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妻子：丈夫住进中南海后密会前妻

中共建政后，田家英跟随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期间，他的前妻刘承智曾去看过他，当时她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本文摘自2015年第3期《纵横》，董边口述，曾自整理，原题为《和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

田家英全家福

这是董边女士生前讲述的她与丈夫田家英的故事，由他们的女儿曾自整理成文。

晚年董边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就是在延安的八年。延安 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在延安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培养。我从陕公、党校、女大到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 天天都在进步，积极向上。反法西斯战争中，我们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和家英在政研室相识相爱，走到一起，一同工作和生活。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啊……

初次接触

家英在家乡成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时，和一位叫刘承慧的进步女性比较要好。以后家英离开故乡到延安，组织上把刘承慧留在成都搞地下工作。刘承慧的妹妹刘承智，也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对家英有很好的印象，以后也去了延安。1940年家英在马列学院时，和刘承智结婚。

1941年7月，毛主席提议成立中央政研室，我和家英同时从马列学院抽调到政研室。到研究室后，家英全身心地读书学习，搞研究，写文章。刘承智则喜欢活动，好玩，好跳舞。两人兴趣不一致，女方提出离婚。

周太和是政研室党支部书记，他把我叫去：“董边，你是支部委员，去做做家英的工作，他和爱人离婚了，情绪不好。”我接受任务去劝他：“你要想得开，工作仍然要做，饭也要吃，不能白天都睡着不起来。”开始家英很不愿意和我接近，后来去多了，他不好意思了，就起来了。

一次说到交谊舞，家英说，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从苏联学来的交谊舞，在延安火得很，我那时也是舞迷。家英的固执，使我生了气：“你不跳就算了，不要胡说别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吵了嘴，反而相互有了好感。也许是被对方的单纯和执着所感染。

有了感情

接触多了，渐渐地我和家英熟悉起来。

在延安，大家起床非常早。五点多天不亮，我就去叫他，他爬起来就走。

那时正是德苏大战的时候，我们经常拿上书报、地图到山顶上看。看苏德战争的战场打到什么地方，就在地图上画出来。每天早上都去，就在我们窑洞的山顶上。

我们到桃林里散步，谈心事。晚上在树林里散步，非常惬意。桃林离杨家岭政研室住地二三里路。

延安人对延河很有感情，洗衣、洗脸、洗澡都在延河里。 阿胖徐方略说，家英那时只有一身衣服，把衣服洗干净晒到岸上，光着身子泡在水里，等衣服干了再上来穿上。李锐文章中也说过：“一次家英在河里洗澡，碰上— 群女同志来洗衣，他在水中起不来了，因为他只有一条裤衩，刚洗过晒在河滩上了。”

我们好了以后，常一同去延河边洗衣服，洗完后就背靠背 地坐在河边石头上聊天，有时聊到深夜十二点。家英说他从小在家乡无父无母，哥嫂对他很刻薄，生活上很少温暖，十三岁就脱离家庭，靠卖文为生。他坚持自学， 最后考上成都最好的中学。而我的家庭，受封建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因我是第三个女孩，没人呵护，五岁就到地里干活，从未得到家庭的温暖。小小年纪曾以绝 食和父亲抗争，要求读书，一直奋斗到太原读了高中。家英生活在城里，我生活在农村，我们却有着相似的童年，都过早地领受了人间的世态炎凉。

我们交心地聊着，相互感到很温暖。

整风中加深了解

我和家英在思想上渐渐加深了解，是在延安整风以后。1941年开始的整风学习，互相交换看自传，互相提意见。

家英的自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家乡办刊物。他们几 个十四五岁的青年自办《金箭》杂志，在成都地区影响还不小呢。第二个印象，就是他受侯方岳兄的影响。在救亡运动中他接触了地下党组织，侯方岳同志介绍他读 马列主义和《斯大林传》等书籍，使他从参加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毛主席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资产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 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这段话对大家震动很大。像我这种学生出身的党员，思想单纯简单，想不通为什么 已经入党了，可思想上还没有入党。

组织上要求每个人深刻检查“思想入党”的问题。邓力群是政治组的组长，吴俊扬是党小组组长。家英一开始就对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献心服口服，学得认真，讨论问题时发言也是很积极的一个。

