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童年時期
“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們起床時他都是在睡覺的，我們幾乎碰不到他。”
問：能否谈谈你童年时期的记忆？你们家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
答：我是在1947年蒋介石开始进攻解放区，部队撤退到河北省阜平县马棚村后不久出生的。那是很困难的时期。石家庄解放后，爸爸被派往石家庄办《新石门日报》7，我妈妈带着我一同去，又一次进城了。供应也好多了。当然，这些都不是我的记忆，我听过许多遍。我父亲在一封信中也回忆过这段生活8。
我最早的记忆是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我当时应该是三岁。一到上海，我们就被接到延安东路，爸爸工作的地方，也就是以前的申报大楼。上海解放之后，我爸爸被派到上海来接收三家报纸，他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处的军代表。他白天在那里办公，晚上就睡在原来的总经理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 所以，我最早关于他在上海的记忆，就是一个很大的办公桌，他睡在上面。等我们到上海后，就给我们分配房子了，在思南路，周公馆9旁边的一个弄堂里，与周公馆的房子是一样的，在它后面一排。后来，我爷爷奶奶到上海来看我们，就住在内阳台。里面一个大房间，是我父母亲住的，我妈生老三时，就是在那个房间里的。最近我还去那里看过，现在好像是一个挺高级的吃饭休闲的场所。
一到上海，爸爸妈妈就把我送进了托儿所，这家托儿所叫“妇联保育院”，我是全托的，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对家里没什么印象。我在那个托儿所里一直待到上小学。托儿所用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教育方法，我们都穿着花布的裙子，打着大蝴蝶结，唱苏联的歌曲，跳《三驾马车》的舞蹈。
我的大妹妹是生在济南。1948年下半年，济南已经解放了，我三叔来晋察冀，到石家庄把我和我妈接到济南10。我奶奶他们是蛮封建的，看到是女孩，不愿意帮着带，所以，我们又都回到石家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父母把我留在他们身边，但大妹妹就寄放到奶妈家去了，这个奶妈刚生的儿子夭折了。奶妈经常还要到菜市场上卖菜，有时她把妹妹带去，有时就把妹妹关在家里，所以，我大妹妹早年的智力开发是很不好的。上海的生活刚安顿好，才把她接回来，回来后就送到解放日报社的全托幼儿园。
問：你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
答：我最早的印象就是爸爸很忙很忙，他的头发很长很长，可以扎小辫子。那时候报纸都是铅字排版，要到快天亮才能完成，他做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要把稿子全部审完后才能回家。所以，他每天都是清晨才到家，我们起床时他都是在睡觉的，我们几乎碰不到他。而且，他也没有假期、没有周末的。
我们家刚搬到上海时，住的是新华社分的房子，在思南路。因为我妈妈在新华社工作，楼上楼下住的都是新华社的人。后来，《解放日报》分给我爸爸的房子在香山路，是孙中山纪念馆外面的一套房间。还有王维、冯岗等《解放日报》的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
問：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到上海时，上海小孩会唱：“乡下人，到上海。上海话，讲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你那时候是不是也感觉上海人比较排外？
答：在托儿所时，很多小朋友都是干部子弟，所以，我没觉得与别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爸也不是什么高级的干部，所以没有任何一点特殊的地方。
我们不是上海人，这确实让我觉得与别人不一样。爸爸妈妈原本是想让我早一年去读小学的，我家隔壁就有一所小学。父母送我去那所学校，但学校不收我。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我，后来意识到是因为学校里都讲上海话，我不懂。第二年到了法定上学的年龄了，爸爸就让我上了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学校在陕西路襄阳路，嘉善路的口子上。我们住在卢湾区，其实去这个学校是跨区了，但爸爸很喜欢这个学校，学校也非常开心收我这个学生。学校校长是颜慧如，她的丈夫是革命烈士。开学后，我的功课很不好，我妈就奇怪了，说我家小丫头挺聪明的，怎么功课这么不好。其实是因为我听不懂上海话。小朋友大多数是上海人，所以，上课都用上海话。我根本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不懂话。
第一中心小学离我家很远，我每天都是自己上学回家，没人接送。我在第一中心小学读了一年，就转学了，因为我爸爸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我们搬家了。
