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原来还是老部下管用，虽然只有两支人马，但只要能紧跟自己干
革命，就仍然有雄起的机会。
正当冯玉祥略感宽慰的时候，吉鸿昌却满脸无奈地告诉他：我的部队，不跟你。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吉鸿昌的部下早就让前委的柯庆施等人控制住，
正在按要求准备换红军的番号。不跟冯司令算五年前“清党”的帐，已经算是宽大
待遇，再要他们听冯司令的指挥，似乎有点强人所难。
做完一遍又一遍减法，冯玉祥手上能指挥的部队，只剩下方振武的几千人。奇
迹是不会出现的，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冯玉祥知道，自已撑不下去了。
七月二十八号，蒋介石和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了最后通碟，二十九军也磨刀霍
霍，准备用武力强行回家。眼看里里外外都不厚道，冯司令连自已的安全都没有信
心，只好宣布自我下岗，撤消抗日同盟军。
同盟军撤消了，二十九军回家了，看上去皆大欢喜，但宋哲元还有块心病：冯
玉祥不肯走人。
按照冯玉祥的说法，他已经主动交出了兵权，现在是闲云野鹤，留在张家口散
散心应该没什么问题。可蒋介石却认为，老冯最该去的地方是监狱，只要出了大门
就是维稳对象，必须找个大家都放心的地方关着，不适合到处乱走。
对蒋介石的态度，冯玉祥倒不奇怪，要命的是宋哲元也同意蒋委员长的看法，
认为张家口风景有限，冯老板最好是换个地方住，例如济南。
想留自已，怎么都能找到风景好的地方，所以宋军长说不好住，那就肯定不会
让他好好住。宋哲元回来后，冯玉祥呆了几天，终于“想”明白了，走人。
冯老大走人了，同盟军自然也是全面解散，由宋哲元软硬兼施地收编。只有两
路人马不肯听话，一路是方振武，另一路是吉鸿昌。
察哈尔乱成一团的时候，吉鸿昌正在东面同关东军对抗。可怜的李守信丢了多
伦，日本人很是不满意，居然不补充人枪就要他进攻；没想到吉鸿昌更惨，不仅保
不住多伦，连自已都保不住。于是两个人很快达成共识，吉司令十分仗义地讲了一
回信用，把多伦城又“还”给李守信，然后回去找方振武商量出路。
老领导都容不下，宋哲元当然更不会容下他们，方振武和吉鸿昌都明白，察哈
尔是呆不下去的，必须选一个地方赶紧开路。北面是关东军和李守信，南面的山西
有阎锡山，都不是能去的地方，他们的路只有两条，向东或向西。
方振武决定往东走，东面有长城，可以在那边抗日；而吉鸿昌则想向西，西边
的高树勋也是西北军出身，或许能找个地方安顿一下。
此时吉鸿昌的队伍已经乱成一团。根据党永远正确原则，冯玉祥撂挑子不干，
显然是总前委工作不给力，于是上上下下又被打成右倾分子，不少人还受到开除党
籍的严厉处分。接着共产党人公开亮相，宣布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要带领全
军打到河北，建立新的红军苏区。
看到吉鸿昌的队伍要当红军，方振武顿时没了兴致。他虽然抗日，却不向往革
命，吉鸿昌只好带着人马单干，一路向西。
可怜的吉鸿昌在往西的路上走了半天，终于快走出察哈尔，来到绥远的地界上，
却发现傅作义早就准备好枪炮，在边界上等着他。看到来者不善，吉鸿昌赶紧找对
方谈判，商量能不能借个路。
吉鸿昌认为，自已只是去商都看看老同事高树勋，请傅司令不用担心；
傅作义认为，吉司令去哪里都可以，但不要来绥远，因为绥远不欢迎吉司令；
吉鸿昌坚持认为，绥远的路不是傅作义家的，大路朝天，人人都可以走，凭什
么不让他走；
傅作义坚持认为，中央早就不承认吉司令的军队，不来打你已经是客气，再想
到自己的防区里旅游，那是没商量的事。
两边越谈越拧，又都是脾气火爆的军人，于是打了起来。干过一仗之后，吉鸿
昌想通了，绥远的路确实他不该走。
因为他打不过傅作义。
于是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带着人马，转头一路向东。走到独石口，碰到了进退两
难的方振武，一对难兄难弟无路可走，坐到一块相互诉苦。
天下的苦命人都是一家。两个人诉来诉去，终于得出结论，同盟军之所以从十
几万变成现在的流浪团，都是因为蒋介石、何应钦在里面捣乱，不把两个国贼除掉，
抗日就进行不下去，救国就不可能完成。
想通这一步，下面就顺理成章了。九月十号，吉鸿昌同方振武联合发表声明，
把名字改成“抗日讨贼军”，一面抗日，一面讨伐蒋介石，同时还拉了两股人马凑
