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泸定桥当年的战斗场景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座著名的桥作先作一些深入了解。
今天的泸定桥，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
其实，即使红军没来过这座桥，它也绝对是个省级以上重点保护文物。
此桥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位于泸定县城的西侧，横跨大渡河，东桥头与西城门相衔接。桥的两侧山峦起伏，高崖夹峙，一水中流，河水咆哮奔腾，宛如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桥身全长101.67米，宽2.67米，是用13根粗铁索由东岸拉到西岸构成的。9根铁索作底索，两侧各有两根作桥栏。桥面横铺木板，以通行人。
当时，大渡河上千里的河道，这是唯一的桥梁。也是连接四川腹地和康藏高原的咽喉要道——“号称川康第一大桥”。关于建桥的成因、办法、结构以及管理与维修，文荣普先生曾作过相当详尽地考据与陈述——
㈠关于建桥成因。
文荣普先生认为首先与茶马互市的发展有关：“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1]，对改善茶马互市的交通状况的需求，当然就与日俱增了。
但清政府真正开始关注建桥事宜，还是始于1700～1701年（康熙三十九年～四十年）清政府平定“昌侧集烈之乱”[2]前后的政治和军事需求：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厅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棵、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棵、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文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揖，行人援索悬波，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撤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谓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御制洲定桥碑记》）
㈡建桥的桥址选定在安乐坝。“安乐”不是汉语而是藏语译音，意即“山谷地带”。[3]译作为“安乐坝”，那是取其吉祥之意。任乃强《泸定考察记》称：泸定桥东岸与安乐坝原是连成一体的，都叫安乐，后因治水之故，河水“冲抵西岸崖壁，划安乐坝为上下二部。对岸之沙坝，变为农田。天主堂乘时购地，建筑教堂于此。自是以后，专称下坝为安乐坝，上坝曰桥上，安乐故名亦失矣”。[4]
㈢关于建桥的时间和方法。
时间。文荣普先生考证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建桥办法：先拟用船载铁索过河，但舟轻索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后经当地一喇嘛建议，“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用青竹篾编结成起重组，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蔑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索拉过去。固定后解开绳子，再拉第二根铁索。全桥“十三根铁索共有12164个扣环，重约21吨。加上其它地方的用铁，总计约40余吨”。因泸定不冶铁，建桥修桥“所用之铁全部从荥经搬运”；泸定亦不产竹，建桥修桥之竹，是由马鞍山北麓的天全长河坝特辟的一片“皇林”提供。[5]
㈣关于桥的结构：
泸定桥结构特殊，造形别致。大体可分为桥身、桥头台和桥头亭三个部分。
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九根作底链，余四根均分两边作拉手用。据实测，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铺桥板后桥面长（不包括桥台部分）101.67米；底链每根间距0.33米，总宽2.7米；底链上铺3米长，0.10米览的横桥板，横桥板间隔相辅，形如栅栏；横桥板中间，再铺一条0.75米宽的纵形主走道板，两侧靠扶手处各铺一条0.2D米宽的捕走道板，人来人往，穿梭自如；在扶手与底链之间，每隔5米左右又用小铁链与底链相联，使桥身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一踏上桥面，整个桥身一齐灵动起来，起伏荡漾如泛轻舟。
桥头台东西各一座.条石彻成，形如碉堡。西桥台建在坚硬的岩石上，高5.2米；东桥台建在乱石滩上，高14.5米（冬天枯水临水处）。东西桥台上，特有一落井。西落井长4.8米，宽2.85米，深4.7米；东落井长4.5米，宽1.6米，深4.9米。落井内埋着与桥身相平形的地龙桩。地龙桩在东落井内有7根，西落井内有8根。地龙桩下，横卧着一根与桥身相垂直的卧龙桩。卧龙桩直径20厘米，长33.5厘米。十三根铁索通过东西桥台，进入落井，用锣铝绊牢固地铺在卧龙桩上。为了加强桥台的坚固性，据说，条石与条石之间打有榫头，关键部位还灌注铁水。
1974年大维修时还发现，东桥台底部与岩心接触处，铺了一层栖木夹块石。有关人员认为，大概是由于当时缺乏凿平岩石的设备和能力，为了把压力均匀地传到岩层上而采用的。
桥头亭建在东西桥台上，起着保护落井内的铁索不受雨水浸蚀的作用。桥头亭为木结构建筑，飞相翘角，古朴大方。据说，原来每一个檐角都系有铜铃。和风吹拂，叮冬作响，十分清脆悦耳。
这样结构的桥头台，那是相当牢固的，要破坏，要炸毁，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没有相当数量的炸药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饶杰老先生在其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口述中称李全山团长曾面示他炸桥，他撤离时也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笔者注：饶老先生这里应该指的是桥头台，桥面上是不可能的），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6]，那就基本上可以判定为耸人听闻而刻意生造出来的“嚱头”。
㈤关于维修和管理：
为了延长桥的寿命，泸定桥还采取每年只开桥七个月的办法。在桥上游一里许，“设渡船二只，巡检专司之。水盛过桥，退则由（船）以渡”。（《打箭炉厅志略·津渡》）据当地老乡回忆，解放前，每年旧历三月初一至九月三十日为开桥时间，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为封桥时间。封桥期间，凡运货的客商一律到船头乘渡船过河。
泸定桥铁链由生铁制成，极易锈蚀断裂，故采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办法。“沈、冷本天全部属，桥即成，檄天全功修茸”。（《古今图书集成·天全六番部》）维修内容包括“修紧及护桥墩、护堤洋圈工程、船修造”。维修款由“建昌道委天全州办理报销”。（《打箭厅志略·津渡》）民国年间，按殷之浩、王大淦《大渡河桥之探讨》文，维修由“天全担任督工之责，完成后由汉源担任验收，泸定县负责保养。平时之修理。均由三县会同办理”。[7]
“三县会同办理”，那是因为这座桥跟三县利益利害攸关！
“大修”与“小修”：“小修仅换铁链一部，大修每每拆桥另锻，有专工司之”。[8]
除去定例的“大修”与“小修”外，泸定桥还有过多次“抢修”，迄至1950年，有史可查的有：
⒈1741年5月（乾隆六年四月），泸定桥被风吹拆，拔银七百六十两兴修。
⒉1776年8月9日（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打箭炉（康定）海子山发大水，10日晚大渡河山水随发，高出桥面数尺，将铁索桥冲断。秋后动工修复。
⒊1908年4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人行桥上，加以大风吹动，底链断裂。
⒋1915年年，泸定居民不警于火，东桥头亭被延烧。次年大体按原样修复。
⒌1919年7月，桥链为风折其三，不数日，又再折其三。1920年修复。
⒍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敌二十四军四师五旅三十八团溃逃时，纵火焚烧东桥头亭。红军进城后迅速将火扑灭。次年修复如旧。
⒎1935年6月7日前后，红军长征后卫部队撤离泸定桥，为减缓敌军追击速度，锯断底链四根，次年修复。
⒏1942年2月，西岸民房失火，西桥头被焚毁，当年修一简易桥头守保护落井。
⒐1944年冬，铁索桥底链断裂一根，当年修复。
⒑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过泸定桥时，底链断裂一根。当即修复。[9]
任乃强先生在《泸定考察记》所言的“泸定八景”之“风塔凌云”一景，即与泸定桥安全性有关：“风塔凌云，治北五里山峰，上旧有塔，称为风塔。泸定多风，震撼铁索桥，时致断折。巡检年祭此塔，以禳风灾。民国以来，县知事亦如之。‘剿赤’之役，十六军（笔者注：即湘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驻此，拆塔修碉，遂毁。祭祀亦罢”。[10]