問：1955年你爸爸的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答：爸爸是1951年10月担任《解放日报》社长的。1955年，他离开《解放日报》，调到了市委宣传部。现在我看了一些材料，才知道我爸爸在《解放日报》工作时，发表了太多的群众意见、人民来信之类的东西，陈毅不喜欢他。后来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潘汉年亲自找他谈过话，潘汉年对他说，陈毅说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一点都容不下其他人。因为爸爸是从八路军抽调过来的，不是新四军系统的人。我就问我爸，你还认识潘汉年啊？爸爸看看我，回答说：“那当然咯。”
但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爸爸调离《解放日报》，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住在报社的房子里了，所以，我们就搬到海格大楼，在延安西路33号里面，就是现在的静安宾馆，那时是市委的部长级干部住的地方。搬家后，原来的学校离家太远了，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转学到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是一师附小。一师附小用普通话教学，所以，我的功课就变得好了。
問：你爸爸不办报纸了，作息时间是否正常了，你们也能多见到他了？
答：爸爸每天还是半夜三更回来，早上要睡觉，我们见不到的。
那时的感觉是家里没有大人的。当时我妈妈已经到北京的党校去学习了，家里只有一个阿姨，每天给我们烧饭吃。我父亲在上海市委是管出版的11，所以，家里面书很多很多，连环画很多很多。都是送来给他审阅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当时的干部家庭可能都是这样，很简单。家具都是公家给的最基本的东西，两条长板凳加一个棕绷就拼成一张床了。阿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寒暑假时，我们家的地板上就坐满了各家小孩子，都来我家看连环画书。也常常有人借走或带走了，那也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在大院子里玩，爬树，我特别会爬树。院子里有好多棵大樟树，越往上树枝越细，但我能顺着细细的树枝一直往上爬，爬到最上面，把脑袋从树叶中伸出来。那时根本没有人管。就像放养的野孩子，自生自灭的那种，但生命力特别强。有一次我把腿摔破了，正好是夏天，那个院子里有一个游泳池，我就到游泳池里去洗了洗。但伤口后来烂掉了，烂得很深很深，过了好几天我父亲才发现，才把我弄到医务室里去换药，所以，至今还有一块很深的伤疤。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年级吧，大概九岁。
問：你渐渐长大，对爸爸的记忆会深刻一些吧？
答：小学的时候，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印象。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过生日时。他对我们的生日一直是蛮重视的。生日时，他会带我们出去买吃的东西，到淮海路上的哈尔滨食品厂去买巧克力，那是最最幸福的时候了。还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去北京开会，因为每次他从北京回来，总是会带大虾酥和果丹皮给我们吃。所以，当时我们对北京的印象就是大虾酥和果丹皮。
另外，核桃上市的时候，他也会带我们出去买核桃。就是去我家对面的那家店里，去买一大袋核桃，带壳的那种，然后我们家的几个孩子就用门嘎嘎地轧核桃吃。想想那么高级的门，被我们用来轧核桃吃。这些记忆好像都是和吃有关系的。
問：你们在海格大楼好像也没有住很久吧？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答：对，我们在海格大楼住了一年多，后来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用房，就把我们搬到了盖司康公寓，在淮海路，音乐学院对面，现在叫淮海公寓。那里也是市委部长级的家庭住的，瑞华公寓12是处长级的家庭住的。搬到盖司康，我就又得转学了。原来的学校太远了，我们早上都是要自己走着去上学的。所以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转回到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幸运的是那里的老师也开始讲普通话了。
我大妹妹与我在一个学校，但她也很独立，上学时并不与我一起去。她有她的朋友，我有我的朋友，都和同学一起走，自己管自己。
我们还是调皮得不得了，会从楼上打着一把伞跳下来，这种事情都做过。我那时就觉得我挺另类的。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去上学，我头上扎着白色的蝴蝶结，那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同学就问我家是不是死人了。我说没有啊，你怎么说我家死人了。他们说，那你怎么戴白蝴蝶结。我才知道，家里死人头上才戴白色的装饰的。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当时算不差的，我妈妈工资比较高，我爸爸还有稿费。因为我家的布票都是上缴的，我妈喜欢买俄罗斯的大桌布做床单，我穿的也都是俄罗斯绣花的衣服，这些都是不要布票的衣服。我穿的都是很花的衣服，这也与别人不大一样，但我不太顾及别人怎么说我的。
問：老师对你怎么样？
答：老师应该也是觉得我挺另类的。我四年级的时候被选为大队委员，还是劳动委员。大扫除时，我就要跟着老师去检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