1942年3月，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写了《教条和 裤子》的社论，把教条主义和我们的缺点比作藏在裤子里的尾巴，“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割出血”。这篇文章对大家敞 开思想，大胆提意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逐个讨论某某够不够“思想入党”时，大家对我的评价还好。对家英，大家提出他有骄傲自满、自由主义、自由散漫 的毛病。家英认为这些意见提得太尖锐，“自由主义”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思想上不好接受。开会的当晚，他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蒙着头哭。那时我和他已 经恋爱，他没有吃饭，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很心疼，下山给他买了两个烧饼，塞到他的枕头底下。我劝他，思想变化，是要经过自己的痛苦的斗争的，但是饭还是要 吃。家英人非常聪明，也很要强，但他确实思想上较脆弱，听不得过重的批评意见，这和他平时思想敏锐、比较自负有关系。我给他烧饼，又劝了他，他很快把饼子 吃了。

他后来和我说：“思想转变，不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对大家的批评一时接受不了，但经过认真的思索和反思，最终想通了，还是接受了下来。

“伊凡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

家英衣着不讲究，邋邋遢遢，鞋子常破得露出脚趾头，衣服只有外边的一套，里边也没有衬衣。

和家英相好后，我给他做了一双布带编成的凉鞋，还用他 从家乡带到延安的一件粗呢子大衣给他做了一条罩裤，用大衣里子做了内衣和内裤。家英穿上后，政治组的同志见了，开心地笑他说：“你们快看，伊凡（我在延安 时的名字）把田儿打扮得多漂亮啊！”家英穿上新衣也非常高兴，这是他到延安后第一次穿有人专为他做的衣服。大生产运动后，我又和老乡换工，我纺线，让老乡 帮我织布，换回蓝条粗布，给家英做了衬衣，还做了一床被子。

和家英定了关系后，我们还相约到延安医务室看望在那里工作的刘承智。见面时，他们好像曾经并没有过婚姻关系，就是同志关系一样。

进城后在中南海，刘承智还去看过家英。那次我不在家。家英告诉我刘承智来过，说她结婚了，有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我说：“生活困难你帮助她一点吧。”

逄先知告诉我，家英解放后和他提起过刘承智，说她长得 特别漂亮，眼睛很大，像七仙女。谢静宜也说过，家英在杭州开会，没事时常爱和他们聊天。记得家英提起过离开家乡赴延安前，去和女友告别，走到家门口，向里 边望，看见女友坐在屋里，背向着门，没有发现他。那个女孩梳着一条大辫子，他望了好一阵，一转身，想到反正是要走，不告别也罢。为了革命，为了求真理，家 英这个极重感情的人舍掉了个人感情。

我们结婚了

整风以后，两个人思想感情更深了。

有一天我们到山上读报，读完了，他忽然把我抱住说：“咱们俩结婚吧。”我吓了一跳，说：“结婚这么大的事，想一想再说吧，不要那么仓促。”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到政研室之初，我就不愿意蹲机关，随时准备上前线的。我从学校来延安，没有到实际中锻炼过。

后来我们商量了约法三章：第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我提出来后他同意了。我们商量结婚不拘形式，只要和党 支部说一声就可以了。我让他去，他不好意思，让我去。我向支部书记周太和报告了：我和家英决定结婚，但不拘形式，请你为我们保密。周太和同意我的意见。 1942年12月12日晚上，我们约了彭达章，三个人在炭火上烧了一缸子红枣。彭达章是经济组的，又是支部组织委员，和我们关系很好。正在吃红枣时，王惠 德跑来了：“听说你们结婚了，是真的吗？”我说：“没那回事，我们在这谈学习呢。你愿意来就来参加吧。”他说：“那我不来了。”说完便跑掉了。第二天一宣 布我们结婚了，他大叫一声：“我昨天受骗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是1944年6月生的第一个孩子。发现怀了孩子，我 曾到延安中央医院要求打胎，苏联大夫不同意打。我为了让孩子流产，在草坪上又蹦又跳，但那时年轻，孩子怎么也掉不了。1944年初夏，快要临产了，心想， 只有生了给人吧。因为那时一般女干部生了孩子，只有回家带孩子，根本没法再工作。我提出后，家英也同意了。

到了预产期，家英牵了个骡子把我送去中央医院，我住了大概一个月才生。这期间家英来过几次，还给我送来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我还做了两双鞋，交给公家参加大生产。

也有老百姓在那儿生孩子。枣园后沟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吴 桂花已是第三胎，前两胎生下来都死了，她很担心这次孩子能否活下来。我说：“你别着急，如果生下没活，我的孩子送给你。”她有些不相信。她丈夫很不理解地 问我：“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没有专门人帮助带孩子，公家也没有托儿所，延安的保育院只收首长的孩子和烈士子弟。要上前方，要 打日本，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吴桂花的丈夫还是不太放心。他说：“如果给了，就不能再要回去，要写字据为证。”我当即写下：“我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吴桂花养育，永远不要，立此为证。”