笔者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泸定桥无论是“大修”、“小修”还是“抢修”，哪怕只是更换一根铁链，桥面所有桥板都得拆除——也就是拔成“全裸”。至于桥板的更换，那就比更换铁索更为频繁：桥板是木质的，日晒雨淋，踩来踏去，更易腐巧和损坏。
现在的泸定桥，桥板下除了9根铁索外，还有4根钢缆加固——比当年稳固多了。
勿庸讳言，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作这些繁琐细碎的引述和引证，主要是针对海内外诸多曾经来过泸定桥，或虽来过泸定桥却对泸定桥不甚了了的朋友们的，这些朋友因不了解泸定桥，因而很容易轻信和传播一些不负责任的谣言或传言。如“泸定桥边的人打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桥板被拆得只剩下铁索”（暗示红军22勇士爬铁索夺桥是子虚乌有），如“红军是排着队走过泸定桥的”（暗示当年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发生过战斗），如“红军是押着老百姓打头阵走过去的”（暗示红军让老百姓在前头送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935年5月29日的泸定桥
我们再来看看泸定桥两岸的地形地貌和双方布阵情况，然后对双方本钱作一盘点。
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固守的泸定桥东岸——也是泸定县治所在，又称城关镇（俗称“桥上”），现名泸桥镇，是位于泸定桥东侧东灵山麓下的一小块平坝，当年建有城墙，泸定桥两侧临河一面当年俱为民居，桥头南侧地势稍高，临河一面为乱石峭岩，西南侧与对岸的沙坝天主教堂隔河相望，沙坝是一小块沙滩和平坝，当年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沙坝村东南一侧又与东岸的一片沙滩和平坝安乐坝隔河相望。安乐坝与泸定桥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两公里，可以视作县治泸桥镇的一个卫星村（当年只是一个小村）。
相较于东岸的低矮地形，红四团占领的泸定桥西则是另一番光景。
泸定桥西是一座高耸入云山势陡峭的大山，也叫海子山。山顶有一个被称作“灯盏窝”小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泸定城。但这个位置从军事角度而言意义不大：看得着却打不着，能“瞰”却不能“制”——超出了重机枪的火力控制范围，难以对对岸守军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但海子山脚下有一座叫做观音阁的寺庙，寺庙地形高出东岸桥楼和街面至少有十来米，可以瞰制东岸沿岸民居和部分街面，此处部署足够的机枪火力对守军也是很具威慑力的。
但西岸红军从地势上来说也有一些缺陷：泸定桥西桥头和两侧街道地形狭窄，难以集结大量兵力。从西桥头两侧延伸而出的道路都是陡峭山崖下开出的人行小道，东临河西靠山，没有什么遮蔽物。西桥楼距离红军集结地沙坝村差不多近一公里，这段距离恰恰就正对着东岸地势较高的部分，东岸守军此间的火力很容易对红军从沙坝向泸定桥西桥头运动兵力造成严重威胁。
沙坝村沿西岸下行约两三公里又是一小块叫做“上田坝”的平坝，也是东临河西靠山，山是海子山南麓坡度较缓且高度渐低的部分。在山坡上部署机枪火力，可以对安乐坝守军和有可能从冷碛、龙八埠来援的敌军实施有效火力控制。
目前关于泸定桥之战双方排兵布阵的史料文献十分稀缺，双方史料对这场重要战斗的陈述都只有梗概而缺乏细部——有细部也多是文学影视作品“艺术加工”后的文学性描绘。红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大都是展示红军战士是如何英勇顽强创造奇迹的，川军方面的史料和回忆文字更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最多也只是言及了桥上桥下战斗的一个大概齐。如此这般，双方乃至后人们的目光乃至文学影视视点，也就因此而仅仅聚焦于泸定桥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上了。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从“技术流”的角度去探究这场战斗如何分出了胜负的具体成因——这场战斗在很多后人们看来是不会有任何悬念的，而将这个成因仅仅简单地归咎于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勇气”，显然是难以言之成理也是难以服众的：这是真刀真枪的战争，红军也不是义和团，虽然没有勇气是万万不能的，但仅凭勇气也不是万能的。就着一个具有传奇要素的素材作艺术性地夸张渲染是文学家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的当然权利。战争战斗的成败是多种因素矢量合成的结果，片面夸大某一个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都必定是有害无益的。这种单一方向的灌输会给越来越多的后人带来了诸多难以释怀的疑惑不说，也给了如张戎等炮制《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类造谣蛊惑的“八卦”以极大操作空间和传播空间……
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笔者经过多年研究且尽可能搜集了相关史料后，认为还是可以尽可能贴近历史真实地将当年这场战斗的场景复原出一个“大概齐”：敌方史料（可靠的）+我方史料（可靠的）+群众口碑（可靠的）+实地踏勘+合理推断，只要工作做到家，那也不失为一种复原史实的途径。
下面笔者试着来对当年这场战事的双方阵势和有关要素遂一作出解析：
㈠双方参战主角谁先到场，何时到场？
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史料，笔者只能根据双方参战人员的回忆来作研判：川军第三十八团在29日黎明前后，就全部到达泸定城并转入防御[1]；中央红军左纵队前卫红四团先头部队（一个营）晚于敌先头部队到达泸定桥西，而团主力则于下午才陆续到齐——晚于守军李团主力到达。[2]
红四团先头分队到达泸定桥西后，“只派了一部分队伍，并附了一些轻机关枪”[3]、“以猛烈火力同敌人隔岸对射”[4]，川军第三十八团在下午夺桥战斗打响前与红四团的对射中，“伤亡约五十人”[5]。而川军还使用了迫击炮炮击了在沙坝村天主教堂附近集结的红四团部队[6]，也造成了一定伤亡。[7]而红四团因为重火器分队没有赶到，没有对川军还以颜色。
这也是为什么黄开湘、杨成武早上赶到泸定桥西而下午才发起攻击的原因之一。
除了自已的准备动员工作，他们在等候——等候团主力到达。
更重要的，是等候重火器分队的到达。
㈡红四团到达后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据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将军回忆，红四团到达后，“在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的主持下，召开了团干部会，观察了两岸的地形，配备了火力，布署了采竹扎竹排准备佯攻的任务”。[8]
配备火力？准备佯攻？火力是如何配备的？佯攻地点在哪儿？
火力的问题。杨成武有过一个一笔带过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说明，在当天召开的全团干部大会上（有可能是午后开的），决定“由曾庆林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9]
看见没有？百余挺轻、重机枪！——这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
与红四团相比，川军第三十八团就寒酸多啦！川军刘文辉部原本就是川军中的“破落大户”，装备的都是“川造老套筒”，部队的自动火器少得可怜。李团的机枪连也就是4～6挺水冷的重机枪——那会儿轻机枪在地方军阀中还很不普及，所谓“机枪”指的就是重机枪。据薛岳将军《《剿匪军第二路军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提供的“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的实力统计，号称5个旅9000余人枪的“川康边防军”，其编成内的机枪是“50余挺”[10]。而中央红军仅在从瑞金出发时的不完整统计，全军就有轻重机枪650余挺。[11]
当然，这“百余挺轻重机枪”也不全是红四团的：下午时分，在红四团后面跟进的陈光师长率红六团和军团教导营，也紧随红四团主力和重火器分队之后，陆续赶到了泸定桥西的沙坝村——从行程上估算，笔者认为陈光师长、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团先头部队，应该能够在战斗发起前赶到泸定桥。目前经战斗指挥员杨成武本人确认了的是：红一军团教导营赶到并受领了战斗任务，[12]如此，红六团先头分队也有可能担负了夺桥战斗的火力掩护任务。
佯动的问题。采竹扎筏的佯动没有别的地方，只能是沙坝河滩。泸定不产竹，采竹扎筏谈何容易，但样子功夫还是必需做足，估计就是在沙坝村征集木料门板并对东岸守军作火力试探。这个佯动应该还是发生了效力的，李团的迫击炮位于泸定桥南侧地势稍高处（解放后粮食局的位置），机枪部署在稍下位置河岸边的“乱石堆”中[13]，射击方向主要是对准沙坝滩头和沙坝与泸定桥西桥头之间的小道。
红四团另一项准备工作是：征集门板，准备当桥板铺。
