回答：“那也好，就这么办吧!”于是他们马上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叶挺的心情同样沉重。在周恩来简单地报告完后，他接着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
贺龙也表态说： “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接着，大家议论起下一步起义军余部的行动方向。叶挺提出不赞成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我们到那里后，会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一块不大的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
聂荣臻发言表示支持叶挺的意见，说汤坑一战都没有打胜，再打是困难了。可是也有人发表意见说，第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第二十四师也应该跟上去。
大家正议论纷纷，未定下决心时，有人来报告说，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的尖兵，于是只好匆匆结束会议，全体人员向海陆丰前进。
总结一下：关于这部分的总结得严肃点。普宁流沙会议，是砖头最关心的，这关系到起义领导们的去向安排。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读到比我上述引用再更具体的。在上述引用中，刘伯承的报告时间最近，又不可能有扬善隐恶的史家春秋笔法，有可信度。张国焘对流沙会议的记述是最具体的，其本人对起义失败所付责任不大，他的回忆，没必要撒谎。周恩来和聂荣臻的年谱里，内容完全一样，人民网的文章也基本相似，估计是统一的官方立场。至于贺龙传中的提法，还是一笑了之吧。
流沙之后
流沙之后，再遭敌袭，于是，散伙了。
关于部队：
张太雷的报告：二十四师已到海路丰一代，约有千把人，贺部师长已叛，但闻士兵脱离者数百人。
中央通告：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路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之情形，竞要求李济深収编。
李立三的报告：二十四师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在海路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济棠军缴械。
人员撤离：
张国焘，李立三一行应该是比较早离开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真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刘伯承和贺龙一行：
刘伯承传：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 月7 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胜利大逃亡”——起义领导人平安脱险”：10月7日，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彭湃夫妇一同转移到陆丰县。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领导的农军部队，就留在那里斗争，同时派人送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自己的怀孕的夫人许玉庆从神泉港乘船到香港。刘、贺、林三人。再从那里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
周恩来，聂荣臻，叶挺一行：
周恩来年谱：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和叶挺、聂荣臻等率领警卫部队赶往海陆丰。途中病重，有时昏迷，无法行进，遂令警卫部队赶往陆丰的金厢镇集中。自己则和叶挺、聂荣臻等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陪同下，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休养治疗。在此期间，还向陆丰县委农协提出开展今后斗争的建议。后在杨石魂护送下，和叶挺、聂荣臻从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飘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聂荣臻年谱：和周恩来年谱记述差不多。
聂荣臻回忆录：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只有叶挺身边有一只手枪。
我们找到了杨石魂同志……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悉，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到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来，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聂荣臻的回忆录忽略了很多东西，其实，周恩来他们是最晚去的香港。
龚楚回忆录：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一百多人和二十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
……我们在金厢住了三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
根据南昌起义之后一书描述：周恩来一行先到了南唐，然后转移到湖东，兰湖，金厢，并在金厢进行了治疗。病情稳定后，应该是10月下旬，才去的香港。
总结一下：起义失败了，众人呈鸟兽散。在各种离队赴港之前，都会有 “根据前委的决定”的字样，以显示组织手续健全的合法性。其实散了也就散了，走了也就走了，真的没必要每个人都要强调一下“根据前委的决定”的组织手续健全。如果真的去弄清楚组织手续是否健全，那就的搞明白前委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再重复一下：刘伯承的报告说 “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这个说法可信度挺高；周恩来年谱说“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帮助农民开展斗争，作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由海口撤退，转往香港或上海。”这是官方的立场，也采纳；张国焘的回忆说 “我（周）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周）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老张在此事件上没利害关系，没撒谎。综合这三个说法，逻辑就清楚了：武装人员收集整编，其余人员撤离，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具体人员安排由周恩来随部队行动，沿途相机处理。流沙会后，部队遭敌袭，周恩来还没来得及做具体安排，大家就散了。于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 “不应留下的其余人员”。
关于人员撤离，“胜利大逃亡”——起义领导人平安脱险”还有这样的记载：在部队失败的情况下，起义军的领导人也只好各自择路，向海边寻找船只。幸亏周恩来、彭湃都曾在东江地区工作过，在汕头时就接上一些老关系，在赶到流沙并等待部队的一天内又找到中共普宁县委的负责人，由他们寻到几个秘密农会的会员。他们都听说过并敬仰“农民王彭湃”的大名，今天直接见到彭湃本人，自然都表示愿意尽力。（挺有意思的的，流沙会议之前，已经开始找向导，安排退路了，这时候，还没有 “前委的决定”。）
最早离开的是张太雷和周逸群。张太雷是用不着组织手续健全。他不是南昌起义的人，也不受总前委的领导，不管出于什么想法不趟这滩浑水，其本人又有其他指派，走了是很正常的。周逸群是在10月1日夜或以后离开的，他也是最早判断出主力失败的潮汕方面的人，所以最早就离队了。参加过流沙会议的人还可以用“根据前委的决定”做挡箭牌，周逸群走的早，没参加，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是最不符合组织手续健全。
张国焘和李立三是最符合组织手续健全的。张太雷来汕头就传达过“张国焘、李立三等离开部队回上海”的中央指示，流沙会议周恩来亲自布置张国焘和李立三 “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所以张国焘和李立三是最符合组织手续健全。
至于其他人的组织手续是否健全，大家自己判断吧。
南昌起义前后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起义领导人在潮汕，尤其在陆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掩护下，没有一位被捕，被杀，他们虽身历艰险和困境都一一团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嗯，奇迹，真的是奇迹。
本来是要写林彪的，没成想写成了南昌起义，还是改个题目发出去吧，也算是对南昌起义失败过程的一个梳理。
本文参阅了相关的回忆录，文献资料，年谱等正史。但有关南昌起义这一段细节的公开发行资料实在是不多（这也符合总设计师宜粗不宜细的指示，不过另一种说法，失败时军事记录，文件记录等全失），也参阅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丛书 - 南昌起义卷》（解放军出版社），《南昌起义之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南昌起义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书籍。经过比对，这三本书的内容基本差不多，略有偏重。因为《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丛书 - 南昌起义卷》出版时间最早，所以文中引用以《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丛书 - 南昌起义卷》为主，其他两本全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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