数：土匪刘桂堂和东北军汤玉麟。
这是他们犯下的最致命错误。
一直以来同盟军虽然碍眼，何应钦都不敢直接派兵进攻，主要是因为刚签过塘
沽协议，正是全国唾骂的时候，突然跑去打抗日军队，容易引发全国公愤。现在吉
鸿昌和方振武宣布反叛中央，又找刘玉堂、汤玉麟搞联合，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因
为刘桂堂是土匪汉奸，汤玉麟是丢失热河的罪魁祸首，对付别人没有名目，收拾他
们还是不成问题的。
吉鸿昌和方振武也知道事情凶险，可是箭在弦上，想不射也不行了。十天后，
东拼西凑的六千大军来到密云、怀柔，此时汤玉麟见势不妙，早就逃得不见踪影，
只剩下三个头领带着一群小兵过日子。
密云和怀柔都是“非军事区”，何应钦管不到他们，但日本人立刻来了精神，
马上派飞机轰炸，同时扔下通知，要他们马上离开，否则军事解决。
自已手上那点部队有多少斤两，吉鸿昌心里是有数的。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飞
机，他们只好一路南下，来到北平近郊，很快在昌平陷入包围。
包围他们的有中央军，有晋军，也有西北军，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消灭叛军。
终于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而且是四面楚歌，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北平是攻
不下来的。不光小兵们纷纷逃跑，连号称革命最坚决的中共前委也不知踪影，吉鸿
昌和方振武走投无路，只好宣布投降，部队交给晋绥军的商震改编，其中吉鸿昌躲
到天津租界，方振武流亡到香港。
好不容易解决掉冯玉祥，何应钦全身都是冷汗。此时华北的局面十分危险，稍有
不慎关东军就会找借口打进来，他只能一面应付，一面告诉蒋介石：我撑不住多久，
必须再想办法！
蒋介石十分清楚，何应钦所谓的办法，是更多的援军、大炮和弹药，只有装备
一支正规化的精良部队，才能让关东军懂得什么是规矩。黄郛在华北恐怕拖不了几
年，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部队轮番整编，并且换上标准化装备，应付将来可能
的危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装备可以用钱买，能打仗的兵却不容易训出来，必须
找一个合适的人选负责统筹、训练、编制和军事研究。
虽然蒋委员长手下挂将牌的人很多，但能担当如此重要战略任务的要么没有，
要么不可靠。选来选去，蒋介石最后选中了一个人：参谋总长朱培德。
中央陆军大学校长、著名战略专家杨杰在军事委员会里，也不过当一个参谋次
长；而治理江西十分失败、被红军打得鼻青脸肿的朱培德却能当上参谋总长，在很
多人眼里，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从二九年九月起，朱培德就交出了江西的军队和地盘，自愿完成从军阀到职业
军人的转变，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做参谋长。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到中原大战，朱
培德都显示出策划谋略方面的才能，而且为人极其低调，不好酒色，深得蒋介石的
信任。几年工夫里，朱培德已经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却在战争中显示出越来越精
湛的参谋素质，派他去完成国防军整训工作，既不起眼，又能收到实效，实在是训
练总监的不二人选。
蒋介石早就有从欧洲购买统一装备、完成正规军整训的想法，德械师就是他的
试点工程。本来决心还不够大、步子还不太快，但日本人的步步进逼，让他连退路
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
于是低调的朱培德更加低调，在后来的岁月中，他除了出席一些虚职外，仿佛
已经从军队里消失；而在无声无息的整顿中，成千上万的标准化步枪（中正式）、
火炮有计划地发到部队，替换下五花八门的杂牌武器，弹药后勤问题变得简洁明了，
战术条令越来越得到贯彻，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一步步提高。所有人都知道政府有钱