这个“征集”是要付铜板的，群众很配合，完成得相当顺利。
㈢红军和川军方面是如何作进行战斗部署的？
川军方面的部署有关文献很少提及，张伯言等因不是第四旅人士，得到的都是第二手信息，而且也很简略：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营接周营左翼，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李全山的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饶杰连负责守桥，桥楼是一位姓虎的班长带的一个一班……
完了？
太简单了，笔者不得不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并参照当地地理来作一些辩析和补充。
泸定桥桥头高地？在哪儿？笔者去过泸定多次，始终没找到这个“桥头高地”，琢磨着是不是70多年地形地貌变化的缘故，于是到处搜寻老照片，殊不知找来老照片后更加失望：摄影家孙明经老先生在红军过境4年后的1939年来过泸定，他老人家给泸定桥拍了两张照片，一个背景是桥西一个背景是桥东，桥西背景这张可以看出当年的观音阁生就的模样，的确与当今有很大区别。但地势较高是没有问题的，架机枪也好搁迫击炮也好，都不成问题。而桥东背景这张，笔者就怎么瞅也瞅不出能桥头正面架上机枪能封锁桥面的“高地”了，除非如电影上演的那样把机枪架进东桥楼，而这种玩儿法实际效果却是很糟糕的：如此这挺机枪将成为彼岸强大火力集火向心射击的靶标，根本没有抬头发言的任何机会——甚至也没有转移阵地的机会。
后来的发生的事实的确也是这样的。
笔者比较认同目击群众的说法：打枪的地方是泸定桥南侧河岸边的乱石堆。[14]这个位置应该是李团机枪连本来就不多的几挺机枪的主阵地：这个方向正对着沙坝，以及沙坝通往西桥头的人行小道这个“瓶颈”，同时也可以兼顾着对泸定桥桥面的侧射。当然，李团那几挺机枪不一定都搁在一个位置，除了东桥楼外，笔者认为安乐坝北侧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如果红军要扎筏船渡，这个方向可以与“乱石堆中”机枪在两个方向上形成互为补充的火力，同时也可以应对红军从沙坝漂下来的船只或木筏。但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要命之处，红军在西岸山坡上部署的机枪火力可以居高临下控制这个平坝——反正他们的机枪富裕得紧，摆个几挺在这儿没有一点问题。
总而言之，红四团在沙坝的佯动动作，的确起到了分散川军注意力的作用：从一般的思维惯性来说，铁索桥既然拆去了桥板，那就没人会想到会有人要来冒着枪子儿爬铁索过桥——除非他疯了，或者不想活了！
我们能够得悉的红四团部署要稍微详细一点，可以概括为：⒈由第二连挑选22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夺桥突击队”，第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突击队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或“花机关”、大刀与手榴弹，任务就是火力掩护下攀铁索夺桥。一个营紧随突击队铺桥并作预备队，其余两个营沿西岸展开，以火力支掩护突击队夺桥；⒉由第三连组成铺桥突击队，第三连连长王友才任队长；⒊由第三营营长曾庆林组织火力掩护；⒋由赵章成组织迫击炮火，消灭敌炮兵阵地和主要火力点；⒌由陈士榘率教导营主力前出烹坝，准备阻击康定方向可能来援之敌；⒍下午4时发起攻击。
最后来盘一盘点：川军和红军，守桥者与夺桥者，谁的本钱更足？
川军：地势上略为不利，家伙什不占优势，要想得到增援——没有可能！
只有把铁索桥扒成了“裸体”这一项，占了优势。
红军：地理上略占优势，家伙什占尽优势，此岸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而来，彼岸还有兄弟部队在节节推进……
只有突击队冒险爬铁索夺桥这一条，太瘆人！——一掉下去，真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仔细想想，这反而可能是一种优势：勇悍无畏，对于对手来说，是有着强烈震撼力的！
还有双方的谋划和部署，看不出李全山有什么不妥，黄开湘、杨成武有什么不对。
这个因素就算双方持平吧。
各种因素盘点完毕，再来求取合成矢量——此战，谁能执牛耳？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今天的人们来回答，当年的那群造反奴隶，已经作出了回答！
接下来的场面，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建国后生人，都是从影视作品上见识的。
——冲锋号吹响，枪声大作……
——突击队员攀着铁索前进……
——东桥楼敌军机枪向桥面疯狂地吐着火舌……
——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前进，有人伤亡，但仍然一往无前……
……
这场面在各种表现这场传奇战事的影视作品中千篇一律，无一例外！——这也是革命历史教育数十年一贯制的产品，笔者是打小看着这种场面长大的，对这些攀铁索去夺桥的英雄，那就是一个如同对神人般地由衷景仰和拜膜！然而随着年齿和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军后有了更多的军事知识兵器常识后，却对这如同粉色气球般吹胀起来的“英雄画面”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当年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金陵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理论射速为500～600发/分，这样的家伙什正对着的射场不过是一段百把米的桥面，而这“百把米”桥面对操家伙开火的射手来说，无论在视界、射界还是射距方面都毫无障碍的！也就是说，扭着铁索前进的红军突击队员们完全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守军枪口之下的。如此，泸定桥守军的机枪——无论是正对着桥面的这挺重机枪，还是在东桥头南侧李团重机枪主阵地上的重机枪编组，只要有机会能够获得持续10秒～20秒以上的开口发言机会，那么攀铁索抢桥的这22位勇士就肯定不会再有一人还能留在这些光溜溜的铁索上，遑论爬过100米距离来夺桥！
可为什么红军又夺桥成功了哩？
一种可能那就是现如今海内外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出口转内销还回到了泸定桥的“猛料”：当年发生在泸定桥的这场战事乃至那22个英雄，纯系子虚。当年这个日子的泸定桥根本没有守军，也没有拆桥板，红军是排着队太太平平过河的；红军是用现大洋买通守军顺利过桥的；红军过桥是因为刘文辉故意放水；红军有地下党的接应……，等等，这样的“猛料”如今已有不下几十种版本。
然而这大堆的“猛料”却难以突破大量史证形成的强大证据链——既或把这当间来自胜利者的那部分记录予以删除：从蒋公本人直到川军河防诸将，乃至守桥部队的亲历者，都不讳言当年为这座桥的归属而发生过的战斗——甚至还有人作出了不吝夸张的喧聒：“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1]
既然确认发生了战斗，战斗的结果又是改变了泸定桥的归属，那么逻辑导向就能够相对收敛地指向一点了：泸定桥东桥楼，乃至泸定桥东岸所有守军的自动火器，从夺桥战斗一开始，就已然被对手剥夺了开口发言的权利和机会！而从双方自动火器配备至少100：4～6的对比来看，这样的剥夺完全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本钱足足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曾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王靖宇老先生后来得到了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在红军强大火力压制下，“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或伤亡或逃跑……”[2]
如此，笔者不妨根据已经掌握的史料，试着来对夺桥战斗发起时最接近真实的场景作一复原：随着红四团首长的一声令下，泸定桥西沿岸上百挺轻、重机枪发出了暴风聚雨般的啸叫，守军几乎所有的自动火器发射点都被红军几挺乃至十几挺机枪定点锁定，射手们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而象李团机枪连、迫击炮连阵地这样的重要火力点，那是一定受到了赵章成等神炮手们的“特殊关照”……
22名勇士，是在红军强大火力对泸定守军实施了有效火力压制后，攀着铁索去夺桥的！
这就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很多教科书乃至回忆录在陈述这场战事时，不曾道出或不愿道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红军强大火力有效压制了泸定守军，突击队员们开始……”，似乎一道出这个前提，22勇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要大打折扣似的。这种思维定势真正是让人啼笑皆非：红军强大火力对敌军的有效压制的确是给突击队员们上了一道保险，但这道保险却不是万能保险，“有效压制”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有枪子儿朝他们身上飞来！更何况，就算没有这种枪子儿飞来飞来的战场环境，又有多少人敢于尝试去攀着那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过河？……
