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儿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大兴县大辛庄井中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一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8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份，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藉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12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现在住在哪儿，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6408号吧。
后记
当年笔者在网上发出“人肉”刘万泉的呼吁后，在国内众多网友的协助下，不出半年，他的下落就被查出来：
刘万泉，出生于1938年8月5日
出生地:四川宜宾
籍贯：四川宜宾
身份证编号：36010219380805XXXX.
户籍地派出所：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大院派出所
居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栋X单元X楼X室
今天的刘万泉已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者。作为这样一个在网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红人，他的后代不会不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他。面对网上成千上万网民的唾骂和谴责，他有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前几天，一位名叫约翰·代姆扬尤克的91岁的躺在担架上的老人，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5年徒刑。代姆扬尤克出生在乌克兰，二战初期在苏联红军服役，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转投德军，成为一名集中营警卫。二战结束后，代姆扬尤克改名换姓，定居德国，后移民美国。他涉嫌参与纳粹屠杀的经历1977年被曝光，经过多年的追杀，今天对于他的迟到的审判终于实现。
四十五年前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罪犯参与那场杀戮，何时才有正义的审判？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儿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大兴县大辛庄井中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一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8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份，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藉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12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现在住在哪儿，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坏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6408号吧。
后记
当年笔者在网上发出“人肉”刘万泉的呼吁后，在国内众多网友的协助下，不出半年，他的下落就被查出来：
刘万泉，出生于1938年8月5日
出生地:四川宜宾
籍贯：四川宜宾
身份证编号：36010219380805XXXX.
户籍地派出所：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大院派出所
居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栋X单元X楼X室
今天的刘万泉已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者。作为这样一个在网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红人，他的后代不会不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他。面对网上成千上万网民的唾骂和谴责，他有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前几天，一位名叫约翰·代姆扬尤克的91岁的躺在担架上的老人，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5年徒刑。代姆扬尤克出生在乌克兰，二战初期在苏联红军服役，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转投德军，成为一名集中营警卫。二战结束后，代姆扬尤克改名换姓，定居德国，后移民美国。他涉嫌参与纳粹屠杀的经历1977年被曝光，经过多年的追杀，今天对于他的迟到的审判终于实现。
四十五年前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罪犯参与那场杀戮，何时才有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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