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的那些事情---update ZT

傅作义没有浪费时间对任何人解释。作为保定军校的正牌毕业生，他以专业的
技术流手法，把工事画成一张又一张图纸，然后指挥手下和上万民工精确施工，严

格杜绝豆腐渣工程的发生（东北军经常干的事），坑挖好了，还要盖上圆木、厚土、

青草，防范飞机侦察。武藤打到顺义时，傅作义全军正静静守在战壕里，等候关东

军的到来。

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不守信用的关东军突然开火，对傅作义部队夜袭，试探火
力。

从牛栏山阵地射出来的交叉火力表明，五十九军在这一带有严密的防御工事，夜
袭吓不住他们，于是日本人下令，调重炮轰。

一层又一层炮火犁完阵地，到处是坑坑洼洼的弹洞和硝烟，在十架飞机、十辆
坦克、三十门大炮支援下，步兵向牛栏山发起了进攻，对面是董其武的一个团。

打败过刘戡、杜聿明、黄杰的川原和铃木终于碰到了真正的钉子。傅作义的部
队不多，火力看上去也不强，但工事却十分坚固。可怜的坦克还没开到主阵地，就
会碰上地雷或壕沟，而步兵拼了命冲到前面去，却发现没有射击目标。

傅作义的所谓工事，是全方位、全封闭式的立体堡垒，枪眼只有几寸宽，远处
根本找不到目标。向这样的工事冲击，别人打得到你，你却找不到别人，十分痛苦。


既然工事还在，那就撤回步兵重点炮轰，轰完后，日军再次进攻，终于顺利冲
进主阵地，开始了另一轮噩梦：拚刺刀。

他们才冲上主阵地，就被无处不在的冷枪搞得万分恼火，正要一个个拨钉子时，
正面突然跳出一帮人来，挺着刺刀往上冲。按说拚刺刀不是日军的弱项，可傅作义
的部队实在不是一般蛮横（绥远民风向来剽悍），竟然一面拚刺、一面开枪。

眼前是刺刀，脚下是黑枪，日本人十分痛苦。偶尔有部队不顾伤亡，硬从炸毁
的战壕里冲进工事内部，才发现攻打傅作义的工事，痛苦真的是没有头的，因为傅
军长从来不搞形象工程，只玩高级的技术活。

普通野战战壕，是几道土沟，前后堆上木头沙袋之类，施工简便，用炮火拆起
来也简便，只能算临时搭建的棚户。东北军大部分都是这种豆腐渣工程；

讲究一点的土木工事，是前后几条深沟，上面有圆木盖顶、前后有交通壕相连，
可以在里面调兵、射击，拥有良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类似于普通小平房；缺点是
仍然经不住重炮轰击。中央军大都住的标准平房；

而傅作义的工事，却是豪华两层复式小洋楼。除了前后三道深沟、圆木盖顶再
覆泥土青草伪装、交通壕交叉联系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把战壕挖成上下两层，炮轰
只能轰掉上面，下面仍然通行无阻，甚至设有厕所、医务所和弹药室，生活医疗啥
都不耽误。

碰上工程流的技术宅，铃木和川原都是十分恼火，当场决定加强火力，反反复
复把阵地再炸一遍，然后集中兵力突击，务必打开通道。

一直打了几个小时，其实两边的伤亡都不严重，日军也只是冷枪挨得多一点，
主要力量还没有损失。在集中火力之后，大队日军终于冲进炸塌的工事，开始同守
军在土坑里打近战，结果却发现另一个震惊的事实：

近战，他们不是对手！

一直崇尚刺刀精神的日军，在战壕里居然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只能狼狈逃出去，
原因绝非守军武功高强，而是因为傅作义是晋绥军出身，山西的太原兵工厂当年曾
经盛产一种近战大杀器，叫做冲锋枪。

晋造冲锋枪，根据美国汤姆逊冲锋枪仿制而来，口径十一点四三毫米，理论射
速每分钟六百发，火力猛、威力大。阎锡山不仅引进技术大量生产，还把它当成礼
品对外输出，经常成百上千支地送给盟军，正是价钱便宜量又足。晋绥军出身的傅
作义是近水楼台，平时弄不到月亮，弄几挺冲锋枪还是没问题的。

这些冲锋枪打野战射程不够，但在战壕里却没有关系，反正来回就几十米，抠
着板机扫上几圈，日军还没冲过来就见了阎王。好不容易靠人多挤进去，日本人又
痛苦地发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不认路。