泸定有群众目击了22勇士攀铁索夺桥的场面：“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的人）两个、三个（人）一起（堆），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3]，“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操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4]
在突击队后面“铺板子”的，就是三连连长王有才的“铺桥突击队”。
现住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了了河，就在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5]噢，再给他们整点门板来哈……’”[6]
李老太太对笔者等人口述的时间是2006年7月22日，那天笔者去她家拜访，刚敲门却发现老太太正柱着拐杖从桥上气哼哼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还念念叨叨骂骂咧咧。一问才知道，海内外关于泸定桥的那些“猛料”已然出口转内销绕了一大弯儿来到了泸定，老太太是瞅着桥上桥下生意人也在传播这类“猛料”因而动了真气：“没打仗啷个过桥？莫非他们是来会亲家的么？”……
这位李国秀老太太很有意思，前些年有电视台来拍关于飞夺泸定桥的电视剧，大概是因为河东岸县城现代化建筑太多，导演只好把夺桥场景反过来拍，把红军从西岸向东岸攻击变成了从东岸向西岸攻击，这让老太太瞅见了大为不满，扯住人家一脸严肃地说：“你们整反了，整反了，红军打仗是从这边往那边打哩，你们咋个弄假的哟……”
执拗的老太太无意之中道出了一个真谛：就创作劳动而言，艺术家享受的自由比史学家享受的自由要大得多！捡起一个具备传奇要素的素材作夸张、渲染、突出、引伸等“艺术加工”，将“生活真实”提练成为“艺术真实”，那是艺术家们的当然权利，但却不是史学家们的当然权利！史学家要越位干艺术家的活儿，那是肯定不会遭世人待见的——各位可千万甭小瞧了现如今八○、九○后小年轻儿，如今是信息爆炸时代，他们的见闻可是比当年笔者与他们同龄那会儿强太多啦！“宣传口径”、“新闻通稿”这一类官腔八股，那是阻塞不了他们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真欲的！你要是没有攒得足够的本钱让他们心服口服，他们完全可以翻了你一白眼儿还不认你这壶醋钱！
当然，如果有人要掂着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场景去置疑或臧否历史的本相，那也是和尚朝着道观磕头——没认准庙门儿！同样道理，艺术家在从事创作劳动时，还是得时时掂量拿捏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对历史保持敬畏感，不要过于轻狂、轻薄乃至轻率地去挑战“艺术真实一定要反映生活真实”这个底线！
说远了，还是回到那年那月那日的泸定桥头来。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22勇士以勇悍无畏之气概一步一步攀着光溜溜的铁索靠拢东桥楼，手中的“花机关”吐出了一条条火红的信子……，这气概这阵仗，想必与如暴风聚雨般的强悍掩护火力一起发生了作用，在东桥楼守军心中大大催生了震撼和挫伤：
“红脑壳的炮火好劲仗噢，弟兄伙怕是躲不脱噢……”
“红脑壳这是些啥子人噢？啷个楞格拿命不当命哩？……”
王靖宇老先生在其回忆文字中也转述过有关当事人“口头告知的忆述”：红军机关枪密集猛烈，红军突击队步步逼近，“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民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红军突击队员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7]
这种场面对守军上上下下的压力肯定是很沉重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他的长官袁镛通了一个电话[8]。
关于这个电话，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即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见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9]
这可能正是李聚奎率红一师一部直扑龙八埠第四旅旅部的那个当口。
李全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是在泸定死扛到底，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死扛到底？龙八埠距泸定城不过50里左右，现尔刻旅部已受到“赤匪”攻击，这说明他们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向泸定赶来，旅长自顾不暇，那肯定就顾不上我们了！几个小时后东岸“赤匪”主力可能就要扑到泸定，我等腹背受敌，泸定肯定是守不住的，又该如何是好？……
死扛到底，那就是死路一条！
那就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怎么走？昨日来路显然是不成的——“赤匪”们既然已经打到了龙八埠而且很可能正朝这边奔来，往那边跑显然是送到人家面前受死！如此就只有一条道：从泸定城沿河上行到四湾、五里沟，再向东翻越马鞍山垭口退往天全……
李全山跟两个营长一合计，“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三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笔者注：应为团直和李昭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10]
东桥楼守军撤离时，泼上一桶煤油点着了一把火。
这个时候红四团突击队已接近了东桥楼，却突然被冲天而起的火焰拦住了。
突击队员们一时楞住了。
王开湘、杨成武急红了眼，站起来就喊：
“同志们，莫怕火，这是最后关头，敌人已经垮了，赶快冲过去，就是胜利！”
爬在最前头的突击队长廖大珠突然起身，冲向正在燃烧的东桥楼。
突击队员们接二连三地站起来紧随其后，烂脚丫子套草鞋，踩着滚烫的铁索，燃烧的桥板，冲进了火势熊熊的东桥楼，手榴弹也接二连三地朝双枪兵扎堆的地方招呼。杨成武等带着二梯队也赶了上来，王有才头一回铺的门板铺得很稀，铁索桥被成百双套着烂脚丫子的草鞋踩得象筛筛子一样乱晃荡，而这当口冲过去的人们却谁也没感觉——仗打完了重走，人人都小心翼翼。
目击战斗的当地群众称：“他们（敌人）跑时，泼上煤油烧房子，红军冲过去一阵就打熄了”[11]，“桥这面桥楼就烧了，红军冲过来后不一会就打熄了”[12]，而数年后在此间游历考察的著名川康地理学家任乃强老先生亦称：“二十四年因阻红军过境，守军纵火并泸定市焚毁，后中央拔款饬川康边防总指挥部重建，一仍旧制”。[13]
实际上，泸定桥桥面上的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城中的战斗还进行了个把小时——红四团冲进泸定桥城时，“周桂三营仓皇撤出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伤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几人。”[14]
当日17时左右，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关于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情况，守军连长饶杰有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忆述。尽管笔者根据有关史料证据综合当地目击群众的回忆，再经过反复考据后认为：这段忆述水份太大，至少难以全部采信，但这毕竟也是亲历当年泸定桥战事的守军人士留下的唯一一份口述文字记录，故而还是原文照录如下，以供各位方家继续探究辩析：
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伤亡较大。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15]
这里所言的“水堡”就在沙坝村河滩，而那里是根本找不着船的——船早就被拖过了河，而且那里的河段水势也一点儿也不缓（当时是正逢涨水）。既或是红四团佯动分队靠现扎的木筏渡河，也会顺流漂向下游很远的安乐坝，少数人登岸上行攻城的难度未必就比攀铁索抢桥更小。
天黑尽的时候，红四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泸定城。
红四团控制了泸定城那个时候，东岸红一师一部也正疾速赶来。
差不多在泸定桥夺桥战斗开始的同时，红一师主力在海子山北麓的沈村附近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聚奎率领猛追溃敌，扑向川军第四旅旅部所在地龙八埠；另一路则从沈村经冷碛向泸定城疾进。
当年从沈村到冷碛这段路不是现如今的公路，而是要从佛耳崖险峻路段仅能容得一人一人通过的小道蹒跚前行。这条小路因岩石风化，如今已然废弃多年，现在也只能看到一些残缺不堪的遗迹，红军从此通过还是很费了一些功夫。
