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外祖父，一位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我的外祖父于1909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高兴乡的一个村庄。幼年时家境大约是上中农，他是长子，家里就供他去私塾读书。旧时代的私塾念的无非是《四书》《五经》，诗词格律，研习八股文和书法之类。他没有进新式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的原因不清楚，可能是家长小农意识浓厚，只希望孩子能够识文断字，沿袭祖辈的田耕生活足矣。
念完私塾，他自己便在村里开馆收学生，成为私塾的先生。他身材高大，少年老成，平日里穿长衫，是斯文体面的读书人，受到乡邻的尊重的。17岁上家里就给操持成了亲，新媳妇比他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是当时农村的风俗。新媳妇目不识丁，但是贤惠能干，家务、女红样样拿得起。第二年生下了大女儿，我的母亲。家庭和睦，生活安宁，可以说是小康的农户生活了。
由于当时中国固有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马列主义在从南到北广大的城乡不断地蔓延。 1928年，土共第一届日照县委成立，几年间从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500多人，并于1932年领导农民发动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暴动只坚持了13天便被军阀政府镇压，农民军有一百三十多人多人牺牲，许多参与者事后被缉捕杀害，在县衙门前一次就处决了42人。全县的党组织基本破坏殆尽，但是革命的火种始终在燃烧。在进步书刊和同乡党员的影响下，外祖父于1933年加入了土共。那时候共产党是“乱党、土匪”，不仅得不到一点好处，还可能有杀身之祸。党员身份是不能公开的，乡邻们自然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
大约在1935年，他的生活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外祖父的姓氏在村里是大姓，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家是同一家族的。村里有个属于地痞无赖一类的二流子。平日里经常偷鸡摸狗，寻衅斗殴，是有名的“惹不起”。有个族兄的寡妇，被这二流子勾搭成奸后怀孕了。这在当时是件伤风败俗的丑事，那位寡妇无法面对舆论压力，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下落不明。几个血气方刚的同族青年人，气愤不过，就在一天夜里把那二流子教训了一顿，不料混乱中失手把他打死了。几个人把他埋在偏僻的地方，连夜逃离了家乡，闯了关东。从此便杳无音讯。
事发之后，死者家属告了官府。几天后县衙门来人缉拿凶手，但人早已都逃走了。因为几个犯事人中有一个是外祖父的弟弟，办案的警察便说外祖父是同案犯，不由分说就将他绑上带走了。尽管当局拿不出证据，但始终把外祖父关着不放，还将他转至济南的省监狱长期关押。直到37年日寇全面侵华，当局才将他释放。
日寇入侵山东，军阀韩复榘却带着10万人马狼狈溃逃，国军地方部队和各级政府也纷纷南逃。以黎玉为首的土共山东省委却举起抗日救亡大旗，组织发动人民组成抗日武装力量，到1938年6月，发展到了4万多人，后来改编成2万多人的山东纵队和一万余人的地方部队。在罗荣桓、陈光等高级将领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山东后，山东的抗日战争打开了新局面，前后巩固和扩大了5大块抗日根据地，人马不断壮大，给予日伪顽军以沉重打击。
日照所在的滨海地区也成为抗日游击区。外祖父回村后开始寻找组织，并且于1939年重新入党，次年参加了革命工作。因为他有点文化，被分配到了土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大众日报》编辑部工作。1939年初创刊的《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是匡亚明，带着20几个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的 年轻人在简陋的环境下出版了创刊号。在整个抗战期间，山东分局主要坚持在滨海地区根据地。《大众日报》因此也是转战在临沂地区的9个县之内。
八路军的生存条件很艰苦，吃的经常是高粱面或穇子面糊糊烙成的煎饼，别说是有油水的东西，连蔬菜都很缺乏。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嚼起来十分费劲，那穇子煎饼中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偶尔能弄到些白面，包顿饺子，就像过年一样高兴。穿的是土布军装，也不能保证供给，往往是季节变换了，却没有换季的军装，还都是补丁摞补丁的。八路军没有军饷，外祖父的家里还有父母妻小，可是他根本顾不上。而且当八路还要准备随时有可能就“光荣”了。当时的物质条件也非常差，印报所需要的纸张、铅字和油墨等等供应没有保障，经常要土法上马，用土造的纸张和油墨来代替。有时处于敌伪“扫荡”期间，机器设备坚壁掩埋了之后，就用钢板和蜡纸出版油印的报纸。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他们坚持出报，就是要把分局的政策方针和国内国际的形势尽快地传达给部队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坚定抗日军民的信心，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
