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张春桥 6

五）文革中后期

 

 

　　“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

 

 

　　問：你在北京四叔叔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上海，是不是就开始工作了？

 

　　答：复课闹革命和我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首先被派到港务局物资供应公司去劳动半年。我们去的是上港七区供应站，就在塘桥白莲泾那里。站长来挑学生的时候，知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就把我给挑去了。站长跟我说过，因为他认为他们那里的岗位是最辛苦的，是在码头上，他想看看张春桥的女儿究竟能不能吃苦吧。到了那里，每天会分配工作，在小三卡或十轮大卡车上当搬运工，都是重体力活，运送码头上需要的水泥、黄沙、钢筋、钢板等物。做了半年，我就学会开卡车了，是跟着一位部队里复员回来的司机学习开的，车开得特别猛。我曾经在浦东大道开过三卡，还有一次不知道刹车，差点冲到黄浦江里。我们同班的同学，都分到不一样的物资供应站，有的还是跟船跑黄浦江的。这段经历，让我更认识了上海。

 

　　这样劳动了半年，然后就是正式分配工作。许世友29曾经叫我去参军，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适合到部队去的。我自由主义比较严重，而且我有自己的看法，不可能服从班长、排长管，会不买他们的帐。而且我是近视眼，万一来个紧急集合我要出洋相的。所以，我不想参军。而且，我大妹妹想参军，南京军区在徐汇区招女兵，她就去了，和柯庆施的二女儿一起去的。我也不想到农村去，因为在附中时，我们会去罗店农村30劳动，一待就是三个星期。高一时，爸爸妈妈曾安排我到工厂去劳动过一个月，装收音机。简单重复的劳动，让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厂去上班。分配工作的时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妈也不管我们。我不想让学校分配，因为我要离开同学，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电话找人找关系，我打电话给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仪表厂。这个厂与三线有合作任务，当时他们在贵州有个分厂，工人培训三年满师后就要派到贵州去工作的。

 

　　我想：好。因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

 

 

　　問：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上海呢？

 

　　答：因为我觉得上海人都认识我，我走到哪里都要被别人看成谁谁的女儿。我不想一直和家里的人绑在一起。我要离开，要到一个别人都不知道我的地方去。所以，进工厂工作的时候，我就改名为李群，群众的群，我要变成一个最普通的群众。我当时还以为这样就能隐姓埋名，别人就不会知道我爸爸是谁呢，多幼稚。我尽量低调，很克制自己，真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从来没有误过工。孕妇是可以提早回家的，但我怀孕的时候，从来没有提早回家过。就这样，大家还是会瞪着眼睛看你，挑你的不是。在这个厂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問：你在工厂里工作，对外面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应该还是关注的吧？

 

　　答：当时大家都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学习的。学徒是可以住厂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厂里，不回家的。后来我同宿舍的女工结婚了，我就把宿舍让给她和丈夫住，我自己每天回家住。我是好心帮她，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怪我让女工宿舍里住了男的，那我索性把宿舍退了，结果我那个同屋的丈夫也没有办法进去住了，他们夫妻俩后来批斗我的时候还特别起劲。

 

　　那时候爸爸经常在上海，我与他的接触和交流也比较多。他住在兴国路的时候，我有时星期六会过去住，他那时候每天半夜吃夜宵，我也就会起来，我们俩可以说会儿话，聊这个聊那个的。他和我是可以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会说：“好了好了，你去睡觉吧，我要开始工作了。”然后他开始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一般都是下午开始工作，到早上睡觉，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时间其实是跟着总理的，总理总是早上睡觉中午起床。而且我父亲一直在报社工作，也习惯这种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没有规律，把别人也都搞得稀里糊涂的。

 

　　但对他们权力上的那些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里，我们也都不看的。当然，偶尔会看到大标题。我记忆比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开始，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的。后来回忆起来。我小妹妹在空四军，她是被监视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参加三结合，从仪表厂借调过去的。和他们一起搞红旗四号导弹的自动驾驶仪。参加科研活动，里面是有军代表的，就是空四军的人，他找我谈话，眼睛盯着我看，问我眼珠怎么会是黄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征。实际上是来认人，万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林彪出事后，我对爸爸说：“下次你们要有什么事情，你得告诉我们一点，否则我们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父亲没有说话。

 

 

　　問：你爸爸不和你们说这些事，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答：他们的纪律就是这样，对子女是不应该说的。现在有的人，他们夫人孩子写回忆录，说得有板有眼的，好像他们什么都知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他们的丈夫父亲当年违背了组织原则，告诉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事。我真的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我现在也是从网上知道了很多事情，但网上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問：那个时候，你也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建议？