下得佛耳崖走到橙子坡，正兴冲冲往前赶路的部队忽然听见对岸部队的号声传来的警示：冷碛河岸下还有大约一个连残敌。“于是红军从橙子坡返回来，在大河边包围了敌人，除击毙外，余者都投降了。住在山上的一班敌人开到枪声，吓得慌忙逃命去了，消灭了冷碛一连敌人后，红军就赶上泸定去了”。[1]
红一师一部赶到日前敌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歇过脚的甘露寺时，天已黑尽。在小路上摸黑前进的红军战士们口渴难耐，而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因扭伤了脚也走不动路了。红军战士们即到甘露寺敲门求助。敲了好半天儿才有一位年长僧人面带惶惑出门相迎，红军战士赶紧说明情况：“师傅你不要怕，我们是过路的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打刘家军的。夜深打搅你，我们找水喝，请帮忙找个人带我们去泸定”，僧人听明红军来意后双后合掌口念“阿弥佗佛，善哉！善哉！”一边招呼红军进殿，一边自我介绍：小僧是小寺住持，法名释传光。
释传光叫出众弟子，从厨房提来三桶清水，递几个碗让红军喝水，并拿出几个金黄色米馍，一小口袋带壳的花生送给领头的红军：“小庙也穷。昨天一股川军路过，抢了路边三家客站粮肉，见鸡杀鸡，见猪就宰，他们揣着枪逼我的弟子们给川军背水。晚上又过了一队去泸定，噢哟，甘露寺的大人小人被他们整怕了，今天我还以为那些‘粮子’又开回来了”。
待红军战士们喝完水，释传光叫过徒弟圣智对领头的红军干部说：“我这个小弟子才16岁，走路如飞，前面的小路他常走，就由他带大军去大坝，阿弥佗佛！”于是红军战士们又跟着这位法名圣智的小和尚奔泸定城而去。
这位小和尚的确很负责任，一路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脚下，踩稳了再走。在路过滔滔大渡河激流瓦窑岗悬岩段时，小和尚更是不断警示：“前面路很危险，要慢行”，这警示又一个一个往后传，直到大家都安全地通过这段险路。
尔后，红军在圣智小和尚带领下，又通过了更为惊险的金钗花悬岩小路……
再走了一段路，前面响起叮咚水声。圣智小和尚对红军战士们说：“磨子沟水甜，大家先喝水，前面三四里就是泸定桥，独路一条，路面宽，不用我带你们很快就到，我要打转身了”。领头红军双手搂过小和尚又拍拍他的肩膀：“小兄弟，谢谢你，这两块大洋回去交给你的师傅，请他多保重”。[2]
红军与小和尚分手后又继续上路，奔向泸定城……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朱总司令和刘、聂首长发回了一个电报：
朱主席，刘、聂、董、李：
我四团于今晨六时赶到泸定桥附近，于十七时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去，余另告。
林
二十九日二十一时[3]
根据日程掐算，林彪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泸定——红一军团军团部的长征行军日程表记载，当晚军团部宿营于泸定桥南七八里路的上田坝，如此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上田坝发出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沙坝村那座当时最豪华有电灯的天主教堂发出的。但红一军团军团部的这个里程表有一个错讹：将上、下田坝的位置弄颠倒了，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的宿营位置应是下田坝而非上田坝，下田坝至泸定桥不到十多里路的行程也被误记为“60里”（可能是手抄报表时的误记）[4]，以至多年后有两位外国青年马普安、李安德按这个里程表行至此间时大为疑惑：明明是十多里路的行程怎么就变成了60里？并由此生出了对整个长征行程的怀疑。而据笔者详研，类似的错讹和误记，在当年红军的原始文献资料中还有不少——有误远的，也有误近的。
毕竟红军是在赶路不是在搞测绘，沿途里程除了当地群众介绍，就只能靠自己感觉了。
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到达了磨西（军委纵队当晚宿营于磨西以南数十里的湾东[5]），当晚在磨西的天主教堂宿营。据说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这里开过一个短会，短会议定的内容为：⒈红军不去康定；⒉部队有序通过泸定桥，先过人，后过马；⒊中央准备派陈云到上海恢复被敌人破坏掉的党组织；⒋筹积粮食；⒌过泸定桥后，中央和军委在泸定县城研究红军北上路线……[6]
中央常委会议议定的内容应该是在得悉了林彪来电报告红四团已夺取了泸定桥这个信息之前作出的。[7]笔者在细作考量之后也认为：中央红军由磨西翻雅家梗去取康定的确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既或泸定桥夺桥不成，中央红军也并不是死路一条或只有奔康定这一条出路！至少，沿河上行奔丹巴再觅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机会与途径，也是一种绝非无望的选择。
多年后，磨西一位名叫王旭斋的老人回忆说，当时他被磨西“舵把子”陈中五安排给红军“大官”提茶倒水，这俩“大官”一高一矮，矮的那位脸色黝黑。那天他在上完茶出门后听见有人在喊“报告总司令”，报告说了些什么他没听清，但这一高一矮两个“大官”听完报告后又到金花庙去用望远镜了望康定方向，他也只听到了他们对话中的一句：“冰山一座，不行，不行……”[8]
“冰山一座”可能指的是通往康定的雅家埂——那是一座海拔3960米的“亚雪山”。
当晚22时左右，东岸红一师先头部队也到达了泸定。
——邓华回忆说：“到（泸定）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了！[9]
30日凌晨时分，东岸右纵队首长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化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刘伯承在拍遍了泸定桥桥栏后，在桥板上使劲跺了三脚。
“对，我们胜利了！”聂荣臻也心潮澎湃。
“应该在这里立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
刘伯承仅余的独眼里闪出泪光。
几天后，军中媒体《战士报》刊出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表扬了红四团：
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夺取天险泸定桥
又是二十一个英雄
“勇”部田湾胜利后，趁胜猛追，在摩西面又最后消灭田湾溃敌残部，即赶至泸定桥。敌一团扼守桥头，毁去桥板，并在桥头纵火。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将敌击溃，俘护[获]人枪数十，全部占领泸定桥，取得了渡河全部胜利的保证。[10]
“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其实，“铁索桥上显威风”的勇士们，大都没有留下英名。
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当时曾应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稿约，撰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文中详列了22名勇士的英名。然而因戎马倥偬，转战频繁，《红星报》拖期，编辑们把稿件遗失了，从而使大多数勇士的英名迄今无从查觅——这或许将成为永久的遗憾了。经杨成武及许多人反复回忆，也只记起了二连连长廖大珠、政治指导员王海云、二连支部书记刘金山、战士刘梓华等数人。解放后，原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长王永模等有心人四处寻访多年，据说也只是落实了这22人中的8人，其他人则在消失在历史记忆深处了……
然而，没有留下英名的红军勇士，仍然与那支长驱两万五千里的铁流一样，万古流芳！
最后再来说说原来负责“康泸防务”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的表现。
余部原本已有两个团进驻冷竹关、瓦斯沟（西岸），然而在泸定桥战斗前前后后几天里，这支队伍对泸定桥守军却没有任何积极的配合动作。当然，这也可以归咎为他必须全力确保康定的职责所囿！但是，有了这等充分理由的余旅长，为什么又要对上对下编故事哩？
5月31日，确认“赤匪”不会奔康定而来后，余松琳等向康定军民发出“安民告示”：
为令知事。
查本月感晨（即27日晨——引者注），共匪将我猛虎岗突破后，由磨西面分向泸城猛扑，与本旅激战于冷竹关、雅家埂一带。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末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九龙、丹巴尚无匪军进犯，冕宁己于艳日（29日——引者注）收复。
康区交通不便，深恐匪情不明，传闻失实。合行令饬，仰该县长即便知照，布告人民一体周知，并传谕各安生理，是为至要，至嘱，着并遵照。切切此令。
旅长余松琳
副旅长章镇中
专员陈启图[11]
然而余松琳第二天又后悔了，让人把这张布告撕了或用新的一张布告覆盖之：
五月三十一号所发训令中开，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未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续接探报，我军尚与匪相持于泸定。上探情报各节，未明真象，所有泸定县城失陷-节，应免公布。
