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早年参加革命，曾两次去苏联，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总政委。孟力，从小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她经组织推荐考进人民大学，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７年先后在人民大学俄语师范翻译系和北京俄语学院学习，正是俄语专业把她和陈昌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她因为深爱自己所学专业而舍不得丢掉它，经组织推荐由中国科学院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从而认识了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１９６５年７月和陈结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在陈昌浩最后的日子里，她一直伴随在他身边，两人既是伴侣又是难友，共同经历了阴云的恐怖，苦难的折磨。笔者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麻琨同志，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北京红霞公寓访问了孟力。她回忆陈昌浩最后的日子，真实可感，令人难忘。
◇ 延安，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
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都可见到有关“密电”问题。造反派就“密电”问题，捕风捉影，借题发挥，无休止地围攻、逼供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三军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在三座门安营扎寨揪“军内走资派”徐向前，财贸系统造反派和全国造反派揪李先念。造反派对陈昌浩的批斗、逼供就更加残酷。
陈昌浩对孟力说：“造反派对‘密电’问题穷追不舍，‘密电’我和徐向前同志都从未看到过。这是没有的事，怎么能乱承认呢？造反派大喊大叫地批我为他们开脱罪责，‘想包庇他们过关，办不到！’”
当时，“密电”问题是完全可以把陈昌浩置于死地的“罪行”。这使孟力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她非常想了解真实情况。她直言不讳地问昌浩：“张国焘密电问题，到底是什么内容，怎么回事？”
昌浩说：“前敌指挥部根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既然是张国焘打给我和徐向前的‘密电’，为什么我和向前同志都没有看到呢？‘密电’只能是收报本人可以译的电报，我连看都没有看到，别人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容呢？”
昌浩接着说：“那时是战争时期，我和徐向前同志在前敌总指挥部，朱老总和张国焘在另一个地方，距离前敌总指挥部骑马也有好几天的路程，有事联系非常不便。毛主席和三军团在一处，离我们不远。我和向前同志负责右路军，张国焘在左路军，张国焘想要右路军南下，因此连发两份电报给我和向前，即：１９３５年９月８日晚上，以朱德、张国焘二人名义发来一份电报，大意是要我们右路军准备南下，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接到这份电报，我马上送给毛主席过目，并请主席指示。由于我们没有即时给张国焘回电，张国焘紧接着在９月９日又来电催促右路军南下，我同样马上将电报送到中央驻地交给毛主席了。毛主席见到我，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昌浩同志啊，咱们还是一起北上吧！’我很高兴地对主席讲：‘好啊！好啊！我和向前同志就是准备和中央北上嘛，但目前我们正在紧急地为解决过河造船，大约再有三五天就能把河那边的同志们都运过来，即可动身北上了。’
“在我与主席见面的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忽然发现和我同屋住的叶剑英参谋长的床是空的，人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也找不着，而且发现作战室里挂着的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不见了。我在想，他走的头天晚上，我们和往常一样同住在一个屋子里，从未发生过矛盾和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不辞而别？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和徐向前正为这事纳闷时，许世友来电话很着急地报告：三军团他们怎么突然走了，而且还对我们放警戒！他非常气愤地请示我们：‘打不打？’我和向前同志都说不能打，徐向前同志大声嚷着：‘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我大声命令许世友和王建安不许打，赶快来指挥部开会。许世友可能没有听清楚，还在问打不打。我很恼火，气得连电话都摔了。当时，向前、先念都在场，还有几位警卫员也都在场嘛！
“‘密电’是根本不存在的事，退一万步讲，假设张国焘真打电报要我们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就能听他的吗？如果‘密电’是真的，我们追随张国焘也有叵测之心，你好好想想，在三军团和毛主席离开我们，并对我们放警戒时，我们为什么不打呢？这岂不是实现‘阴谋’的极好机会吗？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完全可以证明事实的真相。还有，长征胜利会师后，在延安彻底清算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但是危害党中央、谋害毛主席这么重要的‘密电’问题，为什么只字未提？如果属实的话，为什么不揭出来清算呢？就这一条也可以给张国焘定上死罪了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我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和向前两人在大会做检查，主席说：‘主要是张国焘的错误，你和向前同志自己认识一下就行了，不必在大会检查了。’
