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采访撰写
时间：2013 年1 月
地点：清华大学
记录方式：录音整理及笔记
1960 年代末至1970 年代初的北欧，只有两种人因为对中国感兴趣，开始琢磨着学中文。一种人是受1968 年法国革命和学潮的影响，同时又对自己的社会不满，想寻找另一个类型的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社会。再加上看到了苏联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苏联搞的社会主义不行了，是假的，只有中国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官方的宣传很成功，对西方的年轻人有很多积极的影响。所以，这些人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兴趣而学了中文。另一种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兴趣。他们热爱唐诗，喜欢哲学和禅宗，尊崇老子的《道德经》和庄子的《逍遥游》。
我属于后一种。通过看译成英、德、瑞典等文字的书籍，和来自嬉皮士的文化，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点了解。我最喜欢的是唐朝寒山子的诗，比如说他这一首：“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溪难记曲，叠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风一样松。此时迷径处，形问影何从。”当时我还特别欣赏慧能，买了一本英文的《六祖坛经》当小说看。其实九十年代美国电影《心灵捕手》里的麦特·戴蒙，他就是慧能，如今很少有年青人明白这一点。
高中毕业后，我先去了地中海的农村参加了不到半年的义务劳动，摘葡萄、柚子、柠檬等，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一下大千世界。回家后就下定决心学中文，不过我那时对中国现实社会并不了解，就是看《人民画报》、《中国建设》，对外文委的宣传。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还给他们写过信，并收到这个电台寄来的一些宣传资料，我印象里还包括一枚毛主席像章。我们那一代瑞典人上大学多是出于兴趣，反正高等教育是免费的，不太考虑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汉语在当时的瑞典没有多少“市场”上的用处，我母亲担心儿子以后找不到工作，父亲倒认为，儿子对什么感兴趣就让他学什么呗。
在1975 年来中国之前，我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各种资讯，包括中共“九大”的报道，都显示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即文革已经结束了。
其实，所谓“文革”不过是对1966 年至1976 年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某一部分的简称，即不能说凡是在那十年当中发生的都有“文革”的属性。从今天回望，我是文革期间在中国学的中文，但是，当时我们并没觉得有一个文革正在进行，也没觉得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之中。我们这些学生觉得中国就是那样。从中国官方媒体和西方媒体上来看，1969 年红卫兵运动已结束了。关于文革的报道在瑞典文中用的是过去式。
后来我研究文革史，从搜集到的1966 年至1970 年代初的资料上看，1966年文革开始时，“闹革命”的大学生需要一些活动经费，买一些墨水、稿纸、布，虽然都是少量的钱，但都有指定的搞文革的经费，都是官方拨款给学生组织。但在“九大”胜利闭幕后不久就不再拨款，这个款划归到别的地方。当年的财务表也能从侧面显示，这场运动好像已经结束了。
1972 年，我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中文时，认为学到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西，没有特别地觉得是文革的东西。当时学中文的学生少得可怜，瑞典只有斯德哥尔摩大学有中文教学，20 来名学中文的新生，过一个学期减少10 个，再过一个学斯再减少一半。到了最后只剩下3 名学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了学士学位。当时整个瑞典会中文的没几个人，因为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瑞典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和与匈牙利、捷克相当。瑞典出口中国的就是纸，当时中国印红宝书最好的纸，都出自瑞典或者芬兰。瑞典从中国进口暖壶、布鞋等用品。在斯德哥尔摩能说汉语的地方很少，不多的几家中国餐馆，多是福建人、浙江人、广东人开的，他们的口音太重，根本无法交流。整个斯得哥尔摩只有两名中国学生，不是在大学而是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所贵族中学里。
我毕业以后，希望到中国来进修。但是，在1970 年代初，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每年来中国旅行的人数定额不过是1000 余人。1972 年，中国开放了对欧洲国家的交换留学。我1975 年想申请奖学金到中国进修汉语，可瑞典只有两个名额。我当时不是瑞典籍，是西德国籍，而西德有16 个名额。我们系的马悦然教授给他在西德的一位汉学家朋友写了信，我才得以用西德籍参加考试并考到中国来。谁说只有中国讲“关系”？德文里早就有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维生素B”的说法（“B”是Beziehungen 的缩写，意思就是“关系”），而英文里同样有所谓必备“维生素C”（“C”就是connections 的缩写，意思也是“关系”）！当年如果没有关系，我不可能有机会参加那次考试！
我来到中国时，认为文革已经结束了，虽然感到中国的一切很陌生而奇怪，但还是能接受的。我想，大概中国就是这样的。
到达北京，正是农业学大寨、“评《水浒》”的时候。在北京语言学院待了一个月，我马上觉得北京的外国人太多了，至少有100 多人，这样的环境不利于学习汉语。我们有4 名留学生选择到上海，我要学中国文学，于是被分到复旦大学，就读中文系，学习现代文学专业。
我到上海时是1975 年10 月27 日，当时复旦只有十几个留学生。我们住的是现在已经拆除的四号楼，我的同屋是两位中国男生，其中一位是江西井冈山来的，姓刘，另一位来自贵州，叫莫贵阳。36 年后的2011 年，“小莫”在一个电子刊物上回顾了我们三个人的同室岁月：
