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被捕入獄
“當時在監獄裡，對我父親我肯定是很恨的。因為他什麼都不告訴我，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問：你听到四人帮被抓起来是什么时候？你当时觉得很突然么？
答：我们大概要早几天知道。那天我爸爸的秘书突然来了，说出事情了，联系不上了。上海市委联系不上他们了。这里就开始乱了。有人就讲要开始起义，要组织工人。那边就要安抚，叫马天水去38。马天水去了，叫这里的人都不要动，说等他回来再决定。
马天水走后，这里还在持续争论，吵闹该怎么办。我很冷静的。我觉得闹也没用，无非就是像巴黎公社死一批人而已，再来一个巴黎公社墙。我说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是死么。如果不发生，那我们就不死。但到底会不会死，我们也不知道。但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爱人正好不在，中国发射原子弹的时候，他到北京出差去了，是那个队的医护人员。所以，我就把我儿子送到婆婆那里去了，他那时一岁多点。我想无论如何，得先把孩子安排好。别的，就等马天水回来说是怎么回事。
马天水回来，就要与他们这几个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妈妈抓起来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许多人都涌到我家里来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把我们给切割了。这一次家里被彻底来了个翻箱倒柜，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房间上贴了个封条，说是子女的房间，就封掉了。其他几个房间几乎被洗劫一空。最有趣的，是许世友曾经送给我家一只豹子，吃掉之后，皮处理过的，在箱子里，后来这张金钱豹的皮没有了。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被搜走？是不是许世友急于和我们划清界限？后来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许世友告诉杨成武，他和张春桥的关系一直不好的。许在太行山中打了头豹子送给杨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鸡和兔子送给张春桥39。但事实是，1973年，许世友确实是打了两头豹子的，我爸和杨成武，一人一头豹子．那时我爸还不在上海，警卫秘书都在，一个班子在兴国路，许世友把豹子送来的，大师傅烧了一大桌。当时还请了警备区的几个人来的，我妈不敢吃，但我们都吃了，吃起来像牛肉一样。我的房间里还有一台四喇叭的日本产的收音机，这个倒没被拿走，所以，看来人家的目的还不是来搜你的机密。
問：他们来搜家的时候，家里都有谁在？
答：人们走进康平路大院，没有人阻拦，人越来越多。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也不能说是搜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妈妈已经被抓起来了，阿姨逃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奶奶开始在，后来她就到衡山路高安路口的姑夫家去了。那时我姑姑已经去世了。姑夫家很近的，离我们家只有一条马路，奶奶就自己过去了。但姑夫拒之门外。这个姑夫是很坏的一个人，原来是新四军，后来还是离休干部什么的。姑夫不让奶奶进门，奶奶就顺着康平路走，到了100 弄，那个弄堂里还住着一个亲戚，是五婶婶的妈妈。我奶奶也不敢去敲门，就坐在路边。这里面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这位婶婶的父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亲家公，是在文革中自杀的40。他原来是华东局的副秘书长，早年与康生和周恩来一起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他是个大少爷，弄了个很漂亮的门面做掩护。解放后，他先在山东做副省长，华东局成立后就到上海来了。在杨尚昆的事情上有点问题，还有周恩来在上海搞锄奸时，他大概也有些事情，所以，文革中就自杀了。婶婶的妈妈，奶奶的亲家母，也是山东大地主家出身的，她收留了我奶奶。但在我爸出事后，这个婶婶和我五叔离婚了，理由是要拯救三个人的政治生命。她父亲自杀时，我五叔没和她离婚，她后来却选择了离婚，要保护自己。所以，人无所谓对错的，只是个人不同的立场和处境，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
再回来说我家，奶奶走了后，就我和小妹妹在家了。小妹妹在空军当兵，正在复旦外语系读书，所以在空四军和复旦都有宿舍。但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事，她就回家来看看。大妹妹已经结婚了，在杨浦区，她很少回来的。弟弟在农场。家里人越来越多，也没有人管我们。来的人大多数都是老百姓，这里面没进来过，来看看我们家什么样子，好奇心驱使的，一批又一批的人来。但是我能看出来，人群中是有便衣的，他们不像看热闹的，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也不离开，肯定是部队的和公安局的便衣。后来有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你们可以走了，一直在这里干什么。”想想也是，外面传言张春桥的女儿在里面，进来看热闹的人更多了。
問：当时在那种境遇下，你心里怎么想？慌么？怕么？