牛栏山的表面不过是低低矮矮的石头山，可是工事里面却是九转十八弯，绕来
绕去找不到来路，时不时能发现一个枪眼，里面的人打完黑枪就跑，不知道是从哪
里冒出来的；更恐怖的是有的日军追着追着就迷了方向，找不到回去的路。

跟着傅作义钻迷宫，有炮打不了、有劲使不上，日军在又闷又吵的壕沟里面乱
成一团，欲哭无泪。他们终于明白一件事：难怪傅作义要找上万民工来挖牛栏山，
绝不是为了煮二锅头方便，那是硬生生把山挖空了，变成一座大迷宫。

整整五个小时的进攻，关东军以坦克、飞机、重炮开路，在牛栏山阵地无一收
获；只好改变战术，把全面进攻换成重点进攻，终于冲过冲锋枪火力、冲到守军眼
前，然后拼刺刀，重新被赶回来。

从凌晨打到中午，关东军毫无进展，何应钦却获得一个不大不小的消息：徐祖
贻从顺义回到了北平。

弘义师团虽然骄横，师团长西义一倒还比较实在。奉上级命令要和谈（当然背
地里还在进攻傅作义），他就正儿八经地搞了一个接待仪式，按要求让徐祖贻签完
“请求停战”的文件；然后告诉他，现在正式启动停战谈判，由关东军、北平军分
会各派代表，五天之内商谈具体条款。

徐祖贻带着西义一的条件回来了，同时带来一个新问题：谈判规格由弘前师团
上升到关东军，那谈判代表规格也要上升，徐少将资格不够，得换人。新选谈判代
表也是有要求的，除了军阶必须高一级外，仍然要仪表好、会日语、业务好、懂政
治。

在人才济济的军分会，找个代表人物并不难，何应钦马上看中了参谋部厅长熊
斌。

几个小时前，熊中将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同大家一道起劲地劝徐祖
贻，最后把他“送”上汽车，押到顺义去见日本人；
几小时后，何应钦、黄绍□等人也以华北大局、国家大义等理由，把熊斌按在
椅子上，劝他当谈判代表见日本人。为了体现对谈判工作的重视，何应钦还十分仁
义地给熊斌临时升了官，由参谋部厅长升格为军分会总参谋，要求他务必维护国家
权益，不得有辱使命。

鉴于那些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之类的话都是自已刚刚说过的，熊斌实在没有办
法推脱，只能以上辈子欠了何应钦的觉悟，苦着脸被自愿当了代表，准备在五天之
内见日本人，做一个万世唾骂的谈和使者、愤青眼里不折不扣的汉奸。

徐祖贻的痛苦结束了，傅作义的考验却没有结束，因为关东军还在进攻。

根据日本陆军的通行打法，如果正面攻不过去，就一定要包抄迂回，铃木也不
会例外。从凌晨打到中午毫无进展，说明守军的重点在正面，铃木当即改变战法，
正面继续进攻，侧面由一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绕路包抄，准备把牛栏山阵地
一锅端。

左翼包抄的目标，是两个村子，一个叫口头村，一个叫茶坞村。日军先进攻口
头村。

口头村的守军只有一个营，而且没有牛栏山那样的工事，很快就被突破。日军
精神大振，当即全力冲锋，直接冲到了炮兵阵地面前。

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超近距离上，炮兵是打不过步兵的，因为大炮射
程有死角，又不能上刺刀打近战。但凡事到了傅作义那里竟然就会出意外，日军正
以为这些大炮要变成战利品的时候，守军的山炮竟然开火了！

傅作义的炮兵不光能打远射，而且还会打近战，具体做法是发射一种叫“零线
子母弹”的炮弹，该弹发射后会在炮口三十米远处爆炸，炸出近三百颗小铅弹，覆
盖几百平方米内所有目标；如果不小心的话，连开炮的炮兵也会同归于尽。

短短几轮炮轰之后，血肉模糊的日军痛苦地认识到，武士道精神虽然猛，但同
零线子母弹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不想在山炮面前变成筛子，最好离口
头村远一点，那帮玩命的炮兵他们伤不起！

