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爸爸的公審及監禁生活
“看到爸爸一句話都不說，態度很硬，我想我們應該覺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問：1981年11月公审四人帮的时候，你们也是看的电视转播么？
答：公审的时候，我妈妈已经回家了。那时我们刚刚买了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视机，现在还放在我爱人的办公室里，他不肯扔掉。那时候买电视机还需要凭票呢。厂里发票子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听说我也想买电视机，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还要买电视机？你们家的电视机不是有很多么？”我就告诉他我家没有电视机，我们家的孩子也要到院子里去看电视的。我还有一张我儿子在院子里看彩电的照片呢，因为那时彩电很稀奇，才会给他拍照片。他就说：“那是外面的人造谣咯。”他还蛮好心的，就到厂工会去帮我要了一张电视机票，也是他陪我到中百公司去买的。
关于公审的消息，也没有人特别通知我们，我们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从广播报纸上知道的。一开始我们还不想让妈妈看，怕她受刺激，因为她心脏不好。后来还是让她看了。第一眼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们是蛮震惊的，怎么被折磨成那个样子。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爸爸，是1976年夏天我到北京去的时候，四年过去了。
問：这四年，从他被抓进去到公审期间，你们没有任何联系吗？
答：当然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消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公审时，看到他胡子拉碴的，而且是花白的。当时我们觉得他肯定拒绝去整理的，他肯定想：我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就这个样子出来。而且，他也压根不知道我们是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是否受到株连，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了，他说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的境遇和情况。
問：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公审，你们的情绪怎么样？
答：大妹妹住在杨浦区，除了她以外，家里其他人一起看公审。看到爸爸一句话都不说，态度很硬，我想我们应该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软骨头吧。他什么也不说，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最好。否则，说什么呢？怎么说？反正，从我来说，看到他不是一个软骨头，这就是最大的安慰了。觉得一颗紧抽着的心放松下来了，是谈不上任何伤感的。
公审后，公安局的人到厂里来，在组织科，有好多人参加。他们问我，公审得对不对。我的回答是：“我又不是五人帮，我怎么知道四人帮做了什么？你要觉得我是五人帮的话，把我也抓进去好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公审做得对，不就行了，干嘛还非要我来承认你们对。”后来我又说：“你们株连我就算了，株连我爱人就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他继续做医生？”可能我的话还有些用处，一个星期后，就通知我爱人回科里上班了。
問：宣判的结果，是不是你们意料之中的？
答：我们觉得他们是不敢枪毙江青的。江青在我爸前面判的，如果江青死不了，那我爸也死不了。位子就是这么排的嘛。
問：你们再与爸爸见面，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情况怎样？
答：再与爸爸见面是1984年11月，八年没见了。第一次是我和我弟弟两个人一起去见他的。他因为前列腺肥大，从秦城监狱转到复兴医院。给他看病的医生是给总理看过病的，与我父亲原来就认识，后来给我爸开刀，手术也做得非常好。这些医生对我爸爸都很好，因为他们都给总理看过病，在总理治疗过程中，我爸爸那种认真负责，医生是有目共睹的。
公安局来叫我们去北京，我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了？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单位的，你们叫我们去北京，得先去和我单位讲。”他们只好到我单位里来了，这样，我去北京看爸爸的事情也就公开了。因为那时到处都在传，说张春桥已经死在监狱里了。连我的同学都来问，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有同学建议我去告《湖北文摘报》，因为上面登了张春桥已死的消息，还有香港的一家报纸。我要公安局到单位来找我，并要单位同意我去看爸爸，我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爸爸没死，而且，单位知道是公安局叫我去的，以后也少找我麻烦。
我们第一次去看他，是公安局安排的。他们让我们住在复兴医院旁边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探监，在一个很破很破的小房间里见到爸爸，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张有靠背的长凳。后来这个房间装修了，还蛮漂亮的。这个房间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是用来监视的。当着他的面我没有哭，回到住处后大哭一场。那时候他说话是听不到声音的，他已经失音了，因为他八年没说过话了。在监狱里，他也是不和任何人说话的。最近网上传出他的最后一次讲话，还有人问我录音是怎么传出来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他真没有说过话，更没有什么录音了。