答：我一点都没有慌乱或害怕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事情。有人叫我和妹妹走，我们就出来了，准备走。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时就出现了四五个人在我们旁边，护着我们。一路上也增加了保护我们的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一路从康平路穿出去，后面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多数是要看好戏的。我们就开始跑，跑到武康大楼，绕到后门进去，上了楼，来到了一家人家，是完全不认识的。我妹妹的鞋子跑掉了，这家人家就拿了一双鞋给她穿。后来知道，这家的男人是某个新村的门房工人。再出来，我就和妹妹分手了，有人就塞给我小纸条，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并说需要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没想到这张小纸条后来害了人家了。我被关起来后，这张纸头搜出来了。
小妹妹决定回学校去，我就到大妹妹家去了。当时处于一种很亢奋的状态。到了晚上，我决定再回康平路看看怎么回事。我就骑自行车回来。妹妹家住在杨浦区许昌路，还是挺远的。家里一片狼藉。我拿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小包里。我走出来时，又有一群人冲出来围着我，说我转移罪证。这些人是交大的学生。他们叫我打开包来看，我就打开了，就是几件衣服。有围观的群众说：人家就是拿两件衣服。所以，我又回到大妹妹家。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抓起来了。
問：能讲讲你的监狱生活么？
答：应该是1976年10月20号之前，公安局派人到我大妹妹家，把我抓起来的。这是马天水下的命令，他说是为了保护我，我说我不要你们保护，也没用，他们一定要保护。但是几天后马天水他们也被抓起来了。抓我的人被抓了，那也就不会有人放我了。他们先把我关在赤峰路的监狱里。最初，我被临时关在一间朝南的大房间里，那个房间以前好像是专门关外国人的，墙上写着许多英文、日文、韩文，都是以前的犯人留下来的。房间应该有十来平米。后来又把我移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里，四五平米大吧，朝北的。窗外粗大的木头是新钉上去的。春天时，又移到另一栋房子，那是正式的监房，有马桶、水盆，十一、二平米。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爸爸的消息了。我却知道妈妈就关在这里。
后来我们都被迁到西郊公园附近哈密路那里的一个监狱里。我的耳朵特别好，可以听声音。我能判断谁在里面。例如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王秀珍41，我都能听出她们的声音。也有不认识的人。我还能闻到中药的气味，我知道妈妈又在吃中药了。
我就在监狱里开始了我的“神奇人生”了。我首先教看管我的人怎么生煤球炉子，因为天气已经开始冷了，看守也都是从各个地方临时调来的。原来都是坐机关的，生煤球炉子都不会，本人是最能干的。后来我又教他们打毛衣，做其他事。她们看我是子女，放风的时间会多些，会有人跟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問：知道你妈妈在那里，觉得欣慰么？
答：没有什么欣慰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问题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说她有历史问题。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心里也是蛮恨的，叛徒、特务，他们到底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基本上都不知道。
問：现在普遍认为，在三十年代你爸爸曾化名“狄克”和鲁迅展开论战。你爸爸晚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还有“叛徒”、“特务”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吗？
答：上海“四·一二”炮打时，我从白莲泾摆渡到南码头，一路到外滩看大字报。还在外滩拿到不少传单，我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出了“狄克”、“叛徒”等等说法。传单上说：西北局一位领导揭发出的，不记得是刘澜涛还是霍士廉42。我_就去问爸爸了，爸爸说他从来就没有与这两个人一起共事过。
关于叛徒的事，爸爸说他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还有关于他反鲁迅的事，他说他自己是不用笔名的，但是为了混口饭吃，用别人的笔名帮别人捉刀写文章的事是有的。他十八岁到上海来，靠写文章生存，刚开始住在山东路，后来住在徐家汇，要到《大公报》、《申报》去投稿，有时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连三分钱一只的大饼都买不起。一部新电影，别人给他一张电影票，让他写个影评之类，或者某个事件，让他写篇文章。这是有的，是换饭吃的。后来好一点，他自己租一个亭子间，自己写稿子，也帮别人写稿。他是从来不会问家里要钱的，我爷爷也从来不会给他钱的。后来上海是有人查过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狄克另有其人。
还有“八·一三”，他从上海回山东，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有人查，说他是不是在江苏被捕了之类。其实他根本没有被捕，日本人轰炸铁轨，路不通了，他是顺着铁轨走到济南的。大串联的时候，叫红卫兵去走新长征路，我说起我的同学走到北京，爸爸才说起自己一个月走到济南这件事。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很恨，很窝气，但又说不清楚是恨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什么都被蒙在鼓里。就像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的那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問：你在狱中是否希望听到一些父母的消息？
