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兰事件很快就过去了。蒋介石没弄到情报，佐尔格赔了两万美金，牛兰夫妇天天
蹲监狱，谁都没能如愿，也都没输到底。但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有些东西实在是鬼
都想不到，牛兰的问题暂时平静了，却带了个小尾巴，正是这个小尾巴最后害惨了
中央苏区，险些把毛泽东也坑在里面。
当佐尔格提出要钱的时候，苏联红军情报局派出过两个特工，分别带两万美金
去送钱。两个特工都很尽责，也都把钱带到了上海，所以完事之后，佐尔格把他们
留了下来，以远东局的名义在自已手下办事，其中有一个特工叫奥托*布劳恩。
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人，一九二八年入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三二年进
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收集日军占领下的东北情报，三二年秋正式移居上海，任
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德。
从理论上讲，李德顾问应该在上司施特恩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可是施特恩正好
碰到点问题，迟迟赶不来上海，布劳恩只好以军校毕业生的功底，硬着头皮挑起大
梁来，主要职责是为中共中央提供军事指导和建议，他的服务对象叫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因为在反“立三路线”的事情里
站队正确，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国共青团书记。由于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中
央委员和政治局被抓得七零八落，整个中央已经名存实亡，所有活动都被迫中止，
周恩来等人不得不撤到毛泽东的中央苏区，只剩下他和王明等人在上海临时负责。
李德来上海的时候，王明已经去了苏联，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只剩下博古。
博古在上海挑大梁时，他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一转眼就成了党的最高负责
人，职业际遇如此劲爆，简直是祖坟上喷火。不过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是共产
国际的中国分部，所以做负责人也很简单，只要把莫斯科的文件上传下达就可以完
成任务，别说大学生，小学生也不成问题。
但理论终究只是理论，很快博古就发现，做总负责不光能享受权力，经常也是
要承担义务的。随着世界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斯大林终于明白过来，坐在莫斯
科用电报指挥革命十分不靠谱，因此决定把指挥权下放，由各国共产党决定自已该
如何革命，莫斯科只提供经费、顾问和原则，一般情况下不多拿主意。
斯大林的决定极大地减轻了自已的工作量，但对博古来说，却等于被推到了坑
里。传达文件精神之类的事无所谓，关键是碰到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小秦同学需
要以总负责身份指导红军拿主意，可怜的他只能对着地图抓瞎，什么也说不上来。
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博古二十五岁，精通俄语、哲学以及各种专业课程，还懂得
搞地下工作，从年龄来看，算得上是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型人才。但军事
这种东西毕竟不是烧饼，读书破万卷也要上战场才能见功夫，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
的事，必须要打好多年的仗、从尸山血海里培养出经验来，临时看地图是糊弄不过
去的。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自已身为总负责却不懂专业，博古十分郁闷。正在他无可
奈何的时候，伏龙芝军事学院正规毕业的李德来到了他身边，指点江山、激昂慷慨，
用一连串从前没听过的专业术语分析局势，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为他排疑解惑，
并十分自信地告诉他，只要这样这样，就会那样那样，然后就能怎样怎样。
