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不久，我就发现了农村并不是我想象或某些人描绘的那样美好。穷！这是大背景;吃不饱，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大锅饭，这是问题的源头;农业科技落后， 这是问题的症结;缺医少药，使问题雪上加霜。想想自己的处境，觉得如果不能回城，在农村当一个赤脚医生也不错，作为一个城里孩子，既没有农业劳动的经验， 也没有足够体力，但我可以发挥有一定知识的优势，为农民服务，挣口饭吃。于是我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籍和几根针灸针，仗着有点自然科学基础就拼命地 读，还真被我读进去了。
一次偶然的事情为我当赤脚医生提供了机遇。那天我在田里锄草时，有一位中年妇女不知怎的，速度特别慢， 像是在怠工，被队长大声呵斥：“怎么，都不如城里来的知青?”她几乎要哭了，等队长走后，她悄悄地对我说：“我头痛啊!”我问了她的症状，觉得是偏头痛， 针灸就行。我大胆地说：“我来给你针灸吧。”当几根银针刺入穴位后，她的头痛顿时减轻了，高兴得不得了，“你能当先生啊!”她说。这事迅速传遍全队，大家 都认为我是小先生，连队长也知道了。来找我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连邻队的农民也来。
有一次，邻队有一个农民咳嗽发热，看了几个医 生都没有效，他来找我，我问了病情，照着书上的方法给他检查了一番，说：“你怕是肺结核吧，快去透视一下。”他半信半疑地走了，过了几天，他把我请到家里 说：“到底是祖传，好先生，看病准。”原来他去城里医院看过了，确是肺结核。农民就相信祖传，其实我哪里是什么祖传，只是小时候因为父亲在一家医院当会 计，到医院去的次数多，看得比别人多罢了。这件事又迅速在整个大队传开了，连大队书记都知道了。
随着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1969年春季，东陈公社也开始搞赤脚医生了。名额是每个大队2名，一男一女，到公社培训2个月。由于我已有一定的群众基 础，大队革委会就推荐了我，当时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但是，没想到我被造反派把持的公社革委会否决了，理由是：知青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才来了不到一 年，不能当赤脚医生。当队长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想不通，难道当赤脚医生就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真是整人没商量。
当时大队干部也不理解，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悄悄地支持着我，采取小步慢跑和先斩后奏的办法，凡是大队有什么卫生工作需要临时抽调人手时，总是抽我，如爱国卫生、防疫注射、血吸虫防治等。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股大搞中草药的热潮，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上级要求每个大队都要搞一个中草药种植园，也叫“百草园”。我就在这时被调到 大队管理“百草园”。起初我干劲很足，种的有芍药、菊花、丹参，柴胡等，五花八门，甚至还有黄芩、黄柏、甘草等名贵中药材，同时还组织人力采集如蒲公英、 车前草、紫花草等草药。
说实话，种植中药材是专门学问，并非我们这些门外汉不经过系统学习所能搞得起来的，而且各种药材有它的 适宜生长地和生活习性。经过近一年轰轰烈烈的劳作，我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不断地施肥浇水锄草，空闲时还查阅了所能找到的书籍，请教了老药工，但主要收获只 是认识了几种中草药，知道了它们的药用价值，“百草园”药材大部分死了，采集来的中草药由于无人管理，也霉变了。乱哄哄一场闹剧收场，我又回生产队劳动。 想想有些不服气，我跑到当时中草药种植的先进典型――邻近的新民公社二大队去看了一下，他们也偃旗息鼓了，再问原因，并不作答。
1972年春天，大队通知我去如皋城东区卫生院参加赤脚医生培训，为期6个月，这就意味着我终于成为一名正式的赤脚医生了，这时我的心情要比当初平静了许多，并没有过多的兴奋。
那时的城东区卫生院，有不少南通市下放的医护人员，还有刚分配的大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医疗技术力量较强。在这里我初步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方 法。结合我过去的自学，应该说收获超过预期，但距离真正的系统医学培训，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没有教学设备、教材和各学科师资，所以学到的知识也是很肤浅 的。
6个月结束后，我开始正式为农民看病。
赤脚医生的工作是集看病、护理、药剂、工勤、财务、行政于一体，不仅看病，还要打针换药，打扫卫生，清洗消毒医疗器械，收取合作医疗经费，做收支账目，购药，另外配合大队中心工作如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赤脚医生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24小时工作制。
