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抗战功绩”展示录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果粉”们借“抗战胜利70周年”再次掀起了为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辩解或翻案的逆流，他们一方面抛出“张灵甫抗日名将”，借机贩卖“蒋介石抗战英明领袖论”，另一方面以两岸和平统一大局为借口混淆国共两党之争的阶级性，进而否定人民解放战争正义性，其目的就是向共产党反攻倒算，粉饰蒋介石集团的丑恶历史，为人民公敌、卖国头子蒋介石招魂。对于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昨天，笔者匆忙中发了一帖《去伪求真：“张灵甫抗日名将”之争的背后》，对“果粉”们借尸还魂为蒋介石翻案进行了揭露。今天，笔者摘录部分中外公开的抗战资料进一步去伪求真、以正视听。
一、新中国成立后，抗日烈士包含国军阵亡官兵
1950年《内务部关于革命烈士的解释》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因参加抗日战争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包括空军)确因抗日阵亡者也包括在内。”这是在建国之初就明白无误地确认了国民党军队中抗战官兵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党的一贯政策。但是，不是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将士都应纪念优抚，胡传魁抗战初期抗过日但后期联日反共也该纪念优抚吗？参加过“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参战官兵也该纪念优抚吗？张灵甫抗过日但未守住一寸国土却充当反共急先锋也该纪念优抚吗？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丢失大半个中国也该纪念优抚吗？
二、蒋介石“抗战功绩”展示
（一）、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6.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的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7.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8.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4、5月，日军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5月31日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中国将领于5月26日在在张家口通电成立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响应加入者共有10万人。7月12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攻占重镇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8月5日冯玉祥在蒋日双重围剿下被迫通电全国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部队，吉鸿昌被蒋介石逮捕杀害。
塘沽协定内容：
1.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2.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3.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4.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5.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印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1.“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2.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3.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4.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抗战”丑闻集
1.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先后达到200多万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 1943年8月13日 ，《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 、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 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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