博古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军事虽然复杂，只要有李德在，就会变得十分简单。
李德顾问受过最正统的军事训练，掌握先进的军事理论，十分懂得排兵布阵，对付
蒋介石手下那点人马当然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上海的生活虽然美好，顾顺章的魔影却越来越可怕。随着一批又一批人被抓走，
终于连临时中央也撑不下去了，只能到红军保护的根据地里办公，否则全部都要完
蛋。
面对险恶的局势，博古十分赞同撤退的想法，他只提了一个请求，就是让共产
国际同意，把心爱的李德同志也一块派到苏区。
对博古的请求，共产国际其实相当为难。李德这厮有多少水平，总部心里是有
数的，按说应该选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去辅佐才对；可博古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口咬
定只有李德最熟悉红军的情况，而且李德水平也很合格，所以只要李德，别人都不
要。
本来派顾问就是为了帮忙，现在看到客户如此有需求，投资商共产国际当然也
不好显得太小气。不过对李德的水平，大家实在是不大放心，因此专门提出来，李
德只算顾问，提的意见仅供参考，绝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思，中国同志想听就听，
不想听也没关系，一切自已决定。
收到共产国际的回复，博古舒了一口气。他高兴地告诉李德：“我先去苏区，
你办完手续赶紧过来！”
李德也很高兴。他向博古保证，他一定尽赶来。
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莫过于勤快又愚蠢的人，比如博古，又比如李德。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准备在热河大打出手、华北眼看危急的时候，蒋介石却在
调集重兵剿共，博古则在地下党掩护下，静悄悄地从上海转移到江西的中央苏区。
此时的中央红军根据地早就大大扩张，不仅在江西有十三个县，而且在福建有
二十一个县、广东七个县，三省交界联起一块极大的地盘，纵横两三百公里，人口
四百多万，总面积八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红军也发展到七万多人的规模，拥有好几
部无线电台可以联络、监听，而且各地都有赤卫队协助作战。毛泽东在昏暗灯光下
写出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红军还只是星星之火，此时已然烧出了一片
大草原。
兵强马壮、地盘扩张，所有人都对革命前途信心满满。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大好
形势下，毛泽东却悄悄地失踪了。
作为根据地的缔造人、红军几次起死回生的大功臣，毛泽东此时正躺在一个小
村子里，整天养着不存在的病，没有人来看他，也没有人敢来看他。
毛泽东被养病，是因为他撑不住局面。
上海中央的指示一直就离谱得吓人，动不动就要红军去打大城市，吃过苦头的
毛泽东当然不能闭着眼睛装瞎。本来天高皇帝远，糊弄两下也不是难事，可要命的
是项英也来了苏区，而且他的头衔，是苏区中央局。
虽然在富田事件里项英支持毛泽东，但不代表他同毛泽东是一条线上的。面对
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对正确的指示，项英没有开疆扩土的本事，却有服从命令的觉
悟，于是他同毛泽东争了起来。
作为外来户，项英本来是没有实力同毛泽东抗衡的。问题是他在后方吵吵嚷嚷
的时候，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主席是周恩来。
老好人周恩来的办事风格，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
组织错误。换句话讲，上级组织做出的决定，不管对也好错也好，他都会接受执行。
虽然他擅长居中调解，虽然他办事沉稳周到，但是一切都不背离这个原则。
这种精神用在普通公司身上，自然是老板喜欢的类型；但是用在造反大业上，
那就是要了亲命了。因为，上级组织（或曰中央局）的要求，有时是无法满足的。
三二年七月，上海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闽赣省委发出指示，要求红军坚决
执行所谓进攻路线，夺取中小城市，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这个指示放到今天，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笑话。但上级大过天，有这份文件在，
中央局就有权力命令红军用鸡蛋碰石头。毛泽东当然不愿意，但是前线军事会议并