 

　　答：我们恋爱的事情，爸爸给我和我大妹妹写过一封信，要我们自己决定，婚姻自由，家长不干预。他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最好找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我本来就不愿意找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有一种亲切感，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切感，彼此都很了解，优点、缺点都很相似。我妈妈叫我找个工人，我说找工人那也是肯定不行的，文化程度太不一样了，不会有共同语言。后来认识我爱人，他是医生，有自己的专长，是很钻研的一个人。但我和他之间也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当然，我是接受了这些，没有办法沟通就不沟通了。例如，他是不看小说的，一开始，我还想培养他的阅读兴趣，买《红楼梦》之类的连环画给他看，连环画哦，哪知道他看三页就睡着了。他是医生，工作很累，哪有闲心看这种东西。他有他的业务。我与他说阅读方面的东西，他一窍不通，那就不沟通了。他喜欢看我打毛线，给小孩子做衣服，觉得我看书是浪费时间。还有我是北方人，他是南方人，上海男人。我看相声，他要听滑稽戏，越剧沪剧，所以我也培养了这方面的兴趣。还有在饮食上，我们刚结婚时，家里吃饺子，他真的不愿意吃，还问我妈妈有没有泡饭。

 

 

　　問：1973年“十大”时，你爸爸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有与你妈妈离婚的事，他就不再回上海了，你去北京见过他吗？

 

　　答：我到北京去过几次，都是工作出差去的，从来没有自己去过。我们仪表厂是为发射卫星提供仪表的，我常去北京出差。 一般我都是住在工作的地方，星期天会去陪陪爸爸，或等工作结束同事离开后我再多呆两天。关于中央的事，我爸爸是什么都不讲的，因为他有组织纪律。

 

　　有一件事情给我的记忆蛮深的。我的习惯是到哪里都找书看，有一次星期天去看他，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本张国焘的回忆录31，这是不得了的，我对这本书太有兴趣、太想看了，所以我就拿去看了。我住在旁边附楼的标准客房里，我当然不敢把书带出去，周一回去上班时，我就把书留在房间里的枕头边了。过了一个星期我回来，那本书没有了。我到处找这本书，我父亲一句都不讲。我怕把书弄丢了，就问他有没有看到那本书。他什么都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一直到他快死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总理派人把书收回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又没话了。我告诉他我还一直担心是我把书弄丢了呢，让我这么多年有种负疚感。那本书可能是香港出的，也可能是他们内部出了几本，也不知道是谁发下去了。后来总理发现，就全部收回去了。

 

　　我后来拼命回忆，张国焘年轻时那么有本事，那么能干，能说能写的，我特别想知道最后那个密电到底有没有。长征的时候，叶剑英说他劫了个电报，说张国焘要对毛下手了，那个电报到底有没有32，我一直想知道张国焘自己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看到答案呢，书就被收走了。所以，一直不知道答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当然有人说他根本没有发过那份电报，包括李先念，都说没有。这不又是叶剑英的事情了么，叶剑英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那时候我爸爸在北京，是很少出去的。他不愿意到外面去，因为他说太劳民伤财，每次出个门就要动用很多人。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的。有一次，警卫员叫我动员我爸爸出去走走，因为他整天就是关在里面。我就和他说了，他同意到玉泉山去，去了之后，他对我说：“你看那个山头上，都是警卫，我一动，就有这么多的警卫。”我说我还想到卢沟桥去。他说：“你真想去啊？算了吧。”

 

 

　　問：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的政治版图肯定是要有所改变的。你父亲在后来的一封家信中说起他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谈到他参加了三个老人的医疗组33，是吗？

 

　　答：对，周总理、毛主席的医疗组是我爸爸负责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康生的医疗组，我记不清楚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我爸爸都是特别尽心尽力的。

 

　　对周恩来，我和全中国老百姓一样，是非常敬仰他，也是非常爱戴他的。真是这样的。周恩来去世那天，我是到了厂里后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我马上骑着自行车返回家换了一条围巾。我平时是围着红围巾的，因为我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条围巾厚。所以，很多人说文革时期没有人穿红的，这是不对的。我回家，换了条蓝底子黑条子的围巾，那条围巾很薄，我又拿了条白色尼龙的围巾衬在里面。在我们被抓之后，北京也来了一批人，说我们反总理，我说绝对不可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反总理。他们硬说我们反总理，这倒让我多想一点了。多年之后，我们原来的党委书记来看我，告诉我，他们说我的罪状之一是反总理，不参加追悼会。他还为我辩护，说有我参加追悼会的照片，还戴着蓝围巾，当时才刚刚开始有的彩色照片。