于是日军立刻变换方向，向着第二个目标挺进：茶坞村。

茶坞村既没有综合工事，又没有山炮，很快陷入日军重围里。傅作义的反应也
很快，马上派孙兰峰带一个旅增援。

身为名将，傅作义手下有两员得力偏将：董其武、孙兰峰，其中董其武擅守，而
孙兰峰长攻。领到命令之后，孙兰峰立刻率部出发，让日本人好好领教了他的进攻
艺术。

日本人刚刚占领茶坞村，孙兰峰就带着两个先头营赶到了，而且也同日本人一
样，打算从背后包抄。但很“不幸”的是，他们的动作似乎不那么专业，一下就被
警惕的日军发现，只好掉头就跑。

既然发现偷袭部队，自然是要打的，日军骑兵二话不说，上马就追。孙兰峰也
不含糊，同部下一道拚命逃跑，两边很快都赶到一片树林附近，这片树林的名字叫
苏家口。

日军骑兵还在拚命追击，突然从树林里传来密集的枪声，大批埋伏好的轻重机
枪一齐开火。可怜的骑兵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靶子，成片成片地被扫下地，被追击
的两个营也集体转身，一齐冲着他们大砍大杀。

骑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守在茶坞村的步兵日子也不好过，很快被守军三面包
围。孙兰峰发挥勇将本色，反复冲杀多次，日军实在招架不住，只好逃出村子，一
路跑回原地。

下午四点，牛栏山阵地安然无恙，铃木和川原打了一天，没占到一点便宜。

在南天门，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是两百多人；在喜峰口日军战报只损失几十
人；但在牛栏山，日军战报上的数字是死三百多人、伤六百多人，总计竟然有将近
一千。根据鬼子一贯缩小伤亡的规律，大家能得出的结论，是弘前师团切切实实地
吃了大亏。

虽然前线部队很给力，傅作义却很恼火，因为何应钦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何应
钦一连打了四个电话，命令他必须停火、撤退。

作为总指挥，何应钦确实有权命令傅作义停火，但作为晋绥军，傅作义也确实
有资格不鸟何应钦。从长城抗战打到现在，傅军长是唯一一个伤亡比小于日军的守
将（二十九军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傅作义不仅敢在电话里跟何应钦吵架，还紧
锣密鼓地跟孙兰峰合计，准备发动夜袭，找弘前师团好好算一把总帐。

关键时刻，傅作义派去北平开会的参谋长赶回来了，给傅作义带来了关键的消
息：已经达成停战谈判，如果不停火，就要全面开战。

于是傅作义愣住了。

夜袭固然会占到不少便宜，但如果引得关东军重新开战，恐怕结果未必对中国
有利。因为长城一线的部队里，只有自已初来乍到，靠着士气和工事能跟鬼子拚一
把，其他中央军、二十九军、东北军都已经奄奄一息。如果熊本师团全力出击，北
平早晚要陷落，自已几个旅再能守，也挽不回大局。

打到此时，已经十分不容易，见好就收吧！

于是傅作义只好停火，同别人一道撤过了日本人划的停战线。

对一线军人们来说，战争已经告一段落，剩下的任务只剩下休整；但对黄郛而
言，折磨和苦难才刚刚开始。

日本军部的安排，是让关东军同外交部门合作，研究对华停战谈判问题；黄郛
则发现在政治问题上，关东军并不是那么嗅觉灵敏，倒是那些外交官们极为棘手，
打起交道来十分艰难。

早在停火谈判的时候，日本驻北平公使馆里的书记官中山就神气活现地“教训”
黄郛：之所以关东军要打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反日情绪太浓，无法获得信任，所以
要挨打。

侵占别人的领土，抢劫别人的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然后再指责别人有反
感情绪，这就是几十年来，日本某些人一成不变的思维和做法，从九一八到今天，
从未改变。

在三三年的小小会场里，日本的中山书记官威胁黄郛，由于中国排日，日本无
法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必须解散华北所有排日团体、国民党党部，并把中央军全部
撤出华北。

听到中山的要价，黄郛大吃一惊，表面上却保持镇静的样子，同中山有一搭没
有搭地接茬。凭着几十年搞政治的深厚功底，他很快弄明白，中山的几项霸王条款
只是个人意愿，还没有向上级汇报，日本的官方也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地方。

没有想到，不意味着不会想到，尤其是日本官员个个急着建功，说不定什么时
候就成了官方要求。见完面回来后，黄郛第一件事，是派特使直奔长春，找关东军
司令部秘密接触。

当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还不清楚日本政府、军部、天皇等部门间的差别矛盾时，
黄郛已经从纷纭杂乱的情况中敏锐地把握出突破口。在关东军的代表面前，黄郛的
特使向日本人故意“透”出一点“内幕”：黄郛不是国民党员，他的政整会里也没
几个国民党，如果让他主持华北，肯定同国民党不一条心，关东军有什么交道也能
方便得多。