不只有他，还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个人，而动摇立场的，偏偏是会议主席周
恩来。
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夹板中的周恩来给临时中央发了电报，认为前方对战略
原则和发展方针经常争个不停，已经影响到具体的军事指挥，要求找个机会解决问
题，否则事情非常麻烦。
周恩来的意见，从表面上看是正确的，因为前后方争吵确实影响到了指挥。问
题是，这份电报是他私下发的，没有跟毛泽东等人商量。
身为堂堂会议主席，同上级发电报确实不用一一商量；但是在冲突最激烈的时
候，这种做法就比较值得玩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在态度上倾向于中央局。
三二年十月，临时中央在宁都召开会议，解决所谓指挥问题。
周恩来还在前线没有赶到，主持会议的，是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不出所有
人意料，大家不开会的时候，在电台里吵架；现在面对面坐下了，就面对面地吵架。
就在大家吵不出名堂的时候，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了，开始挥起铁掀和稀泥。总
之毛泽东对中央的指示态度上有不对，后方同志的指责也有不对，大家退一步海阔
天空，继续共同革命。
毛泽东已经有朱德、王稼祥站在一起，如果周恩来也支持他，任弼时还没有机
会说话。但是周恩来这一骑墙，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周恩来是军事会议的主席，而
中央局提出的要求，是毛泽东离开前线，到后方搞“政府工作”。
虽然周恩来仍然要求把毛泽东留在前线，但是毛泽东很清楚，随着周主席态度
的变化，自己在临时中央已经成了少数。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局势，他只好表示，自
己身体不好，要请一段时间的病假，去后方休息。
毛泽东的感觉是对的。因为中央局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扔到了后方的冷
板凳上。而在他被迫休假的时候，中央局又撸掉了他的大小职务，军队也不用指挥
了，只保留一个名义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虚职，前后打杂。
在打过日本人后，十九路军如日中天，风头直盖中央军。蒋介石十分忌惮，本
来想把他们分而制之，拆散安插到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却弄得全军哗然，几乎
闹出兵变来。内外交攻的蒋介石不敢得罪抗日英雄军，又不放心他们离南京太近，
只好把他们放到福建。福建人听说抗日英雄要来，敲锣打鼓地欢迎他们，蔡廷锴也
不含糊，立刻学红军搞起了土改运动（只分田地，不打土豪），在福建的声名如日
中天。
得到福建在搞土改的消息，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他什么也没说。一来孙中山有
过“耕者有其田”的说法，蒋委员长办不到是自己无能，要还敢说三道四，全国人
民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了他；二来十九路军是英雄军，说句寒碜点的话，名声比
他好出一万倍都不止，要是搞全国普选，蔡总指挥得票肯定比他多。作为一个城府
极深的政客，蒋介石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帐记在心里。
三三年一月，中央苏区已经陷进三面包围中。红军右后方是福建部队，左后方
有广东部队，两边死死卡住红军后路，中央正前方则是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中央军，
由陈诚指挥十二个师长驱直入，准备中央突击、直捣黄龙；三路大军近四十万人马，
主攻的中央军有十六万，由何应钦直接指挥。
在他们的对面，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委周恩来，全部兵力
七万。
红军已经在一月份发过声明，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达成停火、一致抗击日本入
侵，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讲，外敌已经兵临城下，却如此急于内斗火并，蒋介石这已经不
叫做事了，只能叫作死。但明知作死而非要坚持到底，是因为两边兵力对比为四十
万对七万，蒋委员长十分有信心。
即使五个人打一个，他仍然有五万多人无所事事，胜负可以说毫无悬念。蒋介