看病是内外妇儿的全科式服务，没有分科，样样要懂一点，但以内科疾病为主，所以我就不断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和内科疾病的诊治。那时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任 何实验和检查设备，只能凭问诊、物理检查，加上推测和经验看病，就像老中医凭把脉看病一样。当时东陈公社医院有一个驻村医生，我也向他请教请教。赤脚医生 很辛苦，应付门诊病人好说，但是农民有个习惯，医生要请到家里来看病，所以每天都要跑五六家，甚至十几家。这中间也不乏重病人，相当于现在的家庭病房，必 须天天出诊。一年下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大队700多户中的每一家。遇到疑难问题，还要动脑筋，也要不断地翻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声望也 日渐提高。
在临床摸爬滚打中，我逐渐能应付各种病人和突发情况。比如，有一个肺脓肿的病人，咳出大量的脓痰和血，发热，卧床不 起，这种病实际是很重的，但这个家庭比较穷，住不起院。好在农民的耐力强，我就天天给她注射两次青霉素，10多天后，竟然康复了，前后也不过花了几十元。 还有一次两个农民吵架，其中一人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抽筋，立即把我叫去了，我一看，年轻，不可能是中风，发病突然，不是脑炎，我看看他的眼球，还在不停 地转动，分明是癔病(歇斯底里)，立即用暗示治疗，再打一针，没多久就渐渐醒了，在场的群众都很感慨：“真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但也有很多我无法医治的，不得不转院，这时我又常想，要深造。
夜间出诊是最苦的，特别是冬天，从被窝里起来，常冻得直哆嗦，农民 说这叫“拔毛针”。当然人家有了急病才找医生的，医生一到，病人才会安心。当时农村没有电，连煤油灯都不多，夜幕降临后，全大队一片漆黑，偶然看到几家窗 口摇曳的灯光，这时出去我心中就不禁紧张。尤其走到一个空旷的坟地，常常可以看见鬼火，心里更紧张，但我知道这是磷火。据说解放战争时期有十来个武工队员 就牺牲在这里，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常常想革命先烈大概会保佑我为人民服务吧，心里也就松弛下来了。最初我常叫病人家属陪着我，渐渐地，我不怕了，而且练就 了比较高超的自行车车技，夜间能凭感觉在田间小路上快速骑车。
农民既朴实又诚恳，每当我出诊到一个人家，到了饭时，热情的病家 常常挽留我吃饭，说：“没好吃的，省得你再回去煮了。”常常是一碗面条，两个鸡蛋，或是摊上一锅摊饼，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别小看，农民自 己都舍不得吃，很多农民家里鸡生的蛋是用来换盐和针线的。
赤脚医生是参加大队干部分配的，我的报酬相当于一个农村强劳力，每年 200元，扣除粮草和杂用，能够得到140元左右。第一年我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以备出诊时骑，第二年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以备计时和数心率。没有其他 收入，也没有听说过灰色收入，那时的工作都是无偿的。
1975年邓小平曾对外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赤脚医生要穿鞋。就是要提高医疗技术水平，这与我的想法产生共鸣。我再一次萌生要继续深造――上医科大学的念头。
经过那几年的锻炼，我逐步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在同行中也小有名气，但上医学院的念头一直没有放弃，还渐渐萌发了搞一些研究的念头。我发现这个地方食管癌 的发病率偏高，这成为我现在研究食管癌的最初动力，也成了我要继续深造的动力。同时我还着手把临床上一些体会整理出来，写了我平生第一篇论文《小剂量青霉 素穴位注射治疗急性扁桃体炎》，1975年这篇论文发表在当时全国仅有三四家还在出版的医学杂志《赤脚医生杂志》(现改名为《中国临床医生》)上，论文发 表不久，我进入南通医学院学习深造，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年我25岁。
现在我时时怀念当年赤脚医生岁月，可以说这是我的根。 赤脚医生也许不太正规，水平不高，那时提倡“干起来再学，干就是学”，只经过短期培训就干起来了，那时农村需要这样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当时没有执 业资格一说，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是牢固的，不计报酬，一心治病救人，农民也很朴实，所以没有什么医疗纠纷。我想现在的医生确实很需要这样的精神，才能使 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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