还有一件我至今不明白的奇怪的事情呢，我觉得老师是存心出点难题让我做做。那也是我四年级的时候，大概十一岁吧，老师给我一个会议通知，要我一个人到青年宫去开会。我根本不认识那地方，但又不敢不去。我拿着会议通知，也没办法问家长，因为家长我也看不到，我就自己去了。乘了有轨电车，哐当哐当的，一路上哐当过去了。找来找去，绕来绕去，我还真找到青年宫了。我进去一看全是大人，开什么会我也不知道，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啥，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后就搞不清楚方向了，也不知道该坐哪路车，往哪个方向走。我只知道是有轨电车，就上了一辆。我又哐当哐当地坐了一段路，天慢慢黑了，车到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实际上是到了十六铺，那时候的十六铺乱七八糟的。下来后我不认识路，也没钱，后来我只好叫了一辆三轮车，我说：“叔叔，你把我送到淮海路。”他把我送到盖司康大楼。现在那个大楼下是个高级服装店，当时那里是个理发店。平时我们理发都在那里，所以理发店的人认识我。人家已经关门了，我就去敲门借钱。剃头师傅借给我五毛钱，让我付给三轮车夫。之后我就快速跑着上楼，敲家里的门。我爸爸那天倒是在家，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到哪里去了。他们还没注意到我不在家呢，也根本没想到要出去找我。听我说了经历，这时候他才吓了一跳。他说：“社会秩序真好，没把你拐走。”快点叫阿姨把钱送还给理发店。大人都说，你这小孩胆子真大。我当时真的没发慌，也不怕，可能还真是胆子挺大的，反正最后还是回来了。到现在，我们家里的人还要常常拿出来议论议论。至今不明白学校怎么就这样把我给派去了。但当时我父母也没去责备学校。
問：你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应该开始了吧？
答：对，大跃进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住在盖司康公寓，大炼钢铁，除四害，灭老鼠，赶麻雀。我记得我们还跑到盖司康十二楼的上面去敲锣赶麻雀，要把麻雀累死。我五年级上半学期还是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读的，下半学期，我们就搬到东庙二村去了13。当时，柯庆施要干部与工人打成一片，我们都搬到东庙二村去住，这边是市里的领导，那边是工人家属。所谓的工人，其实是厂里的基层干部。那时，在东庙二村新建立了一所小学。这个小学的班里，干部子弟很多。
問：东庙这个学校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的关系融洽么，你们能沟通么？
答：与我比较要好的小朋友，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出身的比较多。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不一样。上课时很热闹，校长常常站在教室门口。我爸告诉我要多向工人子弟学习，要多和他们做朋友。但是有隔阂的。比方说住的，市委来的干部家庭，住的都是两套或三套房子，我们家住的就是两套。工人家都是一间房子住一家，一套房子里要住两三家。我们原来住的盖司康公寓，都是打蜡地板，东庙二村是油漆地板；盖司康的房子里是铸铁的浴缸，东庙是水磨石浴缸。相比之下，东庙的房子多破，多简陋。对干部家庭来说，以前有热水供应，现在要自己烧水，热水倒进水磨石的浴缸里一下子就冷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放下身段了。但对工人来说，工人家原来什么都没有，搬过来已经觉得是天堂了。在这一点上，我就感觉到人和人的生活太不一样了。我要去靠近他们，希望打成一片，结果未必如愿，融合还是很难的。
問：你们在东庙二村住了多久？
答：在那里住了一年。后来柯庆施的做法被周恩来批评了，周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要让我们都从中南海搬出来？所以，我们又都从那里搬回市里去了。这次，我们搬到康平路的爱棠14。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
注释：
7 1947年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张春桥担任总编辑。1948年1月，石门改名为石家庄，《新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
8 见张春桥1996年12月12日给维维的信。
9 周公馆即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旧址，位于思南路73号，周恩来曾在此居住、工作。
10 见张春桥1992年11月22日给小妹信。
11 1955年至1957年，张春桥的职位是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上海市委委员。
12 瑞华公寓位于常熟路、延庆路路口东南角。
13 1958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令在南郊兴建东安（东庙）新村，一村为工人住宅，二村为干部住宅。1959年，柯率华东局、上海市委全体领导迁入。1960年，柯等搬出，迁入康平路市委宿舍。
14 康平路165号爱棠公寓是上海市委办公厅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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