石相信，这一趟他剿的不是共，而是寂寞，辉煌胜利后的寂寞。
正当朱德、周恩来紧张备战的时候，博古带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西。
根据博古的指示，要在国民党还没准备好的时候，打一个出其不意，发扬进攻
精神抢先击溃敌军；并且要用一系列进攻迅速占领江西全境，赢得革命的局部胜利，
首先进攻的目标是南城、南丰。
南丰是国民党的重要据点，中央军筑有坚固阵地，还有五个整团的守军。红军
缺炮少弹，攻坚能力极差，想拿下南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此不切实际的理想，不用问也知道，八成是李德在上海看地图的结果。但中
央的指示就是党的指示，身为党员必须要有服从的觉悟，朱德只好硬着头皮下令，
红军向南丰调动，准备发起进攻。
二月十二日晚，经过几天准备，朱德趁夜向南丰发起了进攻。打了一晚上，除
了士兵伤亡惨重外，红三师师长彭鳌也战死在前线，没有捞到丝毫便宜；而陈诚一
听说南丰被围，立刻下令据城固守，同时各路大军立刻靠拢，准备决战。
首战不利，又暴露目标，朱德和周恩来十分恼火。好在中央的指示是在南丰决
战，具体执行上可以灵活变通，于是决定分兵，一面围困南丰，一面把主力转移到
外围准备打援军。
围城打援，是红军常用的战术。但很快形势就明朗了，以陈诚的实力，即使是
红军战术上再正确，也不可能决战成功。陈诚派来的援军分三个纵队，其中一纵队
三个师，二、三纵队都有四个师，火力强盛、兵力集中，正在一边相互策应、一边
南下决战。
收到中央军南下的兵力情报，朱德和周恩来十分明白，自已惹了大麻烦。虽然
上海中央的指示肯定绝对正确，但敌人的枪炮更加正确，如果不赶紧走人，就只能
提前去见马克思。在做不吃眼前亏的好汉还是做优秀烈士面前，两个人做出了共同
的选择：做好汉。
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朱德也一样。他下令由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大张旗
鼓地向东面的黎川运动，而主力则全部西撤，腾出地方打伏击战。可怜的何应钦情
报不灵，立刻下令大军东转，跟着红十一军的方向调动；其中第三纵队直接扑向黎
川，第二纵队由南丰转向黎川，第一纵队在西面离得最远，何应钦让他们深入广昌、
于都抄后路，准备在二、三纵队决战胜利后，由一纵队抄底，把逃出来的零散红军
一网打尽。
第二、第三纵队都在急匆匆地赶路，迎接即将到来的决战，一纵队任务最轻、
离得也最远，漫不经心地在崇山峻岭里行军。按照上峰的计划，红军都逃到东面去
了，他们这一路只是配角，基本上没什么事可做，也没多少好处可拿。
二月二十六号，何应钦还在东边的黎川寻找传说中的红军主力，西面的第一纵
队有两个师赶到了黄陂一带。山高路陡，又不是主要战场，两个师联系十分困难，
戒备也相当松散，正在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路时，两侧突然冲出凶猛的红军，把
他们团团围住，然后发起攻击。
以多打少，又是以逸待劳，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可怜的蒋军还算顽强，支撑
了一天半工夫才垮台，两个师长被俘，一个师被彻底歼灭，另一个师逃出一个多团
来。
得到一纵队失败的消息，蒋委员长大吃一惊，知道自已上了当，赶紧把部队撤
回来，重新布置。
此时热河已经开打，华北全线吃紧，蒋介石又要剿共、又要抗日，忙得不亦乐
乎。他本来打算调地方部队打红军，可粤军、十九路军都不是吃素的，开水话说了
一箩筐，就是没有实惠的反应，弄得委员长十分没脾气。由于长城一线实在危急，
最后从湖北、陕西各调一个师，又把才从旅升级的关麟征师拉去华北，由何应钦统
一指挥，好容易才支撑住北方的局面。
仗打到这一步，不少人都看出不对来，纷纷劝说蒋介石一句话：能不能不要打
内战？
从理论上讲，红军再怎样也是中国人，谁赢谁输死的都是一家人；而且谁要斩
尽杀绝，别人就一定会拚死反抗，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还是就地求和、统一对
外吧！
在蒋介石看来，这些都是不懂政治的老生常谈，根本不屑一顾。由于何应钦已
经连输几仗，他决定由另一位保定军校生陈诚接任前线指挥，安排下一期剿共任务。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果然出手不凡。在分析何应钦的失败原因后，陈诚认为，
战场铺得太大、兵力过于分散，是失败的原因。所以要剿共，就必须突出重点、集
中兵力，对红军进行突击进攻。
按照新的思路和指导思想，陈诚把大军分成前后两个纵队，第二纵队当先锋，
第一纵队和三纵队两个师当后卫，一前一后相互呼应，直捣苏区腹地广昌。
陈诚十分有信心地调兵遣将，红军十分有耐心地截听无线电，然后画出完整的
兵力配置图，放在朱德案头前。
