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67年的“三结合” / 可见各单位干部进入 "三结合"之普遍

“三结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领导机构内部人员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化，在中国领导体制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三结合”是1967年全面夺权的产物。1967年1月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夺权。在1967年1月23日以前，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群众组织代表和少量的革命干部代表两部分人组成。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构成之一。1月25日，《人民日报》就山西省夺权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社论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显然，社论已经突出了这三方面力量的作用，说明这三方面的代表将在新的政权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由上述三部分人组成。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这一特定的术语。7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指出：“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赞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经验好得很。这样，就把“三结合”作为黑龙江省夺权的一个基本经验向全国推广。2月17日和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两篇社论。其中心议题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这是夺权斗争的基本保证，是实行夺权的正确方针。“三结合”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扩展很快，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后，三者之间怎样有机地结合，哪部分人在政权内部居于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惟有《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社论要求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是较为具体的，其他都是笼统的。而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来中央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要求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革命干部的作用才开始显露出来。至于“革命群众”代表，由于他们本来就不是经过群众的正常选举而担任领导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很难开展工作。

所有跟帖： 

• 当时的事实是，除了少量”野心家“，人们对反右记忆犹新，许多基层单位（尤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草草了事- ♀ (1014 bytes) () 08/17/2015 postreply 14:5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