了、中央军换装备了，却不知道整个大计划的背后，有一个默默操劳的朱培德。
朱培德的整军还要好几年才能看到效果，而在日本人打进来之前，蒋介石决心做
一件事：把共产党杀光。
从三零年丢失井冈山根据地起，毛泽东就一直在江西东奔西跑，一年多时间里
挨了三次“围剿”，端的是狼狈不堪。在离开根据地的日子里，他走过江西、福建
的穷乡僻壤，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农村是广阔天地，一定能大有作为！
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因为农村有钱，而是因为农村没钱；而要明白农村为什么
没钱，要先从中国军阀和他们制造的国情说起。
拜受低成本影视剧之赐，一般人想象中的军阀，日常生活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打牌、抽大烟、闲时去外面欺男霸女，屋里再守几个姨太太，吃饭从来不给钱，琐
事都交给身边的副官打点，自已天天享清福。
纯属胡扯。
电视可以胡乱拍，但军阀千万不能胡乱当，按照央视导演的方法去当军阀，一
个月都撑不下来，就会被乱枪打死。事实上做军阀就象开公司一样，是件非常辛苦
的事情，绝非占着一块地盘那么简单。他必须象个精打细算的董事长，综合计算自
已的军饷开销、武器添置和编制配备，一点点在平衡中扩大规模、做大做强，同时
操纵好那帮见利忘义的手下，让他们既有肉吃、又相互牵制，否则就会被别的军阀
吞掉，或者被造反掀翻。
既要懂军事、懂人事，还要抓好政治和经济，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有时候作
为成功军阀，后面两条更加重要，例如土豪阎锡山。只要不是张敬尧、汤玉麟那样
的极品，都懂得养鱼不能抽干水的道理，尽量不把农民逼到绝路，不少成功军阀还
制定过有效的农村政策，缓解三农问题。
当军阀实在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比起各极地方军阀，全国最大的中央军
阀--蒋委员长，表现实在是差得很多。
民国的特点是军政不分家，各省说了算的一把手都是军头，而蒋老大手下大都
是职业军人出身，军事条例非常熟悉，对政治、经济却十分生疏，办起事情来往往
事倍功半；加上为了防止军人坐大，蒋委员长有必要把他们隔几年调一个地方，结
果谁也不会把辖区真的当成家来建设，民生问题搞得极其成问题，也就一点不奇怪
了。
光是军人执政，倒还不是什么大事，委员长可以给他们派经济专家辅导功课；
但另一个问题就不简单了：中央财政负担太重。
地方军阀要养的只是自已的军队，中央军阀则不仅要养军队，还要养庞大的机
关，要养一群有了不多没有会少的政客贤达；有灾情要及时赈灾，甚至有实力的地
方会勒索中央，逼中央拨钱拨粮（例如张学良）。因此中央的负担，通常都比地方
重很多。
理财困难、开销太大，都是头痛的事情，但还不算致命的失误；毕竟收入低一
点、比别家少吃一点，农民们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最要命的地方，是蒋委员长的地
盘里，一直流行一种病，叫清党后遗症。
自从二七年大清党以来，蒋介石杀掉了几万共产党，也顺带着杀掉了几十万国
民党，凡是从前跟农会、工会沾过边的人统统杀光，甚至无关人员也杀。而清党之
后，为了杜绝共产党死灰复燃，委员长又在内部大搞特务统治，谁敢研究农民问题
或土地问题（蒋委员长特许的除外），多半都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就把农村搞成
了基层党部管不到、中央懒得管的地步，而农民们既然没有权利保障，自然就成了
谁都可以宰几刀的肥羊。
在委员长治理下的江西，毛泽东欣喜地发现，只要给农民们分田、保证大家都
能吃饱饭，就不愁招不到兵，不少人砍条梭镖跟着红军走，革命态度那是相当坚决。
虽然经过三次大“围剿”，根据地却是越打越大、越打越旺，早就从农村打进县城，
眼看要进军二三线城市，红军的名声也传得越来越响。
看到中央苏区红红火火，毛泽东终于相信，其实有没有井冈山，并不是多大的
事情。那片山区只能养活两三千人，充其量算个游击缓冲区，碰到稍微大一点的敌
人就扛不住，牵制作用十分有限，还是在南面开根据地比较容易。只要蒋介石不给
农民分地，别说三次围剿，就是再来个四次、五次，也不过是浮云。
