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康平路事件
“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決裂的？到底是誰先不要誰的？這個選隊到底是怎麼站的？其實是上海市委把我們給扔出去了。”
問：从北京回来后的情况呢？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就成立了吧？
答：九月初，从北京回到上海，我应该已经是中学毕业了，我是六六年的毕业生。当时上海已经开始乱了，很多北京的学生来闹。延安西路33号门口，人山人海的。
有一天，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的儿子魏○○突然来找我，对我说：“张维维，我们要成立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我在学校里看来看去，你们这个红旗连是最纯的，最符合我们要求，所以，要你们来参加。”
魏○○与我在东庙二村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后来也上了复旦附中。在学校里我们碰到都不太讲话的。他突然来找我，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上海要成立红卫兵组织，叫我去，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到了人民大道200号的那个大楼里面23。
上海市红卫兵筹备组的人大多数是南洋模范中学的一批干部子弟，有上海市警备区司令廖政国的儿子廖○、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的儿子韩○○、魏文伯的儿子魏○○，主要是他们这几个。然后他们找了复旦附中、上海中学、交大附中、松江二中等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
大家也住得比较集中，都是住在康平路265弄和康平路100弄的一些干部子弟。复旦附中的人想捧我去做“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的政委，因为我是党员。但这些人中想做政委的人多着呢，我可不要当政委，我只是去看看热闹而已。
上海警备区很支持这个红卫兵的筹备，还给了几辆摩托车呢。最拉风的一次是去莘庄。莘庄成立红卫兵总部，我坐在摩托车的兜里，那是我唯一一次坐摩托车，开到那里去参加大会。平时吃饭都有食堂，警备区的警卫人员帮你盛饭盛菜的。
张○○也参加了，还在红卫兵总部里担任了个什么职务。接着社会上就打起来了，破四旧、剪裤腿等事。公安局给了张○○一个名单，让他带人去抄家，我也跟他一起去了。所以，我是奉命去抄过家的。名单上的人家都是在花园洋房里的，公安局让我们去查是不是有枪有电台。所以，到这些人家翻箱倒柜、砸墙翻瓦的，这我真是做过的，不过也就那么一次，是公安局叫我们去的。我们怎么知道破四旧是破什么，倒是真在一家人家的镜框后找到了国民党的委任状。
还有一天晚上，一群红卫兵从外面拉进来一个人，在楼下打人，我就跑到楼下去看。只听说那人是流氓，有人在打他。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也可能是第二天一早，我爸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问：“你们在上海打人了？”已经有人去告状了，说我在上海打人。我说：“没有啊，他们打人我看到了，我自己怎么会打人呢？”“你给我退出来！”他很严厉地说。我意识到事情蛮严重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告诉他们我要退出来了。
可能就是我退出来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梁国斌的女儿梁○○也在那儿，她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她跟我一起回家的，我们家住得很近。晚上，梁○○来说我爸要找你，我就跟着她去见梁国斌。他问：“你爸爸怎么和你说的，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了？”我说他们说我打人了，我没打人，所以爸爸叫我退出来。
問：你爸爸要你退出来，不想让你继续参加红卫兵，是想保护你吗？
答：可能也想保护我，但是最主要还是不要我给中央文革小组添乱，不要给毛主席添乱。
我退出来后，魏○○也退出来了。那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就一起去串联了。我们戴着红袖章，到了火车站，反正也不要票，哪列火车空就去哪儿。第一次出去串联，同行的还有福州军区的一个女孩，还有上海中学的一个女孩，还有两个男孩，我们一共六个人一起去福州，然后去桂林，也没有钱，反正到哪儿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就是去玩，也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在外面逛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上海。
第一次串联后，我回到学校，造反派就来找我谈过话，说我是逍遥派，为什么不积极参加革命。我觉得我们还谈得蛮好的，谈完后还握握手。但是出去就看到我的大字报。真是奇怪了，我搞不懂我到底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了。所以，学校也不大愿意去了。回到家里，家里还有很多书，我就自己看书，还真觉得自己逍遥自得的。爸爸不管出版后，赠阅的书少了，但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买过许多书。那时候我看了沈雁冰24的全集，还有《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一类的书。