对特使的说法，关东军有点半信半疑，但看在黄郛资历老道、又同蒋介石是结
拜兄弟的份上，终于相信了一点，那就是黄郛不是国民党员，可能比较好打交道，
或者说比较好利用。

其实武藤也不想停火，牛栏山前对傅作义的那一战，就是大战前的试探。如果
真象永津说的，中国军队全都矛盾重重、不堪一击，他肯定要长驱直入，占领平津。
无奈两个旅团在阵地前面碰得头破血流，地方系的杂牌军竟然在火力、工事上都强
过中央军，而且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才让他打消了抗命的念头。

强攻有风险，板垣又招不到亲日派，突然横空跳出一个黄郛，身份资历意向全
都符合无间道的要求，武藤顿时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由得连连点头。

关东军这一关顺利通过，但黄郛的麻烦并没有完。中山自说自话地报完价后，
立刻向领导汇报，日本外相也觉得十分有戏，不仅在谈判条件里立刻添上新项目，
而且还加了一条绝对不能接受的要求：中国必须承认所谓满洲国。

本来是停战协议，随着要价越来越多，最后决定搞一个单独的政治协定，由关
东军武力威胁，逼中国签字。

黄郛的压力顿时到了极限：如果日本真的提出霸王条款，他不签不行，签了也
不行，除了跳楼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虽然上头口头交待过要“共担责任”，但事到临头，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滑头
鬼，一个比一个精，而且还时不时地在全国摆“抗日领袖”的造型，指望他们替自
已说话，基本上是白费工夫。黄郛只能一面把黄绍□紧急派去庐山说明情况，一面
坐在北平听天由命。

兵临城下，军务惫驰，他已经束手无策。

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在塘沽正式举行停战谈判，由参谋部厅长熊斌中将对
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

熊斌大气都不敢出。他知道今天的谈判十分关键，只要一步不慎，不是千古北
平毁于兵火，就是他沦为万世不复的汉奸。

冈村宁次的态度却很轻松，毕竟胜利者总是多一点底气的。他递给熊斌一个停
战草案，然后告诉对方，这是关东军的意见，一个字都不许改，十一点以前签字，
否则开战。

熊斌还试着想把中国的停战草案提出来讨论，冈村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只问了
熊斌一个问题：“你签不签字？！”

国家弱小，个人也不配有什么面子，熊斌和几个随从只好强忍屈辱，仔细看冈
村的草案。

冈村虽然霸道，停战协定倒还不很霸道（相对而言），只是要求中国军队撤出
停战线，关东军则撤到长城以南，中间地带由中国接收，但不能驻军，只能驻保安
队或警察。从本质上讲，这是在长城以南设了一个一百公里左右的非军事区，中国
军队不能进入，但条约里没有任何清除国民党或中央军撤出华北全境的要求，也没
有承认满洲国或割让领土的字眼，中国政府依然可以行使华北的主权。

熬到最后十分钟，熊斌明白，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只好提起笔来，签下这份
被后世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

签完字，熊斌心情沉重地走了，一分钟也不想多呆。他没有想到的是，几分钟
之后，有人气喘吁吁地赶到会场，然后开始捶胸顿足。

赶来会场的，是永津和中山等鬼子外交部的人渣。

他们精心准备了割让东北、中央军退出华北等霸王条款，由外相找关东军协调，
准备一道参加停战谈判，强迫中国签一个附加政治条款。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
关东军却认为，仗是他们打的，凭什么要让外务省吃干饭的那帮文官掺和，明面上
不好拒绝，却想出一个小损招，故意把时间晚一点透露给他们，放了一个恰到好处
的鸽子。

在场的军人们很是为自已的小聪明得意。等永津把自己的条款一件件给大家看
后，冈村才明白过来，其实日本错过了一个多么大的机会。

虽然中国损失了一大片主权利益，但是比起永津等人的方案来，何应钦还是不
得不侥幸一把：华北万幸，民国万幸。

黄郛很不幸。

正如一开始预料到的，不管停战协定签得多有考虑，终究是损害主权的条约，
全国人民对失地求和一类新闻的接受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前天刚用大刀痛砍鬼子，昨天还梦见三千城管踏平东京，今天就宣布军队退出
长城一百公里、把东北和热河全部交给鬼子，不是出了卖国贼，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情？！