再，本日接杨旅长来电，连日与匪激战，夺获鹰帽牌枪及自动机枪各十余挺，战利品无算。等语。并闻。
嗣后关于匪情，只将胜利情形公布。是所至嘱，即询政祉。
余松琳
章镇中
陈启图
如已布告，则以胜利布告掩贴其上，或撕毁之。[12]
呵呵，余旅长这是干嘛哩？
更有意思的是蒋公。这一天，他也得到了泸定“沦陷”的消息，这个消息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他老人家当日的“反省录”中却留下了这样一句匪夷所思的文字：“朱毛残匪窜陷泸定，我薛路能遵令追剿，实足令寒匪胆而张军威也”
多年后，在“是谁夺取了泸定桥”的问题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诸多是非。
一个“猛料”源出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称，他率红三团侦察排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四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1]而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包括笔者本人，甚至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的父辈传记中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份量。
而且，这样的“猛料”既或是当作“革命故事”来传播，那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徙、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象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而后来出版的诸如《赖传珠日记》、《伍云甫日记》、《童小鹏日记》等虽然每日记录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儿出发到哪儿宿营一句话，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给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当然，也有如《陈伯钧日记》这样时有篇幅较长的日程记录，但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所担任的职责（作者在长征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以及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更何况，这些较长篇幅的记录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与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能够互洽。
这本《长征日记》的作者自陈：大渡河之役时他担任红三团总支书记。但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却提出了反证：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的是吴法宪。[2]这本《长征日记》出版之时吴法宪正在接受审查准备接受审判，当然也难以对日记作者的说辞提出置疑。但这两人各执一辞究竟孰真孰伪，那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旁证佐证来进行进一步的辩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红三团战斗活动的陈述，吴、肖两人也是各执一辞。吴的回忆称：
吴法宪这段回忆中所称“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指的就是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龙八埠等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的确都是在泸定桥守军的“背后”发起的，而且千真万确，也“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服刑后回家的吴法宪，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错了红四团政治委员的名字外，的的确确是没有哪个字是说错了的！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刘亚楼（笔者注：应为杨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列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3]
而上海版《长征日记》作者所执之辞那就是一个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开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问题外，日记作者还写出了一段传奇：红三团一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并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时成功阻止了敌人的炸桥阴谋！而且这个说法在此后还多有变化：最早的版本是日记作者指挥红三团侦察排的战士掐断了敌人炸药包的导火索，作者到达泸定桥的当天便随红三团翻越马鞍山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二郎山那头的紫石关[4]；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还将故事更加延展：红三团到达安乐坝时消灭敌军一营，尔后化装混入泸定城，夺取了东桥楼。当晚又跟随红一师队伍翻越二郎山……[5]
后来的网络版文字更传奇，掐灭敌人炸药包的干脆就成了日记作者本人。
其实，与饶杰那个口述一样，上海版《长征日记》这段记载也是很容易证伪的：其一，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行程在300里以上，行军序列在红二团之后的红三团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泸定桥——这还不说走在红三团前头的红二团在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延续了大半天儿的战斗；其二，红二团和红三团各一部赶到泸定桥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了[6]，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药包导火索的故事发生；其三，红三团不可能在到达泸定桥的当日即追击敌第三十八团溃兵到达几百里外的紫石关——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中革军委在5月30日的确有过这样的部署，但这个部署随即就被改变而并没有执行。红三团是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又沿东岸来路往回走了50里，经龙八埠、化林坪，翻越飞越岭脱离大渡河峡谷的，而翻越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进的，是最后赶到泸定桥的的红九军团。
后来，日记作者还出版过了一部回忆录，而在这部名为《十年百战亲历记》回忆录中，作者还杜撰出了一个作者与“红四团特派员张国华”的对话，对话中还涉及了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非议。[7]而笔者之所以判定这段“回忆”纯属杜撰，是因为红四团、红六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当时的张国华并非“红四团特派员”，而在红六团任总支书记。[8]再者，当时作为红军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他们，是不可能对一位他们此前并不了解的友军最高领导人作轻率评议的。
另外，这本《长征日记》还有诸多极不可靠的“记录”，直接误导了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比如，该日记称：红一师是由宝兴经陇东翻越夹金山直接进抵懋功的，没有经过硗碛，[9]此说亦为当地党史部门及很多史籍采信，甚至载入了雅安、四川等地地方和省级党史部门编篡的长征史志。而笔者根据《李聚奎回忆录》、《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及此间军委部署文电等多方查证，此说不能成立！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只有一条路线，即由宝兴经硗碛，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红一师紧随红二师之后，都是翻越王母寨垭口，经达维而转向懋功。