10月份前后，我们原先一起出去的人第二次出去串联。我们先去了杭州，住在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的家里，他家的小孩也都出去了，家里空空的。我们在他家住了两天后，他们就把我们弄到云溪去了。我前阵子也去云溪看过，不一样了。当时就是一片林山，有一个部队的生产队在那里，种茶叶什么的。那里还有半个山洞，我们住在里面，帮他们写写毛主席语录，然后在山里玩。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他们又把我们弄到乔司农场里，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被转移到金华去了，整个劳改农场是空的，除了留守的几个人之外，还有几条野狗。我们去种蚕豆，二毛八分钱买了一捆甘蔗。我记得很清楚，天天在那儿啃甘蔗，晃晃，种种蚕豆，看看野狗。留守人员就把狗吊起来打死，烧狗肉吃，我们没吃狗肉。吃饭是一分钱一碗菜。这样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有一天他们突然讲：你们可以回去了。就有车子来把我们拉回杭州，送上火车，回上海了。这件事非常蹊跷，挺奇怪的。
問：那一个月你们在山里，外面应该就是安亭事件了吧？
答：对，就是安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从乔司回来，应该快到1966年年底了。出了老北站，我就看到对面房子上的两张条幅，从楼顶一直挂到下面，上面写了张春桥如何如何，魏文伯如何如何。
問：这件事后来你与父亲谈过么，他怎么说呢？
答：对这件事，我是与爸爸谈过的。但他从来就没有做任何评论。这件事情我也跟许多人讲过，但谁都不写这一段。后来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叫我写与一月革命有关的事情，写第一次康平路事件我是怎么经历的，这一段我肯定写了。但没有人关注这件事。
出了火车站，魏○○就和我再见了。我就自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照道理他应该与我一起走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的。从火车站到家的这条路我是很熟的，因为从复旦附中回家都走这条路。那时候，我爸爸当然不在家，我妈妈在江南造船厂四清工作队，住在厂里，也是不回来的。两个妹妹都出去串联去了，弟弟刚上小学，整天和一帮小孩一起玩，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阿姨。我回到家里，他们就告诉我谁谁来过，就像我去串联投奔别人一样，也有人来投奔我家。家里也为别人家的孩子提供大锅菜大锅饭，就像我在别人家里一样。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很多老同学和好朋友都没有碰到。那时确实感觉到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来找我。但因为那时各家各户也不串门，所以我也没有太注意邻居家的变化。
我还回过复旦附中一次，见我回到学校，那些造反派就开了一次紧急的批斗大会，把我给斗了一次。说我是共产党员，但是逃避革命，逍遥派，是铁杆老保，又说我和刘少奇的女儿一起到广州去了，等等。我那时从没到广州去过，前两年我爱人去开会我才与他一起去了一次。我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参与的，但是这话也不能与别人说。
問：批斗会的时候你为自己争辩过吗？
答：争辩什么？容不得我争辩的呀。所以我只能不声响。其实心里很不舒服，这些造反派主要是工人子弟，他们那么骂我，是让我最不舒服的。因为我以前都帮助过他们的，而且是一直想和他们做朋友的。所以我说没有办法与工人融合。我后来也在反思，是不是我当时对他们的帮助也很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比方说，送给他们草稿本、练习本，让他们用我的墨水，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到商店里去买文具送给同学，我这样做，可能反而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总归是有的，给他们一点也不稀奇的。但他们不知道这也是我自己从十五元钱的生活费中省下的钱呢。
那天被批斗之后，我就走路回家了。然后康平路事件就来了。
問：能具体说说你对康平路事件25的记忆么？
答：1966年12月底吧，突然有一天楼下红旗招展，康平路来了好多人，我就赶紧到楼下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所有人家都空了。我看到全是赤卫队的人，打着一面面的旗子，这个厂的，那个厂的。把对面的一幢部长住的大楼全插满了。我看到那栋楼里面已经没人住了。旁边还有一幢他们办公的楼，也全插满了红旗，原来办公的人也不见了。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们楼里上上下下也没人了，只有我们和柯庆施家还在，柯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赤卫队就来问我：“你们家住的是谁？”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又问我楼上楼下还住着谁，我就告诉他们哪家是曹荻秋家26、魏文伯家、柯庆施家、陈丕显家，我们隔壁楼下还有谁家。这些人家都空了，让我非常惊奇。他们派了两个人去守着柯庆施家，不去扰乱他们。
