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家庭關係
“他們該享受的，也不是我們該享受的，他們該遭的罪，也不是我們該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
問：我们谈谈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吧。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又是怎么参加革命的？
答：我父母亲是在晋察冀认识的。我妈妈很有才气，家境也很好，比我爸家境好多了。从她爷爷开始，就在天津开酒埠经商，她父亲是最早进入中国银行工作的，当时叫大清洋行，而且做到很高级的位子。她家是正宗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新兴地主，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现在我的一位在天津的表哥搞了本《直沽世家》家谱，还查到了当时我妈妈家就有汽车、有电话。她家也很时尚，所以我妈妈从小就会游泳，会骑自行车。
妈妈有一个姐姐很进步，所以，妈妈14岁时也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妈妈相当聪明，数理化都好，是个才女，文章好，字也很漂亮，她后来考取燕京大学新闻系。文革后，大家都在补课要考试。
我妈妈七十多岁时，有一次到小店中去买东西，看到别人在做几何题目，不会，她还去教别人怎么做。人家还问她是不是老师，她笑笑说不是。
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他们要追求的理想，他们因为这种理想才参加革命的。这和那些家里很穷没有饭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吃碗饭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物质的东西一点都不看重，根本不在乎。我妈说过：“我要是看重这些东西，我怎么还会出来革命？”他们俩一辈子都是这样，物质的东西是不要的，什么东西都是给别人的，从来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点钱呀之类，没有这个概念的。我爸曾经说过，如果要为了自己，为了要升官发财，那么他何苦要参加共产党呢？
我也问过我妈妈：“你们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你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去加入这个党？”我替他们分析，他们这种家庭出身的，让人家能完全接受是很难的，永远要处在被人改造的地位。妈妈说她是对封建家庭太憎恨了。她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死了，爷爷虽然宝贝她，但六十岁时讨了个十八岁的小老婆，这对她是很大的刺激。她觉得这种社会、这种人让她太厌恶了。她还说参加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她说后来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后，她就满山遍野地跑，真是觉得自由了，没有东西吃，她就到山上去采酸枣。我爸爸没有烟抽，就在地上弄点枯叶子自己卷卷抽，呛得要死。但是他们很开心。
問：他们是因为理性上的认识而参加革命，这是不是让他们的信念更执着？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答：他们是搞宣传的人，这和搞其他工作的人不一样。这条道路是他们精神追求的一种极致，他们是很坚定的，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选择错了。
問：你父母亲的感情怎么样？你爸爸兄弟那么多，你妈妈需要处理很多复杂的家庭关系吧？
答：我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我们家一直是很民主自由的家庭，家里的保姆阿姨一直是与我们一起吃饭的，吃的也完全一样。
我妈妈特别顾全大局。我爸爸是兄弟六个，我爸是老大，当然也就责任大些。解放后，我父母每个月都给我爷爷奶奶寄四十块钱的生活费，妈妈还给她的一个婶婶寄生活费。
我爸六兄弟中，老大、老二、老三比较早工作了，我姑姑排行第四，工作也比较早。后面三个弟弟中，四叔在上海财经学院上大学，一直是我爸爸供给的。五叔解放后参军，也就自立了。我五婶后来与他离婚了。六叔起先是我二叔供给，二叔张秋桥在《解放军报》工作。
1960年后，我爷爷提前退休，大饥荒，济南的老百姓是真的没有东西吃，所以，我爷爷奶奶就到上海来了，之后一直住在我们家里。因为爷爷奶奶在， 姑姑叔叔也经常来，常常是门一开，就进来五个人，吃呀喝呀，我妈妈从来不抱怨的。
按照传统的道德标准，我父母绝对是楷模。没有比他们再好的了。他们一点都不计较。我四叔读大学时，我父母一个月给他三十元零用钱，还给他买衣服买鞋子，他到我家只需要换一部车子。而我在附中读书，也住校，回来要换两部车子，一个月才十五块钱。我妈妈后来还说，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反而手更紧呢。所以，和我们家来往关系最密切的是三叔和六叔。现在也只剩下五叔和六叔了。
問：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75年底、1976年初，你爸爸曾有想法和你妈妈离婚，因为他有可能被毛主席任命为总理。他还请徐景贤在上海为他找对象48。有这件事吗？
答：关于他们离婚的事，具体情况我真是不知道，我也是后来听说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直接与我提过。但是，法定的离婚证书肯定是没有的。后来我奶奶的丧葬费要我妈妈出，我爸爸保外就医后也要我妈妈去陪，你说那算是离了婚的吗？
我知道，因为政治原因要他们离婚，这件事对他俩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痛苦的。爸爸小时候，爷爷生了他和我二叔后，就到开封去了，在邮局里找了个小差事，又找了个小情人。奶奶知道了，就带着兄弟俩去开封，出钱把小情人给打发了，又把爷爷弄回山东。这件事对我爸爸影响很大，所以我爸爸非常痛恨男人对妻子不忠。我妈妈也一样，她爷爷六十岁时讨了个小老婆，完全打破了我妈妈感情上的寄托。所以，我父母对离婚这种事，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愿意。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选择离婚的。