另一个“猛料”出自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覃老先生这部回忆录中称，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和连长韦杰一起，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率领本连12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文中还提供了本连那12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的姓名，以及彭雪枫的指挥位置“天主教堂”。这段文字也使某些热衷于见缝下蛆的人士大为兴奋，并为此添油加醋炮制了出了如“黄（开湘）彭（雪枫）争功密闻”这样的离奇文章来……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容易证伪的：这几天中革军委的部署文电都明明白白地标示了红三军团每日进止位置。红三军团在中央红军左纵队（西岸）行军序列中属于“倒数第二”位置：他们前面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前面是军委纵队，军委纵队前面是红一军团……，覃老先生所在的红十三团与红一军团前卫红四团在行程上形成的时间差，至少也在两个昼夜以上！夺桥战斗发生时，红十三团距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多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可能了……
不过，笔者在详研了中央红军在这段日子里所经历过的战斗后认为，《硝烟岁月》爆出的这个“猛料”应该不属于“刻意编造”，而的确是因作者本人文化、视野局限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三军团进抵了天全河畔，中革军委赋予了他们“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10]，而这两个地方中的沙坝头索桥附近（与泸定桥附近的沙坝村同名）也的确发生过战斗[11]。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长征中红军跨越雄关险道无数，虽然大渡河上只有这么一座铁索桥，但他们经过的其他地方的铁索桥其实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象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
笔者对红军方面这些惹出了诸多是非的“猛料”进行认真辩析，并不是为了显摆红四团的功劳而贬低其他部队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红一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绝对不可抹杀不能磨灭的：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时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四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后来也说：“夺取泸定桥没有一师也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逃窜”。[12]
还有，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在占领龙八埠后又转向东进，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发展进攻，并于30日占领盐水溪，为中央红军尔后打开这条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又垫上了一个起跳的台阶。随后赶到的红一团（31日左右赶到龙八埠）也参加了进攻化林坪、飞越岭的战斗。而军委干部团此间一直在东岸节节阻滞跟进的的川康军部队，6月2日左右才赶到龙八他。他们都没有到过泸定桥，但他们的功劳苦劳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夺取了泸定桥而划上句号的！
如果不尽快脱离这条狭窄的险峻河谷，中央红军的处境照样非常危险！
中革军委首长们前往泸定桥的途中，就已经在作这样的考虑了。
5月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部署：这个部署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有关史料各说不一，笔者考据起来很费了一些功夫。林、聂、刘、彭、杨、董、李、罗、何、左、刘、陈、宋、邓、蔡：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刘敌约一旅昨向岩子上我干部团阵地攻击，并迂回我右侧高山，我干部团退守铺沙岗。
B.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求作战机动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开始行动如下：
⒈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⒉五军团仍归林、聂指挥，其主力应经泸定桥跟一军团后跟进，宿营地点由林、聂规定。五军团应另留一个营，以主力在泸定桥西岸前出至二里[坝]向康定警戒，以一个连监护铁索桥。
⒊军委纵队前进至泸定桥、沙坝之线。
⒋三军团进至芝泥坝、楂维、科五之线。
⒌第五团应赶至摩西面。
⒍九军团、游击队及干部团第三营均归罗、何指挥，进至湾东、施药坪之线。
⒎干部团（缺第三营）沿河北岸进至德拖地域，向来路严密警戒，并扼阻追敌。
C.各部须沿途补充粮米。
朱
三十日廿二时[1]
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日记记载，军委纵队从湾东进至磨西面后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继续出发，5月30日晚宿磨杠岭东麓的奎武村。[2]而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阙中一则回忆说：5月29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磨西面宿营，30日凌晨4时从磨西面出发去泸定，“出发后就接到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绘打下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泸定桥，在沙坝村天主教堂外的一棵大树下听取了红一军团首长汇报的战斗情况，因为天主教堂里住着伤员，毛泽东等没有进教堂而只是在树荫下休息几个小时……[3]
陈昌奉还回忆说，毛泽东没有在泸定城里住宿，而是直接去了化林坪。[4]
这个回忆说到这儿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从行程上看也不太可能：从磨西到泸定桥约120里，毛泽东等凌晨出发能在当日下午到达，那就已然算是“收早工”了。在泸定休息俩小时后还要继续赶路到化林坪，那就还得跑七八十里山路——还得走夜路，这番鞍马劳顿实在是有点大了去了不说，而且毛泽东他们那天根本就进不了化林坪！——30日那天红一师一部跟追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占领了盐水溪，然而在向化林坪抑攻时受挫，所以现尔刻化林坪的主人仍然还是川军第四旅第十团上校团座谢洪康。
更重要的，这个回忆与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的那个部署内容，不洽。毛泽东等不可能在那个部署还没有改变之前，就贸然奔另一条道而去！如此，笔者或可确认：30日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应该是住在泸定或泸定附近——而且还不止住一天，而中革军委30日22时的部署，有可能是那天在磨西跟湾东赶来的军委纵队汇合后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等人作出的。[5]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署是朱总司令的个人意图——这个意图很可能日前在磨西宿营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之具体化。
这个部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标示了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泸定守军李全山团的溃逃路线：红一军团为前卫，由泸定经四湾、五里沟，翻越马鞍山，进至门坎山、长河坝、两路口[6]]一线，红五军团随后跟进……
