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火力太弱，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自然是束手无策。林彪绝望地发现，不管他如何示弱，对面的敌人就是不上当，始终不肯往根据地多走一步；甚至彭德怀也不得不承认，在堡垒纵横的地方无法运动作战，几次红军出击，都被工事里的敌人顶了回来。
前线一再失利，所有人都焦燥异常。毛泽东于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蒋介石不能把全中国都用工事挤满，红军就该放弃中央苏区，把主力全部调到省份的外线去！
放弃几百万人口的苏区，十几万人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地方重头开始，这种破釜沉舟的想法震惊了所有人。但是大家也明白，走出中央苏区后，能开根据地的地方相当有限，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全军伤亡将极其惨重，甚至可能全军覆灭！
因为这个想法太过极端，所有人都不敢支持，包括周恩来、朱德。
先前四次反围剿都撑过来了，这次应该也能撑过来。本着依托根据地好办事的精神，大家提出了另一种战术：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是派出一部分兵力同敌人正面对峙，同时最大程度地集中主力袭击对方侧背，在援兵到来之前迅速解决战斗，靠高速机动对付不断逼进的堡垒线。如果蒋军工事还没有建好，就趁机消灭工事；如果工事已经建好了，就围点打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从理论上讲，红军的战术似乎是可行的；可从实际效果上看，却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为蒋介石不是傻子，发现红军改变战术之后，他立刻放缓了前进的步伐，同时集中大量优势兵力，掩护修工事的部队。红军几次突击都碰到优势敌军，不得不败下阵来。
从三三年九月打到十一月，红军损失惨重；从十一月到二月蒋介石忙着收拾福建，暂时没空理会红军，博古才好好松了一口气。在红军一败涂地的时候，他也没闲着，做了一件他认为很有意义的事。
按说毛泽东已经老老实实地养“病”，一只病猫就不用再打了，有共产国际从前的评价，也不能随便杀掉。可博古实在有“宜将余勇追穷寇”的精神，除了废掉毛泽东的政策、罢免他的亲戚还嫌不够，又琢磨出一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同属共产国际背景的张闻天担任，以便同毛泽东的“苏难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头衔相抗衡，可以最大限度地架空他。
大敌当前，中央总负责人操心的还是人事排挤的小把戏，二十六岁的博古很傻很天真。
其实博古鸭梨山大的时候，蒋介石也十分头痛。华北的政局不稳，关东军一天到晚威胁黄郛，新式德械师组建缓慢，进口货价钱又贵，最重要的是剿共花的钱太多，财政部开始闹意见了。
虽然蒋介石号称中央，但管的几个省份并不是金矿，要不然农民们也不会踊跃造反；象朱培德当年交出江西后，省政府的帐本上一度只剩下十五块钱，要不是后来的熊式辉紧急开辟各种财源，险些就要自我破产。委员长不是经济建设标兵，也不追求廉政建设，手上那点闲钱应付平时开销还好说，对几十万大军剿共一类大动作，实在是想得起做不起。
日本兵临城下，还要没完没了地打内战，财政部长宋子文十分有意见。蒋介石抢走了华北急需的税警总团，把他们调去打红军，又没完没了地狂拨军费，别人心里不明白，宋部长心里是有数的：国家根本没有财力搞剿共，全是借外国银行的钱，早晚有一天要还债，到时就是出大麻烦的时候。
身为孙中山的老部下、蒋介石的大舅子，哈佛出身的宋子文不仅傲气，还喜欢讲经济规律。面对蒋介石无休无止的要钱，宋部长做出一个硬气的决定：不给。
宋子文认为，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有权利不批不合理的开销；何况是自已妹夫乱花钱，自已更应该做出表率，坚决杜绝不正之风。
宋大舅子的顶撞让蒋介石十分恼火。要是别人敢如此放肆，早就直接拖出去乱枪打死了，可自家亲戚闹意见，总要给老婆三分面子，不能太过绝情。蒋介石生气归生气，并没有把宋子文大卸八块，只是撤了他的职，也算是宽宏大量。
宋子文走了，接任的是另外一位大舅子孔祥熙。孔大舅子虽然不象宋部长有才，操守也十分成问题，但却有一个好处：听话。蒋介石让拨多少钱，他就拨多少钱，至于将来怎么还、拿什么还，自然有上级领导指示，轮不到他操心。
收拾完宋子文，蒋介石继续他的剿共大业。
虽然李德无能，但修碉堡毕竟是个慢活，加上要消化占领的苏区、消灭游击队和红军家属，后勤全靠肩挑手扛十分辛苦，围剿进度快不起来。而红军里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打仗勇猛，蒋介石推进起来也相当费力。终于到三四年四月，两边目光都聚焦到一个叫广昌的小县城上。
在此之前，广昌也露过几次脸，不过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它从来不是什么战略要地，也很少有机会出名。但在三四年的四月，这个县城却成了红军同蒋军主力会战的地方，因为它虽然离瑞金还有一百公里，却是重要的屏障，拿下这个县城，蒋军就打开了通往瑞金的入口。