他问我们好，说：“你们好么？你们来看我啦？你们怎么样？”声音是哑的，声带已经僵化，医学上叫“废用”。他也已经八年没有一点我们的消息了，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看到我们还是很吃惊的。那一次去探监，一共可以见他三次，每次两个多钟头。监狱要我们自己安排这三次探视的时间，我们就隔一天去看他一次，每次是早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他的身体非常虚弱，这样安排可以让他休息一天。主要就是谈谈家里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信。
問：以后你们是不是能经常去看爸爸？当时一年能见到他几次？
答：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开始一年一次，后来一年两三次。起先公安局说好，我们是可以报销路费和住宿费的，后来我们经常去，就不给报销了，说我们已经结婚，就不算家属了。
第二次我去北京看他，是在他开刀以后，那次是我一个人去的。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分头去看他，谁有空谁去。我也积极争取出差机会。他们有时候也想阻止我们见，但是我们已经千里迢迢到北京了，他们也就汇报请示，让我们去见了。我还带我儿子去过，我弟弟也带女儿去过。
1996年，爸爸快八十了，有人跟我说可以为他申请保外就医。1996年后，我陪妈妈到北京去了两次，找人把信送上去。有一点他们讲的很清楚，如果我爸爸得到保外就医或假释许可的话，他是不允许进上海的。1998年，他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了，他们在江阴给爸爸弄了个“家”。“家”里总要有人吧，就把我妈妈弄去了，其实是把我妈和我爸关在一起了。我妈也就心甘情愿地放弃外面的生活，去陪我爸爸。那时候，我妈和弟弟、弟媳一起生活，什么都不要她做，大家都照顾她。这些她都放弃了，一个人到江阴去陪我爸。
爸爸妈妈住到江阴后，爸爸当然还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住处的围墙很高，比普通人家的房屋都要高，楼上都是公安局的人。他们不能出大门，也不能见外人，完全是隔离的。我们去看他，也是不能在那里过夜的。那时我们去的就多了，我们每个月可以去一次，也是大家轮流去。但是还要先和无锡公安局联系，得到许可后再去。
問：你爸爸关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他与外面隔离么？
答：虽然他一直被关着，但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与外界隔离。他仍然很关注时政，没有停留在时光隧道里，也绝对不可能停留在过去。
他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后来到江阴，还可以看到《新民晚报》。他自己是做报纸的，所以，报纸上如何排版，某个消息放在什么位置上，这些讲究，我爸都太清楚了。他不仅能读到文字里写的东西，还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很多东西。
1985年，我去探监时，用省下的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看管他的人看到了，没说不行。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请示监狱行不行，请示的话，一级级汇报肯定就不行了。他们没有明确告诉我不能给他买收音机，没有明确规定他不能听收音机，那我就给他买了。看管他的人没说什么。过了段时间，我又给他买了个带短波的，这样他可以听到美国之音、BBC等台。有一次，他还很高兴地告诉我又找到了一个法国台。他就是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世界的。但看管他的人也蛮坏的，因为收音机要用电池，电池用完了，他们就不给他电池了。去探监，我就给他带电池过去。
問：你爸爸的信中常常谈天气、谈气候对他的影响，还有他种花养鱼的习惯。是不是在监狱里，有的是时间，反而更有闲暇了？
答：他的每封信都要被审查的，所以，在信里他不可能写他的政治观点。而且，他的政治观点都已经很明确了，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当然也就用不着再对我们写了。
他对气候确实特别敏感，是因为他有气管炎。种花、养金鱼，他一直喜欢的，可能受到我奶奶的影响。因为我奶奶是农村出来的，我奶奶就一直喜欢种东西，在上海的院子里就种，而且本事特别大，种什么长什么，种茄子，种蕃茄，都硕果累累。所以我爸爸也就一直很喜欢种东西。我也喜欢，你看我家的阳台上，除了花以外，还有很多可吃的东西，鸡毛菜，香菜，小蕃茄等等。
問：那么对于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的“六四”，他肯定都知道的吧？
答：对于邓小平的那一套，他都是知道的。什么白猫黑猫呀，摸着石头过河呀。最让他震惊的，就是“六四”对学生开枪了。
1989年7月，“六四”后不久，我到北京去看他，复兴医院就在木樨地，是打得最厉害的地方啊。外面发生的事，他当然知道。他特别感慨，告诉我，一直听到头顶的直升机响，能听到枪声。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那些管着他们的人，把军装都换掉了，怕别人知道他们是部队的，要改头换面呀。他也知道下面受伤的学生市民被抬进来，能听到许多人在喊叫：“救命啊，医生，救救我啊！”也没人给他们包扎，没有紧急救护，有的人血留尽了，就死了。他说他们连止血都不会。他说：邓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
这个时候，爸爸才对我们说：1976年“四五事件”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商量怎么办，吴德在，邓小平也在。在会上，有人提议要调动军队镇压。是我父亲去了后，说不能动用军队，才没有派军队过去。我父亲建议恢复广场上的大喇叭，进行宣传，疏散群众。过了一天后，大多数人都走了，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还剩下很少一部分人，这才派工人进去。
問：从信中看，对国际大事他也很关心，例如前苏联解体等。是这样吗？
答：对，他对国际大事也很关心，例如关于伊拉克、萨达姆。关于美国去进攻伊拉克，会不会赢？我父亲一开始就说，萨达姆肯定打不过美国，因为他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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