中央根据地一定能蓬勃发展，革命一定能从星星之火烧遍整个中华大地，毛泽
东对前程充满了一定、确定以及肯定的信心。
然而这一切还是被无情地击碎了。中央苏区没能生存下去，革命的火种也没有
迅速烧遍全国（当然十几年后还是实现了），甚至整个红军都被敌兵追得团团转，
差点集体变成无头的烈士。而造成这一切的最初起因，竟然是一场奇怪的敲诈案。
一九三一年，英国人在新加坡抓到一个共产国际的信使，从随身文件里找到一
个邮政信箱，顺着信箱又在上海抓到一对苏联夫妇，男的中文名字叫牛兰。
英国在新加坡抓苏联信使，本来跟中国是扯不上关系的。但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莫名其妙，既然蝴蝶扇个翅膀都可能引发风暴，新加坡的案子影响到江西苏区，也
就顺理成章了。英国人从牛兰的房子里，搜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帐册、银行存折、
共产国际给各地的指示及远东局、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等要命的文件，很明显，
牛兰是一条大鱼，而且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
此时正碰上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抓，这种案情当然要找他们询问。两个人听
说有这档事后，脸色都十分奇怪，语调含糊地表示，共产国际的远东局确实在上海
有人，负责人是个有点象牛兰的外国毛子。
事情牵扯到共产党，性质就严重了，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同中国共产党有
直接联系。国民党立刻从英国人手上引渡嫌疑犯，然后加强审讯，争取弄出点有价
值的情报出来。
从犯人嘴里套口供，向来是秘密机关的拿手绝活，不管是中统还是军统，都有
成百种刑讯方法，可以让犯人后悔从娘胎里生出来。但蒋介石却拿牛兰毫无办法，
不仅因为牛兰死不开口，还因为对方是身份不明的洋人。
牛兰夫妇手上有好几本护照。虽然多重国籍在很多地方并不犯法，但发护照的
国家态度却不一样，有的否认他们是本国公民，有的不肯承认却也不否认，让人十
分吃不准里面的水有多深。而当事人牛兰则一口咬定，自已的身份只是太平洋产业
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的打死也不说。
牛兰夫妇死活不说自已是谁，监狱又不敢对洋大人动刑，偏偏舆论的兴趣还很
大，天天打听是怎么回事。于是南京政府施出另一招，就是什么都不承认，甚至不
承认牛兰在监狱里，准备把事情拖过去后再慢慢收拾，实在不行就让人突然发病，
来个死无对证也行。
其实蒋介石的猜想并不正确，牛兰不是远东局在中国的负责人，而是远东局国际
交通线的负责人。如果有印象的话，远东局的国内交通线先前是由顾顺章负责，他
的工作同牛兰正好接口，也就是说，牛兰可以算是顾顺章的搭档。顾顺章、向忠发
等人对牛兰的身份，心底肯定是明白的，但都装作不知道，把烫山芋留给了蒋介石
去啃。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南京能查出牛兰的身份，那是蒋介石的事，愿不愿意跟苏
联顶牛，自然有南京那帮人研究；但如果是自已把牛兰供出来，苏联肯定不会罢休。
斯大林收拾不了南京政府，收拾个把小特务还是有把握的，所谓明骚易躲暗贱难防，
一个人同一个国家作对的蠢事，顾顺章和向忠发是不会干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蒋介石却蒙在鼓里，而看到委员长不声不响地想玩阴
招，莫斯科也是十分恼火。于是牛兰的另一个上司出面了，决定展开营救工作，这
位上司叫佐尔格。
理查德*佐尔格，著名的“红色谍王”，其最出名的业绩是向苏联提供日本“南
进”战略情报，号称改变了二次大战进程（当然有点言过其实）。牛兰被抓的时候，
他的第一层秘密身份是远东局代表团会员，实际秘密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驻上
海情报负责人，牛兰正是他手下的情报员。
苏联红军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是专门为苏联提供军事、战略情报的机
关，佐尔格则负责在上海收集国民政府的布防、调动等消息，帮助共产党搞革命。