为了顺利夺下广昌，蒋介石出动了十一个师，同时东路军从福建建宁、六路军从江西龙冈发动攻击，逼迫红军分兵应付。
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题。想要守住瑞金，就必须守住广昌，面对蒋军的优势火力，红军决定放弃外围，集中兵力打运动战。
主力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认为，应该集中所有兵力在广昌城下，等蒋军渡过盱江展开后再突击，抓住机会歼敌。
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则认为，应该把兵力放到山区，利用山地弥补红军火力的不足，趁机歼灭敌人。
两个军团长都是屡经考验的战将，主张也都有自己的道理。最后彭德怀占了上风，大家决定在广昌附近的大罗山伏击国民党军。
四月十九号，国军第六师来到大罗山，开始修建工事，节节前进。这一天晚上七点，红军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进攻。
伏击第六师的，是六个红军师。他们从晚七点一直打到凌晨三点，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然而在中央军凶猛的火力下始终没能突破目标，只好趁天亮前撤出了阵地。
四月二十号下午，红军向七十九师二三五旅发起了突击，无果。二十日夜，红军再度发起进攻，朱德亲自指挥前方进攻，再度无果。
两大军团集中主力，明明已经捉住了敌人，竟然吃不掉蒋军一个师，甚至连一个旅都啃不下来，一方面固然是围剿时间太久、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另一方面却也因为，国军的工事战术已经十分熟练，随时随地利用地形展开阻击，还经常发动反突击，弄得红军措手不及。
打完两场失败的外围战，广昌的结局也就基本上定下来了。红军既然没能在运动中歼敌，又不能放弃广昌，就只剩下死守硬拚一条路。四月二十七号，蒋介石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红军损失惨重，前线指挥的博古、朱德、李德只好给瑞金的周恩来发电报，告诉他广昌已经不可能守住，红军必须撤退。
四月二十八号，红军撤出广昌。
从数字上看，红军的损失似乎不算太大，一共只伤亡四千多人，国军则伤亡了两千六百人。但问题是在十八天的战斗里，红军打了运动战，也打了防御战，试过山地战，也试过平原战也，还集中了最大的优势兵力发起进攻，就是打不出胜仗。很明显，不管是短促突击还是集中突击，都不是优势敌军的对手，李德和博古终于只剩下一条路：堡垒死守。
这是一条形同自杀的路，因为双方火力、兵力对比实在悬殊，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然而面对红军的各种约架，蒋军始终是不肯孤军深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他们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坚定地告诉反复诱敌的对手：
不约，红军，我们不约！
所有的其他战术都不起作用，死守就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博古等人采用这种办法，并不是他们想自杀，而是有另一个不太好明说的理由：
经过请示共产国际，中央正在考虑放弃苏区转移到别的地方，此时前方尽量死守，可以为后方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
失去广昌之后，蒋军一步步踏向苏区腹地，原有的根据地在挣扎中一点点缩小，从大圈缩到小圈，又从小圈逐渐缩到小点，眼看小点要变成零，再不跑就要跟着苏区一齐完蛋了。
虽然斯大林离江西很远，但他的反应并不慢。在三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已经从电报上感觉到情况不妙，告诉博古说，如果支持不住，可以撤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文件被博古压了下来，没有往下发。几个月后，博古相信，到执行这封电报的时候了。
让博古下决心跑路的，是一个化装成乞丐的地下党，叫项与年；而项乞丐的领导，是非著名地下党、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保安司令，莫雄。
莫雄，同盟会资深会员，黄花岗起义分子，孙中山的老战友、老下属。
莫雄的资历是不用怀疑的。这位仁兄反清、反袁、反陈炯明，关键时刻立场站得根正苗红，早在二三年蒋介石还在浙江家里蹲的时候，孙中山就亲手把他提成了少将。
作为粤军元老、国民党赫赫有名的“莫大哥”，莫雄跟蒋介石过不去，主要原因在于他当年是许崇智的手下，而蒋介石需要夺许崇智的军权。本着立场决定一切的原则，莫大哥瞬间从革命元老变成了反革命元老，投奔张发奎也没有成功，最后逃到上海吃闲饭，顺便认识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李克农。
啥也不用说了。碰到这两位情报界的大哥，莫雄虽然没有入党，却成了我党出色的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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