問：可以看出来，作为长女，你和你爸爸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你爸爸在写给你的一封信里列举你的身份，说“你现在又是妻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又是儿媳，又是女儿，又是姨，还是未来的姑姑”49，让人觉得他既怜爱你，又很心疼你，也很为你自豪。你觉得他对你满意么？
答：我爸爸对我还是挺满意的，是他的女儿嘛。我们家几个孩子对他都挺孝顺的，在江阴时，大家都尽量争取多去看他，病危的时候，我一个电话，弟弟妹妹立即都来了。当然，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我们在他面前，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他我们很好。好多年后，我才告诉他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因为这些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有多强。他知道后，很欣慰，也比较自豪，觉得我们确实是他的子女。
当然，他也不一定完全了解我的处境，我们俩的判断也可能不一样，他说的我也不一定都同意。在江阴时，大家都轻松多了，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我看了这本那本书，他很惊讶，还说：“原来你看过这么多书呀？”
在我离开工厂以后，我告诉他我到社会上怎么想办法赚钱接济家用，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也要下海做资本家了，我要看看资本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的。他很惊讶，看看我说：“啊，你还干这个。”我就说：“如果我成了资本家，那么我就是第二个恩格斯。”我说恩格斯这个资本家所有的钱都是给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全家都要饿死了。我爸就不响了。我有一套办法对付他的，他拿我没办法。
他对我的做法肯定也有看法，所以，我对他说：“你是大丈夫，不屈不挠；我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目前的形势下，你永远不低头，行么？还得活吧，还有孩子吧。别人看你活得好，会有看法；看你活得不好，活得穷，别人更要说风凉话：“看看，这人就是靠父母的，父母失利了，也就变成垃圾瘪三了。”这样别人也要看不起你的。所以，我说我不靠父母，我靠自己，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也要活得好。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许多事都要靠我担当的。
問：小时候都是父母亲呵护我们，等到我们自己成了父母，与上一辈的关系也开始转变，变成我们要照顾他们，变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答：对，我们小时候是太被呵护了。我曾对我父亲说过一句话：“你们对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太单纯。”我们都成了温室的花朵，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知道。
就像毛主席的几个孩子，最后多惨啊。江青出事后，我家的一位亲戚在医院里看到李讷一个人，到药房去要个瓶子买酱油，都没人理睬她，还是我家亲戚找了个瓶子给她。当然与毛家的孩子相比，我们毕竟一直在基层，生活能力早就锻炼出来了。但父母如果把我们教育得更复杂一些，就好了。
从我的生日，就可以看出我和父母间关系的发展。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女儿，我的生日也一直很受重视，我也很把我的生日当回事。小时候每次过生日，爸爸总要带我们去买巧克力、买蛋糕；我十七岁生日时，他送我剪报，写信给我，说不再给我糖和蛋糕了；我十八岁生日，他送给我一套《毛选》，又在扉页上给我写了那段话，有一种对我精神的寄托和要求，我也知道，我也就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没想到，到二十岁，突然犯大错误了，还被他严厉批评，他还要我写检讨，也就是第一次康平路事件。而到了三十岁，更大的打击来了，被关进监狱里了，我在里面埋怨他，心中充满了愤恨和委屈。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身份换过来了，我带着妈妈去见他，去北京找人，要设法给他保外就医。这时候，我对他已经没有要求了，是反过来要让他的心中有所安慰，反过来照顾他，照顾妈妈。确实，我们几个孩子每次去看他，对他都是很大的安慰，连看守都说，他的情绪会好很多。
問：你多次谈到，你一直想摆脱这种身份，想摆脱家庭。而且，你从小就有一种另类的感觉，但你给人的印象是性格直爽，快人快语。你自己怎么看呢？
答：我本来是很纠结的一个人，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总怕别人对我印象不好，对我评价不好。读书时，我也争强好胜，读书要最好，体育、劳动也要最好。后来我慢慢就有自知之明了，我知道别人是会利用我的。所以我要改名字，我要把自己沉到最底层。我一定要沉下去才行，千万不能浮上来。
我有的好朋友，身份与我蛮像的，就一直在父母的影子下拔不出来。我一直劝他们：“不管父母怎么样，我们都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父母是父母，我们是我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捆得太紧。他们该享受的，也不是我们该享受的，他们该遭的罪，也不是我们该遭的，不要老是捆在一起。”我是千方百计想脱开的。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我是没有办法脱开的。这辈子，我也算经历过很多考验了。但是从精神上，我觉得我是独立的。说到底，我确实是很另类的一个人，我就是我自己。
注释：
48 见《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389–409页。
49 见张春桥1985年1月25日给维维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