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他们的身份也是云山雾罩，大家只知道这几个毛子都是共产
国际远东局的人。为了营救牛兰，佐尔格决定发动国际声援，逼国民党放人。
很快，蒋介石就收到各种声明，抗议他们扣压“大都会贸易公司”老板、太平
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牛兰夫妇。虽然都是些民间人士，蒋介石却不敢怠慢，因为
他十分惊奇地发现，发声明的人有国际红色救济会、鲁迅、高尔基、杜威、罗曼罗
兰，甚至还有着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国际压力蒋介石还可以装聋哑，有些家庭压力就比较难受了，孙中山的遗孀、蒋
介石的大姨子宋庆龄也站出来，找蒋介石交涉要求放人。蒋介石气得哭笑不得，却
又不好说什么，毕竟对方是孙中山的遗孀，自已以“总理信徒”自居，要是对老领
导的孤儿寡母动粗，影响实在太坏。
面对内外压力，蒋介石决定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既不承认，也不否定，
总之打死不认帐。他很清楚，国际舆论总是有时限的，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慢慢冷下
来，到时想怎么收拾牛兰都没关系。
然而佐尔格是不会让蒋介石轻松过关的。在发动声援的同时，他又通过内线，
找到国民党的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的中统），同他们商量一件事：要牛兰的手迹。
蒋介石的办法是不承认牛兰在自已手上；佐尔格的想法是弄一张牛兰的亲笔信，
逼蒋介石认帐；中统的认识是上峰的命令很重要，但如果有更实惠的好处，也不妨
网开一面，弄点外快花花。
于是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告诉佐尔格的线人，牛兰的手迹可以搞到，不过案子是
蒋介石过问的，风险十分大，没有十足的好处不能帮忙。
张冲提出的“十足”好处，是两万美元，现金交易，赊贷免问。
消息传回上海，佐尔格平静地回了一句话：“成交”。
佐尔格的表态，不光让张冲大吃一惊，佐尔格的助手也十分震憾，因为拍板的
价位，实在有点太高。
三十年代的美元同现在不是一码事。不少人工资才一美元一天，一块美金可以
在农场直接买到一头小羊，二战时著名的“斯登”式冲锋枪成本甚至不过十美元。
共产国际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不过两万五千美元一个月，佐尔格一点头就要花
两万美元，而且不是放人，只是买一张小小的纸条。
即使是有名的书法也没这么贵的价钱。但佐尔格态度十分坚决，不仅同意成交，
而且立马向莫斯科打报告，要他们马上派人送两万美元现金来上海，不得有误！
苏联军方收到佐尔格的报告，立刻毫不犹豫地派出了特工，带钱去上海买纸条。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莫斯科同时派出两个特工，各带两万美金现钞，历经各种转折
才把钱送到上海，佐尔格立刻联系张冲，告诉他准备交易，按情报界的规矩，两边
先见货、再给钱。
张冲果然神通广大，马上送出一张小纸条，上面是牛兰的两行俄文字。佐尔格
也不含糊，看过字条立刻下令，派人给他送去两万美元现金，然后把字条在报界公
开，要求蒋介石放人。
虽然有世界名流声援，蒋介石却十分相信，在自已手上的牛兰，一定是远东局
的重要人物。经过一年多折腾，南京政府终于在“公开审判”之后，宣布判处牛兰
夫妇死刑，以“大赦”条例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到抗战时才放出来。
牛兰事件很快就过去了。蒋介石没弄到情报，佐尔格赔了两万美金，牛兰夫妇
天天蹲监狱，谁都没能如愿，也都没输到底。但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有些东西实在
是鬼都想不到，牛兰的问题暂时平静了，却带了个小尾巴，正是这个小尾巴最后害
惨了中央苏区，险些把毛泽东也坑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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