我们家呢，就敞开大门了，许多人进进出出的，人来人往，进来兜一圈，看看，来找我爸，甚至往床底下看是否在。我们家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书也是没人会拿的。爷爷奶奶很害怕，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外面和赤卫队应酬，还烧水给赤卫队喝，和他们聊天。我问赤卫队为什么要到康平路来，他们说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告诉我说曹荻秋约他们下午三点钟来见面的。曹荻秋不在，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他们，就变成我在那里接见他们了。后来想想，这事明摆着就是曹荻秋挑起的吧。
后来就有人打电话进来，问我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从广义的讲，应该就是抄家了，赤卫队已经把整个大院都翻遍了来找我爸爸。但是否像我以前去抄别人家的时候那样翻箱倒柜地抄过家呢？那我觉得是没有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出去了，这时有一个人从后面办公楼的小礼堂过来，在院子里碰到我，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他问我我家是否被抄，我说没有，他就叫我去写一个条子，说没抄家。我就去写了，结果他们就把我写的条子印出去了。这个人是谁，我只知道是机关的。这样一印，我就成了铁杆老保了。因为后来造反派又来保护康平路，我说没有抄家，那么造反派不就变成无理取闹了么。
第二天，全上海的人都来了，院子里的那些冬青树苗全踩扁了。赤卫队也把袖章都拿掉了，也分不清楚谁是赤卫队了，叫我到阳台去讲到底抄家没有。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你们都走吧，不要再待在这儿了。我们现在都很好，也不要说抄家不抄家的事了，你们都走吧，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但是也没人听我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妈妈回来了，中央文革小组也插手了，才有人管我们了。
我妈妈写了个声明。爸爸妈妈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妈妈声明说是抄家的，要支持造反派之类。爸爸怎么说，当时我就搞不清楚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这个还不算抄家？”整个大院子都兜底翻了。造反派来，包围了赤卫队，就打起来了，我是看到他们打起来的。赤卫队都缴械投降了，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了。
后来在半夜里，上海警备区来了几个人，开了辆车，把我们弄走了。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管你的话，当然是有办法的。不可能没有办法管我们，之前只不过是不管罢了。
問：大院里的其他人家都搬出去了，只剩下你们两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就是说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上海市委先不要我爸爸的，还是我爸爸先不要他们的。最近我们同学聚会时，有的同学还说他们是被赶出康平路的，我就说：“你们搞搞清楚哦，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出去的。你们是被扫地出门的吗？还是你们都走了，把我们孤孤单单地扔在那里了？怎么回事呀？”关于这件事，魏○○也是从来不做评论的。我们这些老同学老邻居现在见面吃饭，有的敏感话题是大家谁都不碰的。但魏○○有时会说：全怪老毛呀，全怪文革呀。我只是笑笑。
还有赤卫队说是曹荻秋约他们去见面的，那这事是不是他挑起的？但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只引用我后面的话，就是我说没有抄家。但是前面的原原本本，包括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写的东西，都是没人讲的。我关在里面时，他们还说在所有人写的文字中，我写的是最全面的。后来所有的人引用，包括《一月革命大事记》中27，我前面讲的都是没有的。就说明我讲到点子上了。我爸爸和上海市委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决裂的？到底是谁先不要谁的？这个选队到底是怎么站的？其实是上海市委把我们给扔出去了。
問：警备区的人把你们接到哪里去了？
答：警备区的车子把我们全家接到常熟路淮海路口的警备区司令部里，后来又把我们转移到永福路51号，那里有个招待所。爷爷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住那里。我爸那时候在北京，还没回来。
問：一月革命的时候，你爸爸应该回上海了吧？