“由于历史上的这些事，年轻人不了解，所以他们把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当作反中央、反毛主席路线的人，使原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都受到严重冲击。造反派很想从我嘴里掏出他们需要的材料，我决不能顺从他们的逼供。我告诉他们：‘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同志们，在战场上是勇敢杀敌的好同志和英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 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
１９６７年春，一天中午，中国科学院北郊大楼食堂门前贴出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很多人围观。大字报标题：“陈昌浩是西征途中的大逃兵”。孟力震惊了，挤上前去把大字报一口气看完。大字报的大意是：西征途中，在被敌人重兵包围，极端困难的紧要关头，身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不顾广大阶级弟兄的生命安危，弃军逃跑……。
孟力怀着不安和疑惑的心情回到家，急切地想问问昌浩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天过了晚饭时间，还未见他回来。她非常不安，担心他被批斗后又犯了心脏病，会不会倒在马路上？陈昌浩１９５２年经中央批准由苏联回国，并把全部心血贯注在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中。党的八大期间，他组织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把大会文件及时地翻译成各国语言。为了抢时间，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死，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用去了８年的时间卧床治疗。
孟力站在朝向院大门的阳台上，焦急地望着大门，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晚上９点多钟，昌浩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院里走来，她赶紧跑下楼去扶他，着急地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是心脏病又犯了吗？咱们马上去医院。”他向她摆手说：“不去医院，先回家吧，抽屉里有药，去医院也还是那些药。”他服药后就坐在桌子边一动不动，疲惫不堪，闭着眼睛。他是深思？还是痛苦？她不知为什么不由自主地拍了一张照片，也许是想等他情绪好了之后让他看看自己，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成了他的最后留影。
昌浩稍事休息，精神有所好转，对她说：“造反派莫名其妙地给我罗列了一系列问题，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叛徒问题啦，什么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啦，长征途中的‘密电’问题啦，西征途中逃跑啦……”
孟力紧接着他的话说：“今天我在单位食堂门前看到一张大字报，内容就是西征途中逃跑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昌浩声音低沉、非常痛苦，给孟力讲述了西路军惨遭失败的那段悲壮的历史。大意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我和徐向前同志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进行宁夏战役，我们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五军、九军、三十军西渡黄河，后来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取消了宁夏战役计划，命令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并任命我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虽有２万多人，但都是与敌人经过激战后还未休整的部队，包括１０００多名伤病号和１４００多名女战士。河西走廊环境恶劣，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边是沙漠和大山，很少村庄、很少人烟，不好建立根据地，无法扩充兵员。而对我军恨之入骨的马步芳、马步青他们集结了多于西路军数倍的精锐兵力，有精良的武器和很强的骑兵，妄图把西路军消灭在这块土地上。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西路军全体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多次打退敌军进攻，并主动出击，共消灭了２５０００多敌军，当然我军伤亡也是惨重的。
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开始是“打通远方（苏联）取得援助”，后来因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部队，按照军委的多次指示，任务几经变更，因而走走停停，忽东忽西，逐渐丧失战场主动。敌军抓住西路军的弱点，更加疯狂地准备全歼我军，调集更多兵力反复向我军进攻，西路军又经历连续恶战，最后只剩下几千人，被敌军四面团团包围在严寒的雪山上。
昌浩讲到这里，流着泪，哽咽着，说：“我作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不能让几千英雄儿女在雪山上白白送死嘛！中央命令我们分散突围，可是面对敌人重兵包围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突围很难成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设法能让同志们冲出重围，想出一个办法来，利用当时敌军急于活捉我和徐向前同志，到处张贴悬赏重金活捉徐向前、陈昌浩的告示，将计就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一是缩小部队目标，二是返回中央向中央汇报。我军乘机分三路突围，由李先念和李卓然等同志指挥的１０００多人不仅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且将４００多名身经百战的将士带到新疆，经过新疆带回延安。”