在普通民众眼里，华北的事情，显然是蒋介石任人唯亲，让自已的干兄弟跟日
本勾结，变相出卖东北和热河主权的结果；委员长显然要负领导责任，但北平政务
官黄郛更要负直接责任。

千言万语归结起来，只有一句大白话：黄郛是汉奸！

对自已要变卖国贼的事情，黄郛心里早就有准备。现在不是分辩的时候，或许
永远也没有分辩的一天，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

关东军虽然答应撤军，但时间却没有定，必须软磨硬泡让他们尽早离开；长城
一线的缓冲区肯定不会痛痛快快让出来，估计鬼子要在当地安插伪军，也要想办法
挤出去；更重要的是自已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本人早晚有一天会查觉出来，必须尽
量拖延、争取时间，让蒋介石有工夫整兵备战，预备下一场决战。

现在他的任务，是被日本人赶走或暗杀之前，尽量稳住北方，保证中央有时间
准备布置。因为，扩充军备需要稳定，训练新兵需要稳定，修筑国防工事更需要稳
定，总之，稳定压到一切！

然而黄郛终究没能稳住北方的局势。确切地讲，他连一天也没稳住。

最先出事的地方，是察哈尔。

察哈尔本来是二十九军的老窝。长城抗战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来了位新主人，
叫冯玉祥。

自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一直在山东“读书”，直到蒋介石下野，孙科广招贤
才，把他从山东招回了南京。

好容易从高级囚犯恢复自由，冯玉祥十分高兴。可是没过多久时间，蒋介石重
新上台了，他只好又回济南，继续关在屋子里读书。最让他难堪的，是韩复矩虽然
不欺负他，却奉蒋介石的命令，把他的警卫队全部缴械，换成自已的卫兵。

出个差连卫队都闹没了，冯玉祥十分憋气，索性一个人离家出走，偷偷跑到察
哈尔首府张家口。关东军在滦河大打出手的时候，冯玉祥正在张家口赌气，不肯回
去。

兵临城下，防线左支右拙，何应钦知道冯玉祥是危险分子，可也顾不上招呼他。
就在所有人都忙着收拾残局、跟武藤谈判的时候，方振武也到了察哈尔。

方振武，西北军旧将。

虽然方振武是最早反叛冯玉祥的那一批，但此一时彼一时，老方早就因为待遇
问题跟老蒋一刀两断，还在南京坐过两年监狱，托胡汉民的福才放了出来。出狱后
的方振武二话没说，把家财全部拿出来，又四处借钱，说要成立抗日救国部队。

西北军虽然派系多，但义气还是讲的。看到方元老要救国，不少人（主要是军
阀）都慷慨掏钱，又从山西拉出两个师的旧部（阎锡山很欢迎他把客军带走），于
是走马上任，自封为救国军司令，浩浩荡荡地北上抗日。

当方振武豪气万丈地派人找何应钦请求作战时，何应钦却皱起了眉头。

何部长不是不缺人，他十分需要人手。要命的是方振武一贯跟蒋介石过不去，
属于重点维稳对象，现在不经批准就把山西的部队拉出来，将来打仗肯定也不会听
自已的指挥，这种部队换了谁，也不敢在前线重用。

于是何应钦下了命令，抗日救国军必须回山西去，同时方振武必须离开部队，
以防不测。

手上有兵有枪，要是乖乖听这种命令，那就是傻子了。方振武没理何应钦，自
顾自地从河北出发，说要北上打日本。

看到方振武之类不听命令，何应钦又下了另一道命令，为“统一军令”起见，
所有河北、察哈尔的抗日部队全部取消番号，如果相关单位不想解散，可以请求加
入正规军，调长城前线同关东军拚命。

何部长的这一招顿时将住了方振武。虽然全国到处都是抗日口号，但军头们十
分明白，日本军是不好惹的，德械师、税警团那样精良的装备，在他们面前都是连
连败退，普通的二流部队顶上去，估计渣都剩不下来。

很明显，方振武的部队应该是二流部队，或者比二流部队还差点。原因也很简
单，如果他的部队兵精弹足，何应钦早就调上前线去了，不用等别人来拉。

没有编制，没有军饷，到处不收，能去的地方又是死地，方振武上穷碧落下黄
泉，两处茫茫没出路。正在彷徨的时候，冯玉祥溜到了张家口，并派人带话给他：
来我这，我需要你。