1941年秋末，敌人集中了五万兵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分１１路向沂蒙山区发起长达两个月的残酷扫荡，企图一举消灭１１５师、山东纵队、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等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大众日报》也和其它机关一样，实行精简，掩埋机器，疏散老弱病残，把所有人员编为4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别行动。第一小组跟随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活动，在大青山陷入敌人的包围。后方机关、医院、后勤人员，加上老百姓，总共6、7千人被围在了山沟里，东冲西突，试图冲出重围。我军只有200百来人的警卫部队，同敌人浴血奋战。和后方机关一起行动的抗大一分校突出包围圈后，见后方机关仍陷在包围圈内，校首长命令3大队和5大队打回包围圈，抢占山头，掩护后方机关撤退。这两个大队是由连、排干部组成的军事队，他们坚持了一天，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肉搏。一直坚持到傍晚敌人撤退。事后打扫战场，漫山遍野布满了尸首。《大众日报》第一组的30多个人，只冲出来了7、8个，其余都壮烈牺牲。他们中有通讯部长、电台台长、编辑、记者、译电员、报务员、交通员和监护班的战士等等，平均年龄不到25岁。这是《大众日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从创刊到山东全境解放，《大众日报》先后有530多人献出了生命，大多数牺牲于抗战时期。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兼《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社长）李竹如，牺牲于1942年鲁中“反扫荡”战斗中，时年37岁。
我的外祖母在村里也入了党，并且当了村里的妇救会会长，组织妇女们纳军鞋，做干粮，支援八路军。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我的母亲15岁时在莒县参加了八路军，也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父女两代人，成为同仇敌慨的战友。母亲在村里只念过小学，外祖父给了她一本《四角号码》字典，让她在部队的文化班里努力学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那本字典被使用得磨破了封皮，母亲就用一块蓝布糊上了新的封皮，始终保留在身边。
抗日战争结束时，土共在山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抗日根据地拥有１千几百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２７万，收复了山东的大部分地区。１９４５年末在抢占东北的战略行动中，土共向东北派出了10万部队和大批的干部，其中山东军区向东北输送了６万多人。华东野战军的辉煌胜利也和山东军民的贡献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山东军民的贡献，就不会有后来东北、平津和苏北的局面。所以太祖感慨：“山东的棋活了，全国的棋就活了。”
外祖父后来调离了报社，到滨海地委工作。１９４８年底，随部队进入该地区一沿海城市，任市公安局政委。后在社会部和农工部任职，６０年代担任了市监委书记和副书记。进城后，他没有象身边的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休了乡下的黄脸婆，再娶城里的新老婆，而是和家庭主妇的结发妻子度过了一生。“文革”期间，在被打倒关进牛棚的日子里，外祖母始终没有相信造反派对他的诬陷，坚信他会有冤屈昭雪的一天，就像当年济南的冤狱。他的二女儿追随父姊的足迹，初中毕业后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他的儿子比姐姐们年龄小很多，能够在解放后顺利读完中学，１９５８年因品学兼优被保送上了大学。后来成为了军工专家，在海军舰艇导弹的研制开发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今外祖父已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当年一个乡村的旧式小知识分子，能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服膺于他的理想和信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并为他所信仰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如果能知道家乡如今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九泉之下他也当欣慰不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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