答：那个时候，被关在里面，是根本谈不上希望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爱人会不会还要我，这些我都不知道。没几个月，就到了1977年的1月6日，我三十岁的生日。在监狱里，我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张画，一张天女散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张画，也难以说清楚我究竟是什么心情。反正是什么都不考虑了，不想了，只想自己解放自己。我为什么要把爸爸的这些信都留在我这儿，就是因为我人生中这一个一个的生日。
当时在监狱里，对我父亲我肯定是很恨的。因为他什么都不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想，他肯定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到最后是不是采取了什么行动，他到底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监狱这边又逼着你交代，没有人相信你不知道。我那时的心情，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状态。
有时，想要排解一下自己的心情，想要唱一句什么，我就突然想唱一句《红灯记》里面的词。但是唱一句我就停住了，那也不是我该唱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什么人吗？我不知道。我就会自己打住。有时候，我会唱《白毛女》里的“想要叫我死，瞎了你眼窝。”我会唱这一句。我就是不想死的，因为我最终还是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問：当时你也哭过许多次吧？
答：在监狱里我不是哭，是流泪，一直流泪。就是很伤心，太伤心了。后来在医用电子仪器厂，有一个人骂我，说对我态度较好的人是“三种人”43，把我气得大哭。一哭起来就止不住了，哭了一天，把其他人都吓坏了，以后也没有人再惹我了。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对待我。
問：后来你想通了吗？
答：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冷静了，我不再多想自己了。我天天仔细地看报纸，我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报上的一些假话，而且假话说得越来越离谱，我就开始冷静思索问题。我就不相信了。例如报上讲江青谋害毛主席，这我肯定是不相信的。接着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更奇怪了。这就说明他们是对着毛主席的，而不只是对着我爸爸他们四个人的。这真是一个败笔。抓他们四个人，栽赃于他们，还好说，还可以蛊惑不少人。但是把毛家的人也抓了，那就败露了。后来我还知道，连李讷都没有工作了，李敏的爱人也没有工作了，这怎么说得过去，肯定是针对毛主席的嘛。我想，把我们都弄死了，说我父亲怎么怎么样，这是很好骗人的，我们可能就冤死掉了。但是把我们和毛家的人捆得那么紧，我们反而不冤了，一点都不冤了。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反而好起来了，我看懂了。
問：你说想通了，看懂了，那你做什么了？
答：这段时间，我是可以看书的。我就让我爱人给我送来马、恩、列、毛等书籍，我系统地看了《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并做了很多摘录。这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
想通了之后，我就开始写材料，他们要我交代谁向我爸爸表忠心了，谁与我爸是一伙的了。我就看报纸上，谁出来了我就写谁。例如李先念，那么神抖抖的，我就开始写他。批邓的时候他跑到我爸爸那里，对我爸爸说他错了，说他上邓小平的当了，等等。
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原来的厂里去批斗了一次，开大会，上千人的大会。在一个巨大的车间里，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面又放了一个凳子，搭了个高台，让我站在上面。我还没有站得这么高过呀！他们大喊：“低头！低头！”我就是不低头。有个局团委书记，他要叫我低头，我叫他“滚”。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没有资格来叫我低头，我就不低头。我的态度太强硬了。回头时，我看见局党委的书记杨士法也坐在台上，他文革前是组织部部长，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一直是杨伯伯杨伯伯叫他的，他来组织开会斗我。我看到他也出现在报纸上，就写关于他的材料，因为我们当时发卫星回来开总结大会时，他叫我问爸爸妈妈好。我就写了，也是实话实说。
他们还让我写文革时我自己的经历。文革初期我是老保，后来我是逍遥派。我一直很隐蔽自己。他们要查我是不是有问题，不仅在厂里查，还到复旦附中去查。后来我被放出来后，有人告诉我，他们把我前前后后全兜底查过了，调查的结果是，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好的人。
注释：
38 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39 杨成武曾为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40 张维维五婶的父亲为李宇超，曾任山东省副省长、华东局副秘书长等职，1968年去世。
41 王秀珍，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42 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时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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