于是方振武带着残破的部队，从山西走到保定后，又从保定走到张家口。此时
只有一个师跟着他，另一个师看到前途渺茫，提前开溜了。

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毕竟也是师，不是保安队，冯玉祥十分高兴地迎接了老部
下。方振武欣喜地发现，来张家口的不仅是他，还有吉鸿昌、高树勋等老同事，打
算以抗日的名义结为盟友、求个前程，甚至连二十九军看家的副军长佟麟阁都同意
加入。吉鸿昌等人是共产党员，按照他们的说法，只要同盟军打出局面，苏联愿意
从北面支持枪炮，成立一支无敌的抗日精兵。

虽然将领很多、前程很广，但冯玉祥数过人头后，还是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兵。


方振武的师跑了不少人，老冯只拉来一批学生兵，二十九军留守部队数量质量
都不高（好点的都在喜峰口）；吉鸿昌等人倒是号称有苏联支持，可是他们是单身
来的，光带了张嘴，没有手下。

几千吊丝缺枪少炮，在大草原里放放牛还可以，要去抗日明显差点。大家想来
想去，终于发现他们不是没有兵，而是兵太多了，只是没有招进来而已，察哈尔到
处都是散兵，不少人还同关东军真刀真枪干过架，把他们招进来，马上就能扩成一
支集团军！

说到察哈尔的散兵，那真是一声叹息。

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培训出来的正牌毕业生，打起仗来也是正经八百，从来
不搞游击战、特种战一类歪门邪道。热河溃败后，前线撤下来的不光是东北军，还
有近十万被关东军打得无处躲藏的义勇军，全都跑到华北来求生活。

东北的义勇军成分十分复杂，除了失陷的军人、警察，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甚
至土匪也有不少，只要补充给养、在前方有个接应，他们就愿意整顿再战，回到日
军后方打个天翻地覆。无奈何部长文凭虽然高，却不懂如何打游击，在他看来这帮
人都是乌合之众，站个队列也站不齐，拉上去守阵地更是找不着北，根本没有用处，
只能一律裁撤。

白山黑水里同鬼子伪军拼命，转战千里回到祖国后方，结果没有编制、没有军
饷，连饭都没有一口，扔在野地里不管死活，这就是有关部门给东北义勇军的“待
遇”。华北到处都是军队，可怜的义勇军没有地盘，只好逃荒一样窜到察哈尔来找
饭吃，不少人只能重操旧业，在草原上当起了土匪。

对义勇军的遭遇，何应钦是比较迟钝的。华北的局势如此紧张，几个土匪就该
自已管好自已，不能遇到困难就找国家伸手，一点觉悟都没有。

何部长没有觉悟，但冯玉祥却有觉悟。他公开宣布，欢迎义勇军加入他的队伍，
有实战经验者优先，管饭（这个最重要）！

五月二十六号，正当中国同日本商量好停火、准备签塘沽协议的时候，冯玉祥
在察哈尔正式开张挂牌，成立抗日同盟军，号称要雪耻复仇、收复失地。

对冯玉祥的举动，何应钦很不以为然，二十九军在察哈尔有多少底子，他心里
是有数的。但看到“同盟军”的兵力数字时，何部长不能不当真了，因为冯玉祥的
兵马，已经超过十万。

刨去东北军，华北前线的西北军、中央军、晋绥军，加起来恐怕也不到十万人，
也就是说，冯司令只用短短几天时间，就筹到了一支比他还大的队伍。最要命的是，
马上要签塘沽协定，全国都会骂他和黄郛是汉奸，冯老头偏偏打的是抗日旗号，让
他反对也不是，不反对也不是。

不能来硬的，何应钦只好施软招。他提醒宋哲元，察哈尔是二十九军的地盘，
要是他不回去，就只能派给别人了。

对何部长的“关照”，宋哲元早就心里有数。好不容易才有一块全国闻名的穷
地盘，正在全军伤亡惨重、急需回去整补的时候，居然根据地被人端了，还是老长
官串联老兄弟干的，让他有火都发不出来。

宋哲元和何应钦只好轮流派人来张家口，劝冯玉祥要有大局眼光，何部长还答
应只要冯司令下岗，一定给安个“林垦督办”的官职，负责全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建
设，象国父（孙中山）那样搞实业报国。