当时，复旦中文系有十来个外国留学生，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应这些外国留学生的要求，系里安排一些同学与留学生同吃同住，表面上是为方便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为他们提供语言环境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而我们在入住前的培训中同时还接到口头“指示”，要监视这些“老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破坏活动”。每两个中国同学陪一个外国同学吃住在一块。在四号楼朝南一侧开辟了留学生宿舍专区。男生住二楼，女生住三楼。比起一般学生宿舍，留学生宿舍的条件相对好一点儿，为防蚊虫叮咬，门窗都装了纱窗，灯光也明亮了许多，冬天还供暖。我陪住的是一个瑞典同学，中文名字叫沈迈克。（出处： http://www.scimao.com/read/1241672 ）
进了复旦大学以后，我慢慢地发现中国高等教育有些奇怪的地方。在瑞典，对于学生提的问题，老师会毫无保留地回答。首先他会说自己的看法，第二他不会代表国家或政府。总之，老师跟学生交换意见是没有顾虑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有一天晚上，学校的汽车拉我们去看了一场名为《沙漠的春天》的电影。我们留学生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很糟糕，简直傻透了。回学校的途中，我在校车后排找到了老师，想跟他交流交流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我说：“老师，您得承认，今天这部电影真不怎么样，不好”。老师跟我说了半天这部电影怎么怎么好：“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按照1957 年对六种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来判断，这部电影好极了。经过文革的锻炼，特别是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中国电影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性第一位、艺术性第二位把握得很好。”虽然他的逻辑我能听懂，但我当时还年轻，我还在想，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就不能说实话吗？但是老师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我对老师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太了解，对他们还抱有幻想，不过此类“幻想”大概就是当时的《学习与批判》杂志上所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反正给我们上政治课的老师一再强调没有什么共同“人性”，只有阶级性；而我们留学生呢，肯定满脑子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中毒很深啊。后来，就觉得中国这地方，如果人人都是这样，我还来中国干嘛呀！在中国并没有学到什么现代文学。
比较起来，复旦大学图书馆还算不错的，比起留在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书籍，不过都不是在课堂里，而是自己在“自学”中发现的。比如说文革前的一些中国作家的主要作品，还是可以借到的。我曾经借过一本浩然1960 年出的《新春曲》，在这本书的衬页上，发现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
为了把图书馆工作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文艺阵地，读好书，批坏书，提高大家识别能力，希望阅完此书后，能积极来稿，配合我馆共同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稿件请交工作人员）
此致
革命敬礼
图书馆开架库
1970 年11 月26 日
总的来说，我觉得浩然的著作还行。当时你在海外根本找不到他文革前的著作。我记得，我还把非常难得的一本300 多页的《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修订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1974 年4 月江苏溧水印刷厂印）从上海随身带到北京瑞典大使馆，在文化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它全部复印下来，该副本现在仍然藏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图书馆。
1975 年冬天，上海的学习生活变得苦闷起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越来越厉害，“批邓的烈火越烧越旺”。我们12 位同学常常在一起发牢骚：既然天天学这些东西，既然人人都是这样，我们干嘛还在中国上学呀？有的同学想改学日文。1975 年，我们回北京过圣诞。在火车上同学们说，这样学中文很不舒服，甚至怀疑自己来到这个怪地方，是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后来，我们都决定继续留在中国，但是动机已经与初来时不一样了。比如我，我就改变了。我决定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观察这个奇怪的国家和现实社会，它是什么的制度？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看看它到底能奇怪到何种程度，它的奇怪有没有极点？这个国家与瑞典完全不一样。
我最讨厌的是上政治课。有一次，为了逃政治课，我把自己锁到四号楼的男厕里，可是老师还是用钥匙开了门，把我找过去上课。后来，我为了逃政治课就干脆骑车上街。1976 年春天，我骑车从五角场向南，能骑到淮海路去喝酸奶。从复旦往北几百米，就有一个牌子，那里是外国人的禁区。
政治课上的逻辑完全不通。我们在课堂上学习批判修正主义，辞典上修正主义的解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改。我们要批判的是苏联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但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的居然还有宋江、孔老二。宋江和孔老二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把孔夫子和农民起义的头领方腊也拉出来，放在一起批。他们与修正主义有什么内在逻辑？老师是不跟我们讲逻辑的。