 

 

　　問：那时候批总理是怎么回事？

 

　　答：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周总理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日理万机，主持国家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总理的思想上稍有一点点偏差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毛主席太敏锐了，他自己年老病重，还这么为国家命运担忧，他这是对中国人高度负责啊。所以，毛主席让开了个总理的批评会34。

 

　　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这件事竟然演变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35，令人心痛。我想，如果大家都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看清事情的本质，那在后来与国际资本大鳄的斗争中我们会更有底气，头脑也会更清醒，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更能得到保护了。

 

 

　　問：后来“四五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后，我到北京去过一次，爸爸也给我看了许多别人写的大字报等，当中有反对毛主席的，这点出乎意料，矛头并不单单指向四人帮。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击。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是邓在后面主导“四五”的36，连我父亲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时，毛主席已经讲话了，整个事件已经翻过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过掉了。

 

 

　　問：你爸爸后来做到政治局常委、副总理，从政治仕途上，可以说是平步青云，你不为他高兴么？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员，然后是政治局常委，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轻松，一点都没有愉悦开心。因为他成了众矢之的，有什么好开心的。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二月逆流时，那些老帅都像骂孙子一样骂他，谁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骂毛主席，就都来骂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个样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对我爸爸说过：“毛主席硬要把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给你，就说明他对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说：“我去讲话，谁听啊？”当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后，他到军队里去讲话，他去做报告，他去找这个谈，找那个谈，但是没有人照着他说的话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说他把手又伸到军队里去了，有人就说要“斩断魔爪”。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37。

 

 

　　問：后来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蛮危险的？

 

　　答：爸爸也是蛮警惕的，例如他离开房间后再回来，杯子里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换掉。他肯定在防着什么，但他没有说过究竟在防谁。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防汪东兴。当然，许多事我也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并不知道真假。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不愿意换汪东兴，说用惯他了。所以，事实也根本不是汪东兴后来讲的。我们同学后来问我：“谁的话最不可信？”我说肯定是汪东兴，因为他烧了东西。现在我看到材料，说邓颖超、汪东兴烧材料，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但是毛主席让他们烧的时候他们没烧。后来烧，那不是销毁证据么。

 

　　我父亲曾对我说：“你看，我这个保险柜里，都是空的。什么文件来了，我看过，该我画圈的，我画圈，就拿走，我这里什么都不留的。”他是随时随地准备被抓起来的。我们还讨论到怎么抓，他说：“很简单，开个会就行了。他们叫我去开会，我不能不去。”后来他们果然就是这么操作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吃惊。

 

 

　　問：你还记得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时的情况么？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讨论了一些问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工人阶级队伍的问题，还有中国以后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当时周恩来和朱德都已经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们讨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问他：“那么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千刀万剐呀。”我以为是他自己这么说的，后来才知道是别人说要对他千刀万剐，他是重复别人的话。他说：“再加一刀也无所谓的。毛主席本来就说过么，共产党员五不怕。”“五不怕”是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出党，不怕掉脑袋，不怕坐牢，不怕罢官等等。他这么说了，那我就追问他：“你千刀万剐了，那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叫你是张春桥的女儿。”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后来被抓，我一点都不吃惊，也不紧张，反而是一颗吊着的心放下来了。我的感觉就是“来了，真的来了。”很奇怪的感觉，但知道我们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問：你们既然已经把话说到那个份上了，那次见面，是否有一种告别的感觉？

 

　　答：是有一点告别的感觉，但不是很明显。他说要看发展，他说也许到年底就会有结果。没想到十月份就有结果了。

 

 

　　注释：

　　29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30　指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31　指张国焘《我的回忆》，于1971年至1974年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结集出版。

　　32　关于密电的真伪，目前学界暂无定论。

　　33　见张春桥1987年2月15日给维维信。

　　34　根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34页），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说错了话。当天，毛向周谈了对此事的看法，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晚，周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指示并介绍会谈情况。次日，周两次书面向毛报告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连续开会批周。

　　35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天安门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

　　36　“四五事件”后中央政治局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邓小平是该事件的总后台。

　　37　根据吴冷西回忆，“五不怕”是1957年毛泽东与自己谈话时提出的，具体指的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参见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