昌浩非常沉痛地说：“西路军的重大伤亡与失败原因十分复杂，但我作为第一把手负有重要的责任。每当回忆起这段惨痛的历史，我都痛心疾首！我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们！”说着，热泪涌了出来。
孟力强忍着内心的痛苦，给他倒了杯水，劝他休息。
◇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昌浩一进家门就告诉孟力：“今天我在回家途中，看见彭德怀和张闻天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呈喷气式押在大卡车上游街示众，完全像以前斗争恶霸地主一样。这样丑化我们党的干部，太不像话了嘛！这岂不是丑化我们党的形象吗？”
昌浩稍缓一下，激动而沉痛地说：“彭德怀和张闻天同志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和有贡献的工作，是党内有威望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错误都是做过结论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这太残酷无情了吧。”昌浩紧靠在沙发上，流着痛苦的泪水，不断地仰面长叹……。
从昌浩的情绪中孟力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抑着无法言表的悲伤和痛苦。她真为他担心呀，非要陪他去医院。他就是坚决不去，说：“我每天得按时去单位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如果我不在单位，他们会冲到家里来揪斗我，如果我在医院也会从医院揪出来，还会说我装病抵制运动。我只能带点药，有时带着药都无法吃，办公室挤得门都出不去。”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９日，是孟力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昌浩手捂着胸口，迈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晃动着身体，走进家门。一看就知道，他刚挨过批斗，脸上露出极其痛苦的样子。她赶快用身体支撑着他，着急地问：“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他告诉她：“造反派轮番批斗，拳打脚踢，我恐怕很难支撑了。”他非常低沉而深情地喊着她的名字：“孟力，我的心脏病越来越厉害，吃药也止不住，恐怕是很难好了！”她焦急不安地说：“赶快送你去住院治疗。”他摆着手坚决不去，说：“我要是住了医院，造反派就会给我扣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深深地喘了几口气又说：“医院现在也很乱，如果知道我是被审查批斗的对象，是会被赶出来的。我先吃点药休息休息再看情况吧！”孟力给他服了药，赶紧扶他躺在床上，几次让他吃饭他都不吃。她想，休息一下也许会好一些，就没有再打搅他。
每天早晨５点起床，是昌浩多年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晚过，可这天过了半小时他还没有起床。孟力轻轻地进屋看他，他还在静静地躺着。她走到他的身边，摸摸他的头不发烧，推推他也没有动一下。她叫他，他不答应，她再叫，大声地叫仍不答应。她急得摇动他，他仍一动不动。天哪！昌浩莫非离开我们了吗？她焦急地要送他去医院，可文革以来电梯没有人开了。她赶快求邻居——昌浩的老战友郭述申同志的儿子们帮忙将他抬下楼，送北京医院抢救，但始终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回来。他离她而去了。
陈昌浩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在“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迫害下不幸去世。他带着满腔的悲愤却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就悄然离去，离开了他的亲人、战友和同志，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祖国，他含冤而去！
昌浩去世后，孟力和孩子都被株连，家被抄，人被关，把她全家当作苏修特务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孟力，这位延安过来的同志，深信党对昌浩的历史问题会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从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９年的７年中，她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一方面是向党中央汇报昌浩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请求中央为昌浩在文革中被强加的不实之词，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平反昭雪。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５日，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她亲自带着材料去见耀邦同志，汇报文革中昌浩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并请求党中央为昌浩平反昭雪。
耀邦同志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她，并耐心地听了她的陈述。耀邦告诉她：“孟力同志，你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信都已转到中组部了。你提到关于文革中昌浩的专案问题，中组部会重新审查的，关于昌浩同志的平反昭雪追悼会也一定会开的，你就放心吧！”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的悼词说：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孟力看着悼词，流泪了。昌浩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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