根据陈诚司令的安排，朱德下令，红十一军继续装扮“红军主力”，在广昌西
北面敲锣打鼓，其余部队无声无息绕到广昌北面，准备看准时机打闷棍。
在陈诚的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由四个师组成的前纵队兵强马壮，果然十分顺
利地冲到广昌附近，准备搜索一再暴露的红军主力；在他们身后五十公里，是缓缓
跟进的后纵队，和无声无息地探出头的红军。
三月二十一日，后纵队的十一师突然在草台冈碰到袭击，不到一天工夫就损失
大半；第二天，第九师也被吃掉一部分，其余的人马见势不妙，立刻全力后撤，防
范红军再冒出来。
骤然出现的敌情吓了陈诚一跳，他终于明白，红军主力不在广昌，而在身后。
虽然从兵力对比上讲，再回头找红军打一场应该不成问题，可几路人马都被吓得够
呛，争先恐后地表示敌情不明、不能冒险，最后竟然全军北撤，抢着离开了危险的
山区。
七万打退四十万！
整个苏区都沉浸在反围剿的胜利里面。红军竟然打退了蒋介石的主力中央军，
几乎所有人都是欢天喜地，相信革命已经不可战胜，全国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几乎所有人很高兴，就是说还是有人不高兴。
不高兴的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很怅然。根据地是他一手创建的，然而他被撸掉权力之后，朱德和陈毅
取代了他的位置，照样把红军调教得强悍无比，还获得了比自己更大的战果。很明
显，并不是只有毛委员会玩运动战，他也不是根据地不可替代的唯一，如果不出意
外，他今后将日益被边缘化，直到默默无闻的那一天。
因为，他已经被权力中心抛弃。
毛泽东不爽的时候，蒋介石也在生闷气。
历时三四个月、动用四十万大军、花掉天文数字军费，却被吃掉三个师、俘虏
两个师长，如果说蒋介石心里没有看法，那是不可能的。
他最初的设想，是张学良在热河挡住关东军，由国联收拾日本，他则把主力放
在南方剿共。结果关东军不仅过了热河，还差点打进北平，张学良一败涂地，自已
却舍不得停止剿共，只分了三个师去华北。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赌注，赌自已
能灭掉共产党、巩固江南的地盘，结果华北没守住，剿共也没成功，两头全部落空。
用蒋委员长自已的话来说，听到打败仗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感觉活着还没
这么憋屈过（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对普通军阀来讲，这点小事实在不算什么问题。军阀的本性是占地盘、抓军队，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跑路，不见利不起早，实在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情。但蒋介石
不一样，他是中华民国的元首，堂堂国家领袖，主权领土方面的问题都要负责，外
敌入侵的时候打内战，队伍随时会有散伙的危险。
除了政治影响恶劣，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蒋委员长痛苦地发现，红军
已经变得过于强大，快要脱离他的束缚了。
在最新的这次围剿里，蒋介石出动十六万中央军，由二十多万地方部队配合围
堵，进攻七万左右红军。总指挥何应钦、陈诚都是正牌科班出身的心腹大将，部队
装备甩红军一条街都不止，天上有飞机助阵，地上有大炮支援，穷极一切资源保证
供给不缺。结果却是各路部队损兵折将、丢盔弃甲，不得不狼狈逃回原地。
在全面劣势的时候，还能从十六万大军中挖出三个师，硬生生地吃掉，如此震
憾的事实，充分说明红军的战斗力已经远远超过中央军。蒋介石相信，如果不及时
铲除对手，很快可怕的红军就会在腹地变大变强，端着梭镖回来清算二七年的血债。
于是在三三年五月，蒋介石重新设立南昌行营，再度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进
行第五次大围剿，这次他的兵力，是五十万。
此时冯玉祥在察哈尔大张声势，关东军仍然磨刀霍霍，随时可能重新南下，华
北局势一天三变，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蒋介石的政策立刻招来一片质疑，甚至连宋
子文也坚决不赞成，但委员长岂是普通人，他硬是不顾所有反对意见，把大本营设
到了南昌，开始新一轮布置。
蒋介石很清楚，红军肯定又躲在哪个山沟里面敲闷棍。江西福建穷山恶水，到
处都能藏兵，管得了东路管不了西路，如果再按老一套打法，肯定是躲躲敲敲无穷
尽也。他决定采用一种新式打法，稳扎稳打地消灭红军：堡垒战。
根据蒋司令的新战法，国军不用寻找红军主力，而是从原来的战线出发，每几
里路建一层碉堡，哪怕前面明摆着没有红军也不放过，一定要一段一段地修过去，
逐步接近红军根据地。