做农业大臣，虽然不能带兵打仗，至少出门闲逛没有人管，比在山东软禁要强
得多。何应钦认为，自己开出的价码已经很高很诱人了，冯长官肯定会动心。

想了几天，冯玉祥回复说，同意。

何应钦和宋哲元都是大喜过望。只要能撤掉同盟军，华北局势就能稳定下来，
别说林垦督办，就是到中山陵养老也行。没想到几天以后，冯玉祥招呼都不打一个，
突然发表声明，坚决不离开张家口，不当官不要紧，一定要抗日到底。

华北的何宋顿时又糊涂了，不知道冯玉祥搞的是哪一出。

其实冯玉祥倒真心不是忽悠他们，实在是前几天同方振武有矛盾，觉得日子过
不下去，才放风说要回南京关心三农问题；后来大家好好说和，冯玉祥又觉得有奔
头了，于是激情依旧，继续抗日。

有兵有地盘，又解决了内部矛盾，鬼才愿意去种田养猪。

六月二十号，抗日盟军正式出征，第一步是肃清察哈尔境内的伪军。

严格来讲，二十九军的地盘只有察哈尔的一部分，其他地方被日本人占了不少，
都是伪军在看守。所谓柿子要拣软的捏，同盟军刚刚成立，清理一下身边伪军、练
练兵也是应该的。冯玉祥马上发出命令，大军进攻多伦。

多伦，内蒙古商业重镇。

虽然民国时的草原穷得要命，但多伦却是山西人做生意的集中点，十分有钱。
同盟军缺钱少粮，正需要这种能生财的地方补充给养，所以冯玉祥的目标理所应当
地选在多伦。攻多伦的是西北猛将吉鸿昌，而守多伦的是伪军李守信，全军不到一
万。

人数比对方多，士气比对方旺，吉鸿昌十分有信心、有把握拿下多伦。没想到
打了几天，除了在厚厚的城墙上留下一些枪眼，其他的一无所获。

吉鸿昌没有大炮。

义勇军本来就不擅于攻坚，又没有大炮轰开工事，李守信在城里的日子虽然难
过，但却还能撑得住。吉鸿昌顿时犯了难：他的粮食快要不够吃了，不拿下多伦，
就没法交差。

关键时刻，他决定发挥忽悠功夫，派人找李守信谈判，劝他“借”多伦用一下。


于是在不久的某一天，李守信瞒着日本顾问，接待了吉鸿昌派来的使者。

身为非著名汉奸，李守信对日本和中国都没啥感觉，更不打算替哪一边尽忠。
吉鸿昌的使者也不跟他讲什么民族大义，直接了当地告诉他：过不久苏联的军援就
要运到了，光步枪就有一百万枝，大炮什么的另算，联军现在刚出道，需要你的多
伦出风头，借给我们先用一下吧！

李守信想了一想，然后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要借多长时间？”

使者大喜。李守信问这个问题，说明事情很有商量，马上保证有借有还、再借
不难；还极讲义气地提醒李司令，所谓铁打的城池流水的兵，苏联军援一到，冯玉
祥的大军就是天下无敌，李司令今天愿意送这个交情，来日欢迎加盟联军，一定送
一顶大大的官帽子给李司令戴！

送走使者，李守信转身去找日本顾问。

虽然关东军没在多伦，但日本人还是留了几十个日本“顾问”，负责监控李守
信。李守信没有为天皇尽忠的觉悟，却有不能得罪投资商的意识，因此必须把顾问
们忽悠好，才能在多伦全身而退、保存实力。

面对满脸惊疑的日本人，李司令十分激昂，告诉他们说抗日军来了大批援兵，
估计能有好几万人，两边即将进行一场总决战。身为城防司令，李将军决心效忠天
皇死战到底，请几位顾问大人有什么话赶紧留下来，他一定提前托人送给家属！

听到李守信的话，几个日本人脸都白了。这些天在多伦好吃好喝当太上皇，享
受做梦一般的荣华富贵，突然间要在大草原上为狗天皇玉碎，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于是日本顾问们纷纷给李司令做思想工作，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中国
古话开导他，有机会赶紧突围要紧，回头带上关东军来收拾这伙土匪，犯不上把宝
贵的生命白白牺牲掉。在顾问们的努力开导下，李守信终于勉为其难地点了头，同
意放弃与多伦共存亡的念头，并悲痛地表示要走也可以，他知道敌军有一个方向兵
力空虚，适合突围。

七月十二日，冯玉祥宣布，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激战后，爬城三次终于攻入多伦，
同日伪军白刃格斗四个小时，成功收复多伦失地。