而就在毛泽东等到达泸定桥之前的30日上午时分，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等就已然作出了一个朱德总司令当晚22时部署意图有所不同的“临机措置”：红六团当日由泸定出发，赶赴龙八埠、盐水溪，与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相互配合，攻占化林坪。陈光率红二师主力亦随后跟进，打通化林坪-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7]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道：我团刚刚进到泸定城休息，就收到了团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敌军在冷碛、龙巴铺（今兴隆），化林等地有两团的兵力驻守．为了阻击红军北上，敌军在泸定桥一带布防一个旅三个团，是新五师第四旅，旅部驻在龙巴铺。三十八团驻泸定、咱里、盆道一带。团长李全山。已被红四团于夺取泸定桥后击溃。十一团驻冷碛、海子山一带。团长杨开诚，亦被右路红军红一师击溃，退往龙巴捕。十团驻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一带，团长谢洪康。以上敌人均属于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
由于四团已经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意识到我团即将担负前卫任务。我和朱水秋团长商定，要各营连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并要带一顿饭，等侯命令，准备出发。早晨八时，我们接到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搂的手令：
“朱、邓：你团进至泸定桥后迅速吃饭，稍加休息，于上午十时出发，经冷碛，尤巴铺、化林坪、飞越岭向天全前进。中途遇敌应坚决消灭或击溃之。我师指挥所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我野战军主力随后也从泸定桥通过。”
五月三十日，遵照师首长的命令，我团按预定时间出发。
我们采取了战备行军队列——非战斗入员由供给处主任胡弼亮率领，在全团的后面跟进。战斗人员的行军次序是：一营、团部、三营、二营。政工人员分别下到各营，团的党总支书记张国华和一营长曾保堂同前卫一连前进，时刻做好打仗的准备。那一天是阴天，我团全体指战员步履匆匆先后经过了大坝、瓦窑岗、挖脚、甘露寺、幸福坝、向阳坡于下午三点多钟接近冷碛。这时，天空下起小雨。[8]邓飞的这个回忆也有一个问题：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还在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的路上——中革军委当日22时部署中要求他们31日到达的位置是“磨西面”[9]，所以他们得到的这个“手令”只能是师长陈光一人签署，而且手令中的“五团”应为“四团”，“天全”应为“汉源”。
史载：30日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还在泸定召开了一个碰头短会。
会议决定两件大事：
㈠中央红军将走雪山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
㈡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10]
会后不久，陈云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护送，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使用“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在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党组织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向海内外介绍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同年10月15日，陈云又在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
在这两份历史文献中，都将安顺场和泸定桥发生的战斗作为典型事例道出。[11]
同一天里，蒋公也得悉了泸定发生了战事的信息，但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却与中央红军方面的意图大相径庭：“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而且认定：“朱毛残匪之末路不出三途：⒈由康北经青海甘州窜内蒙。⒉由康定丹巴入川西，与徐匪会合后，经松潘西区入甘肃临潭县或西固或定西靖远出宁夏。⒊由川北经嘉陵江、昭广、陇东出宁夏以至内蒙。以俄寇与第三国际决令其入藏或入新疆。彼为本身利害计，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12]。
31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到达泸定桥与毛泽东会合后，应该掌握了更为详尽的道路信息：马鞍山小道崎岖难行，“秋冬春三季积雪”[13]，连牲畜都难通过，沿途人烟稀少，大部队就粮非常困难，只有那些买不起骡马的脚伕们才背负茶包往返此间[14]。而经化林坪、飞越岭那条“川康要道”的情况则相对要好得多，这条道至少还能行骡马，而且一出飞越岭就可以直下宜东，威胁汉源县城（今清溪镇）……
当晚22时，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首长，同意了林、聂、刘日前的“临机措置”：这个新的部署还对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作出了改变：取消红一军团经马鞍山去天全的行动，红一军团乃至中央红军主力将经化林坪、飞越岭东进至汉源（今清溪）及富林地区，以“拒止中央军北渡”——与蒋公互换一下攻守的角色。这一来可能是抱有在继续北进前拿下汉源城（今清溪镇）以获得物资粮草的打算，二来也是因为计较着中央军追兵临近的日程，准备将其拒止于大渡河南岸而赢得在此间从容转向北进的空间与时间：中央红军夺取了泸定桥的信息这几天里肯定会送达蒋公耳中，蒋公有可能会更加严厉地督促中央军各部加快“跟追”步伐，以求压迫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域以“根本剿灭”！而“朱毛”的这番盘算真还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在“朱毛”做出这个部署的当天，蒋公真就给薛岳发了一了个旨在“加快步伐”的“世巳手令”：我野战军以攻占化林坪，迅速前进清溪，各个击破两刘（刘湘、刘文辉）部队约三个旅，并迅速控制富林渡口，拒阻中央军北渡之任务，定明六月一日行动如次：
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地域，并准备二号攻占清溪，以一部续向富林前进；军委纵队进到化林坪；三军团赶到甘露寺、泸定桥之线，并全部渡河完毕。九军团等部赶到魁五、磨西面之线。[15]看来这一天里蒋公瞅明白了“朱毛”的动向，恐怕也瞄出了刘自公那几个双枪兵肯定挡不住“朱毛”冲过大渡河向“徐匪”靠拢的苗头，所以才令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不再“稳进”而是经大渡河上游峡谷向康定“急进”，同时也令薛岳部主力集中在“宁雅正道”方向。准备压迫“朱毛”于他老人家已然扯松了的那条口袋的袋底——“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前来接应的“徐匪”一起打包处理，予以“聚歼”。薛总指挥：
一、残匪艳午已到泸定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
二、大树堡之匪全向泸定退窜。
三、杨森部正向安顺场上游推进中。
四、匪踪既明，我军前进不须如前日各电之持重，应令李抱冰纵队除酌留防守冕宁守城部队之外，其余直向康定急进。兄率其余各部经越嶲至大树堡候令。对于德昌、西昌不必留队防守，惟在越巂须酌留一二团兵力候令再撤。切盼灰日（6月10日）以前能到达大树堡集中，如何！
中正，世巳手令。[16]
与蒋公初衷不同的是，直到这会儿，他老人家仍然在“随匪转移”，毫无主动性可言！
站在“剿共”的立场，他老人家给薛岳开出的时间表尤其令人沮丧：6月10日（灰日）将主力集中于大树堡。而薛岳按这个手令作出的部署则是：“吴纵队欧（震）师江日（6月3日）从西昌出发，虞日（6月7日）到越嶲，此后经海棠、平夷铺（平夷堡在金口河附近，绕远了，疑为“大树堡”之误——笔者注）、富林，限元日（6月13日）追达汉源（今清溪镇）。梁（华盛）师支日（6月4日）由西昌出发，循欧（震）师经络前进，限寒日（6月14日）到达汉源（今清溪镇）”，“周（浑元）部除万（耀煌）师留一旅驻西昌，分派一团驻泸沽，建碉守备，维护交通外，其余鱼日（6月6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巂循吴（吴奇伟）部经路，限铣日（6月16日）到汉源”， “本部及周旅，微日（6月5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巂在梁师后跟进，删日（6月15日）到汉源”。[17]
这将帅俩，还在按步就班地挪棋子儿啊。
而“朱毛”这边的动作，就麻溜多啦！
不麻溜也不成，他们得赶紧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甭则危殆处境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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