从表面上看，这是最笨的打法，又费时、又费钱。修碉堡不是挖战壕，砖头木
料再便宜也有成本，而且效率极低，半天才能挪一步。但蒋介石相信，红军的装备
十分差劲，一个连有时才二三十条步枪，只要守得好碉堡，红军就没有办法机动，
只能跟他硬碰硬，在碉堡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考虑到这种战法十分费力，蒋委员长一气押上了所有的赌注，其中主力中央军
三十三个师加三个旅，负责从北一点点往南修碉堡；南路军粤军负责广东地区修碉
堡；西路军何健负责清剿湖南边界的红军；十九路军负责福建防务。所有部队全部
加起来，将近一百万。
此时博古已经搬到苏区，彻底霸占了所有领导岗位，连周恩来的统兵之权也被
挤走，全部交给新来的二杆子李德负责；毛泽东自然也就没有辅助军事的任务，直
接变成了多余的人。
两年前，周恩来把临时中央大权交接给博古的时候，本来说好是临时性质，可
是博古丝毫没有还回来的意思，共产国际那头的王明也故意装糊涂。于是整个中央
根据地近十万红军的性命，就落在二十六岁的博总书记手里。
面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博古没有太多主意，只是一份又一份地往上海发电报，
希望远东局能给点说法。远东局的指示也很简单：目前要立刻把部队分成两部分，
主力在江西方向进攻中央军，另外组建东方军，负责向福建突击。
虽然博古的崇拜对象是李德，但必须要说的是，给这种建议的不是李德，而是
他的上司曼弗雷德*施特恩总顾问。按照他的想法，两路红军应该势如破竹，把中央
军、十九路军都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在南昌胜利会师，实现中国革命的大高潮。
毛泽东走人，朱德不敢违抗中央，周恩来也被排挤，总顾问的电报顿时变成了
圣旨。按照远东局的要求，红军成立了东方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大军突入福建，
准备建立根据地。
在彭德怀行动以前，十九路军一直奉行的原则，叫井水不犯河水。
红军要抗日，十九路军也说要抗日；红军搞土改，十九路军也土改；红军讨厌
蒋介石，十九路军也讨厌蒋介石；红军讲究军纪，十九路军也讲究军纪。除了不跟
莫斯科论上下级，十九路军觉得自已跟红军真的算半个同志。
所以第四次围剿的时候，十九路军收了蒋介石的军费，却是出工不出力，光是
在边界上磨洋工；而打完第四次围剿，福建甚至通过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去找共产
国际，提出两军结盟、共同反蒋反帝。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礼包，也是红军绝不能错过的大好机会，不光是因为福建
紧挨苏区，还是因为福建有着红军最稀缺的资源：出海口。如果两军结盟，苏联的
货轮可以十分方便地送去大批武器装备，红军立刻会变成精锐苏械部队，整个中国
革命历史都要改写。
在红军历史上，十九路军送过来的结盟建议，是他们最接近翻盘的机会，也是
中央苏区唯一的生机。然而这个宝贵机会却被断送掉了，断送它的人，是共产国际。
如果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能做主，他们肯定是大喜若狂，立刻准备接收苏援、
鸟枪换炮。然而共产国际的洋毛子二七年实在栽得太惨，他们不懂中国国情，只懂
阶级斗争，在收到消息后的第一时间里，就完成了对事物本质的科学分析：十九路
军是国民党军官、伪民族主义，比蒋介石还危险，必须立刻划清界限！
根据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上海中央决定，红军划出一部分成立东方军，向福建
发动进攻，如果十九路军接受“教训”，可以考虑把他们争取为“不可靠”的盟友。
三三年七月，经过短时间休整准备，彭德怀带着一万多人马出发了，目标是福
建的十九路军。
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脑残，可彭德怀实在不愧是虎将之名。他带着一万多
红军出发，先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吃掉近两个团、炸掉守军工事，然后在连城对区寿
年大打出手，通过一连串夜袭、强攻、埋伏，一气吃掉区寿年师三个团，缴到两千
多支枪。
红军的剽悍让十九路军大吃一惊，赶紧调重兵堵截，同时剩下的部队坚守工事，
轻易不要出战。彭德怀在福建打到九月，好不容易吃掉一个团，实在没有太多战机
的时候，才接到中央的命令：回江西，增援前线。
彭德怀打得有声有色，但他必须赶紧回去，因为中央苏区已经快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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