全国沸腾。

虽然冯玉祥的战报对过程有点太过夸张，但经过一个又一个败报之后，全国已
经陷进一种赢不起输不起的状态，不管是十九路军还是二十九路军都打不赢仗。此
时西北军老领导横空出世，而且能从敌人手里收复失地，实在是军事意义重大、政
治意义重大、新闻意义重大。

出完风头，冯玉祥该买单了。

虽然是收复多伦的民族英雄，抗日同盟军却没有编制，多伦也不是提款机，所
以该缺的钱还是缺，该缺的粮也还是缺，何应钦并没有给他什么关照。

何应钦不给钱倒没什么，本来也没指望中央能给什么政策，可要命的是苏联的
态度。在仔细考虑各方面利弊后，斯大林认为支持冯玉祥会同时得罪日本和蒋介石，
有点得不偿失，于是通知同盟军，先前说好的枪炮卢布等援助，暂时不能给。

要了亲命了。

没有苏援，何应钦又在华北搞封锁，十几万同盟军只能在草原放羊，啥也指望
不上；而关东军同李守信会合后，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报一剑之仇。可怜的冯玉祥
天天发愁，愁军饷，愁军粮，愁打仗，终于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让他再也挺不下
去。

把冯玉祥压垮的，是中国共产党。

按冯玉祥的布置，起兵的时候需要苏联援助，所以拉上共产党一块行动；而共
产党对抗日也很积极，两边一拍即合。

抗日同盟军有十万人，共产党只有三百人，但这三百共产党人全都是“兵运”
的好手，立刻马不停蹄地在各个重要岗位展开工作，准备控制部队。

大家都是打仗出身，想抓枪杆子可以理解，要命的是共产党竟然成立了所谓
“中共察哈尔前委”。按照王明和博古的指示，前委决定把同盟军里能拉走的部队
都拉走，搞出一支新的红军出来，南下河北、山西建立苏区，而且还有一句要命的
话：大家必须警惕冯玉祥“不可避免的叛变”。

苏援没招来，却招来一群白眼狼，看样子还要算二七年的旧帐，把自已打成叛
徒，冯玉祥顿时火冒三丈。此时又传来更加头痛的消息：东北义勇军的邓文打算投
蒋。

东北义勇军里，邓文是比较有声望、有斗志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走，冯玉祥
再也控制不住，下令立刻派人暗杀，砍死邓文。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某大哥和某大哥会晤谈判，
回去后大打出手，死了无数人，最后一方被另一方摆平，乖乖地下岗认输。我们也
会看到另一幕，某大哥因为某个原因跟另一位大哥会晤，结果十分不幸，被对方火
并干掉了，手下也分崩离析，成为一群待宰的羔羊。

通常来讲，后一幕都是比较省事的，但是绝大多数大佬们碰到这种场景，都是
选择前一种解决办法，宁可死伤几千几万人，也不肯派个刺客解决问题。最明显的
例子，是蒋委员长跟毛泽东后来在重庆谈判，明知后来要打得热火朝天，可是当时
谈完判，还是把毛泽东送回了延安。

对这种事情，不少人认为，那帮拿枪的大哥们都是傻瓜，明明一粒子弹能解决
的事情，非要动枪动炮打一场，有时还被打输了（例如蒋委员长），实在是劳民伤
财。如果换了自己上场，一定能大展拳脚，杀他个不亦乐乎也。

有这种想法的人，多半是不懂政治的。

一个人只要没有练过刀枪不入神功，都是很脆弱的，不管是老大还是总统、元
帅，挨了枪要完蛋，挨了刀有时也要完蛋。但是现实生活里，解决一个老大往往非
常困难，因为老大身后总会有一大帮小弟，小弟还有一大帮手下，如果你不能安排
好后续事宜、解决对方的人马，简单的暗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结下一
大帮仇人，甚至成为其他大佬联合干掉的目标。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你可以杀人，但必须要有买单的本事！

很明显，冯玉祥不大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买单的能力。他杀掉邓文之后，义
勇军虽然没有找他报仇，却都投奔蒋介石那里去了，山西、热河过来的部队看到这
一幕也纷纷散伙；如果再除掉不靠谱的土匪军、地方部队，十几万同盟军里能掌握
的，只剩下吉鸿昌和方振武两批人。

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原来还是老部下管用，虽然只有两支人马，但只要能紧跟
自己干革命，就仍然有雄起的机会。

正当冯玉祥略感宽慰的时候，吉鸿昌却满脸无奈地告诉他：我的部队，不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