答：对的，过几天爸爸回上海，就开始一月革命的事情了。但他没有住到永福路，他直接住到兴国路去了。安亭事件时他回上海，因为没有地方住，驾驶员就把他开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了。所以，这次回来还是住在那里。我们住在永福路招待所，他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他回上海后，通知了我妈，妈妈就去他那里了。但他没有叫我去。这是我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一月六号是我的生日，而且是我二十岁的生日。以前，我的生日我爸爸总是很重视的。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住在学校里，他送给我一张剪报《将军的儿子》，作为我的生日礼物，还给我写了信，信里说：“你大了，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再吃蛋糕了”等等。当时收到那封信后，我还写了一篇周记，老师同学都很感动，还贴在我们班的墙报上，我们班的老同学现在还记得，还会说起我那篇“不送生日蛋糕”的周记。我十八岁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一套《毛选》，在扉页上还题了字28。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日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事情，是他们很上心的。我爸爸还藏了一瓶金奖白兰地，他还说过等我下次生日的时候喝。结果到了我生日时，都乱套了，我们从家里被赶出来了，也不知道那瓶酒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管我了，也没有人理我了。我变成铁杆老保了。
問：那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你爸爸的？
答：等到他们一月革命什么的都忙完了，已经是一月底了。这时，我爸才叫我到兴国路去，他叫我去写检查。叫我写检查寄给我们学校的造反派。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但也只好写了。他问我：“你从北京走的时候思想还蛮支持毛主席的吗？”我说：“我怎么知道哪一派是支持毛主席的，哪一派不是的。我怎么知道这样做我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啦。”我又问：“以前你搞样板戏搞《海瑞罢官》不都是上海市委支持的吗？柯庆施不是刚刚才死吗？怎么一下子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要打倒了？”他回答我说他们不继续革命了。我就从报纸上东抄西抄，写了封检讨信给学校。然后回学校，学校里的造反派同学说我是假检讨。检讨当然不是假的，但肯定是不深刻的。
后来，家里就收到好多乱七八糟的信件，其中有以我的名义写到我家里的，说我在哪里哪里，爸爸就紧张，怕有人要来绑架我。正好我四叔到上海来，爸爸就叫四叔把我带到北京去了。那是春节过了之后，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到1967年5月复课闹革命时回上海。
問：陈丕显被夺权是怎么回事，你家与陈家的关系不是一直很好的么？
答：我知道一月革命的大会前，我爸爸是找陈丕显谈过话的，谈了一个晚上。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写过，陈丕显是绝对不会写这件事的，但我很关注。我们家与陈丕显家关系一直是蛮好的，他帮我六叔叔介绍女朋友的时候，还是我带六叔叔到他们家去的呢。我第一次吃新鲜龙眼也是陈丕显送的。毛主席发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入党后，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了一次干部子弟大会，是陈丕显拉着我的手进的会场，还叫我坐在他旁边。他当时还对我说：“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你们这些人当中，”他还把我表扬了一番。
所以，我爸爸找陈丕显谈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对。跟陈丕显谈完之后，我还问他谈得怎么样，他说陈丕显不肯出来工作。我听了后很失望，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爸爸住在监狱医院的时候，陈丕显刚刚写了一篇关于“一月风暴”的文章登在《新民晚报》上， 我爸说起这篇文章，他说：“我也不知道陈丕显的背后是有周恩来的。”
問：1967至1968年间，上海的大中学生中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事后有很多人挨整。你爸爸后来对这件事怎么看？
答：关于上海大中学生两次炮打张春桥之后的事，我爸爸明确说过不要抓人，不要追查，不要追究的。但是群众组织是不是互相有什么动作，做过什么事，那也难说，可能也不可避免。但据我所知，因为炮打原因而被抓的红卫兵，我爸爸知道后，很快就是放掉的。所以，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再追问过他，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就是没有抓过人。
注释：
23 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现为上海市政府所在地人民大厦。
24 沈雁冰即作家茅盾。
25 康平路事件是1966年底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
26 曹荻秋，时任上海市市长。
27 《一月革命大事记》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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