有一次，政治课上要求我们批电影《武训传》。有位看过毛泽东的书，又在香港学过中文的，中文水平高的同学，中文名字叫叶世春。《记忆》曾经发表过中国同学批评他的大字报。叶世春呢，胆子大，敢以毒攻毒。他向老师提出：我们这些同学谁都没看过这部电影，而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天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看了电影再批。老师马上驳他这种反动谬论，指出这条语录在今天不能用，因为毛主席也说过这个电影是坏的，它就是糟得很，同学们要相信毛主席。因此，这个电影不看也可以批判。尽管我们提出了，还是不能看。课堂上天天如此，这就是中国。我哪里知道，伟大领袖准备于9 月份去见马克思。那时我以为，就是他老人家走了以后，中国也还会这样荒唐下去。
1976 年，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用当时校园喇叭广播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十个春天”。在北京的留学生都抱怨，说校方不让他们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让他们游行。我们复旦恰恰相反，留学生必须参加大会，到四月份校方动员学生上街参加游行队伍，从复旦走到外滩革委会，为了表示我们支持两项英明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让华国锋任总理的那个违反宪法的决议（游行完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去了四川路上的德大西餐馆，边吃边总结经验）。
复旦大学一定要我们参加批邓，是希望我们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要知道它深刻的历史意义，它的革命内容，它的进步性，以及这次反击就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打倒邓小平的经济挂帅。但我们旧的阶级烙印是如此之深，觉悟是如此之低，谁都看不出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种种阴谋！我们反而觉得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发展国民经济有些道理。难道8 亿人民都反对邓小平？难道8 亿人民都不希望发展国民经济？4 月份，学校开了个大会，我们被校方要求举起拳头“打倒邓小平”，动员我们游行是为了巩固批邓的成果。看到这些事情，让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我决定继续观察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
但是又不允许我们接触中国老百姓（现在叫“民众”，当年没这个词儿，它是后来从台湾转销过来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想法，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暴露出一点。这年春节后，我从一位在上海另一所大学的非洲留学生那儿看到一盘邓丽君的盒式磁带，我此前没有听过邓丽君的歌，一听就觉得她的歌很好听，于是借了磁带回到复旦。当时宿舍里有我那两位同屋，还有另外一两个中国同学。我们听了一会儿邓丽君的歌曲，有一位同学说，这唱的什么呀？我听不懂，也不爱听。
当天晚上，我的同屋“小莫”悄悄问我，迈克，你那个音乐你再放放，批判也得先听了再批判（他这个态度很科学，我很赞成！）。我就教他戴上单耳的小耳机自己听，一会儿他听完一遍又叫我教他如何回放。半夜一点多我醒来，看到他正在一句一句地听写歌词。第二天早上，他叫了最好的一位朋友来听。没想到，这件事竟然酿成了一个事件：不知道他被人揭发了，还是哼了歌曲被别人听到。
总之听邓丽君磁带还成了一个事件。他告诉我，他不想再听了，他也不喜欢听这些，并且不许我再播放。我说你不是喜欢听吗？他说不喜欢。他们班里的中国同学都传说他“出了事”。5 年后我们又见面时，我问起他这件事，他说为此事还写了检查。这小小的一件事，是在短短的三四天内发生的，它表明在中国还是有正常人的，“小莫”也能是个正常的人，他能理解歌声里的爱情，而平时，他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这件事让我觉得，一方面是有很正常的人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跟我们一样；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凡是在表面上的，当局让我们看到的，又与他们完全不同。
在当年的留学生中，也有人真心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而且至今认为当时的中国就是好。前两年我们几个人在加拿大重新见面时，我说你别骗现在的年轻人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只知道学校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很片面的局部。现在我们可以采访文革中的当事人，复旦大学搞文革研究的，看当时保存下来的工作笔记，了解当时是怎么回事。如果觉得文革中的那些荒唐事很好玩，我们只能说那是自己当年个人的一些感觉，但不能说当年的中国人也乐在其中，因为我们看不到、摸不着，我们与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处境。中国人生活在那样处境中，就不好玩了。
1975 年12 月份，校方给我们安排了十天的“学工”。学校和我们所在的中国纺织机械厂的领导让我们看到的上海工人所谓“典型”的生活，其实是骗人的。他们带我们去参观工人的家，家中居然有电视机，不言而喻，这是怎么回事。没准我们刚刚离开他家，电视就被搬走了。虽然在外国可以看到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报道，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些信息靠不住，不太相信港台的报道。现在看来，所报道的东西未必统统都是假的。
我于1976 年7 月28 日早晨，坐火车离开中国。火车在大地的震动中开出北京站，我是在中国大地震后第一位回到瑞典的人。
1977 年、1978 年我在回到瑞典之后，还在远距离地观察中国，感觉中国正在变化。但是能变多少还不知道。首先大家都很肯定地说，刘少奇是不可能平反的。后来慢慢感觉到，邓小平有可能会让一些人出来，谁会出来呢？1979 年，我们这些先后在中国留过学的七八位同学们喜欢在一起讨论这样的问题。1979年初，我给瑞典一家汽车公司当翻译，接待中国的一个军方代表团。我问一个代表：彭真、杨尚昆能不能复出？那个军人针对杨尚昆回答说：“不可能，叛徒啊”。他的态度很干脆。“叛徒啊”，就定性了。结果没过几个月杨尚昆就复出了。
当时有一位朋友，中文名字叫罗思，他在1966 年、1967 年曾在中国做过外国专家，比我大10 岁。他站得高看得远，我问他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他说你等着，会全盘翻过来。他上下挥动臂膀，将两只手翻转做了个手势。
来源：《记忆》第一三四期（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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