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考察后，得出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的指导思想。
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指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抗战期间，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形成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通过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钳住了近60%的日本陆军军力。
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历时近3个多月，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大大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震慑。
尤其是独特的敌后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占领的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新的前线，让日军十分头疼。
在庆祝抗战首胜——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电文中，毛泽东写道：“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二十八辆，大炮一门、炮弹两千余发、步枪数百只、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图。”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害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集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据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把中共军队视为头号敌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一项统计显示，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