吴桂花先于我生，又是死胎。我在她后边生的，因我的骨盆小，又是头胎，生了三天三夜，生下一个男孩，一口我的奶也没吃，就抱给她了。生后六七天，我去看孩子，白白胖胖的。

家英也去看了孩子，回来后和我讲，孩子长得像他，可惜不能抚养，流露出不舍的感情。我说：“为了工作，为了将来上前方，现在我们只有忍痛牺牲，别无选择。吴桂花是位老实的农民，她会抚养好这孩子的。”

以后我的确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孩子。最初听到有人传来话，说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以后又传来信，说孩子死了。我没有相信，我认为是老乡怕干部以后再把孩子要走，故意传的话。

新中国成立后，家英还想托人找延安的孩子，他在中南海和彭老总散步时说起过，是我拦住了。和人家有协议，怎么能反悔呢？

病中得到家英无微不至的照顾

回到杨家岭，因身体虚弱，加上窑洞里潮湿，—个月后我的气喘病犯了，病得很重。

家英拿稿费到延安新市场买了两只鸡，拴在牲口尾巴上，结果鸡一扑腾马还惊了，差点把家英摔下来。回来不会杀，还是吴俊扬帮助杀的。收拾好的鸡放到窑洞里，等到做时，看到苍蝇爬得满满的，只好丢掉，非常心痛。那时买只鸡很不容易。

组织上照顾我，把我调到中宣部，和家英住在—起。吃饭、医疗都是家英照顾的。

窑洞里有炭火炉子，用大茶缸子在上边煮半碗挂面，没有菜，家英便把他在杨家岭食堂的那份菜，吃一点，给我剩下大半碗带回来。我说：“你别都留给我，自己也吃一点。”但他仍然每次带菜回来。

晚上睡觉，因为喘得厉害，我根本躺不下去。家英见我喘得厉害就坐在我身后边，让我的背靠着他的胸。我想他第二天还有工作，说：“你睡觉去吧，我能坐着。”他不离开，用他身子的热气给我取暖。

那次大病有半年时间。乔木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吓了一跳，以为我快不行了。乔木回去后，出面请了杨家岭医务所的一位老先生，每天来给我打针。一个月的样子，病渐渐好了，但从此我便得上了这个跟了一辈子的鬼病。

以后，家英到乔木处编解放区语文教材，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则参加审干甄别工作。再以后，我在中宣部搞生产运动，兼作研究延安报纸的工作。

从1942年到1945年，我和家英在延安共同生活了三年。

送别桥儿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延安组织大队人马去前方。我和家英商量也想上前方。调来政研室时，我就向陈伯达提过想做实际工作的要求，陈答复我说：“你再提就枪毙你。”

1945年10月，杨家岭组织上前方的队伍。我给蔡畅大姐写信，要求上前方，希望和中央妇委的同志在一起。蔡大姐第二天就回信，同意我参加妇委支队。家英也想去前方，但组织上没有同意。

为送我走，家英到东风市场买了牛肉，在炭火炉上焙成牛肉干，作我路上的干粮。

冉实是研究室吴俊扬的爱人，要和我一起走。家英和吴俊扬一起送我们，从杨家岭送到桥儿沟，大概有十几里路。我们让他们俩别再送了，他们还是往前送。我一再说“回去吧，在前方见”，他俩才站住，一直站了很久。

到了张家口，冉实被分赴东北，我分赴冀东。我们看到卖 水果糖的，这是1937年到延安后头一次看到水果糖。我们兴高采烈地买了两斤，托人捎回延安给家英和吴俊扬，也不知他们是否收到。后听吴俊扬讲，1946 年5月，他也离开延安到前方了，走的时候，家英让他给我带去十几个银元，是他的稿费。吴俊扬到张家口后，便交去冀东的人代捎，但因路途远，转托的人也多， 没有捎到。

“鸿雁飞来泪两行”

到了冀东，与延安通信很困难。后来家英来信告诉我，我 走后，他感到很寂寞，休息时还学了拉胡琴。一次他接到我的信，正在给学员上课，拆信一看，就流下了眼泪。学生说：“哎呀，老师哭了。”家英只好讲：“今天 不上课了。”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上作了一首很长的诗，其中两句是：“惊闻冀东烽火起，鸿雁飞来泪两行。”

还有一次，家英托一个从延安来冀东的熟人带来一首诗，我只记得一句“少年夫妻百事哀”，其他都不记得了。我有一个小红本，家英给我的诗和我给他的不成诗的诗都抄在上边，是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的，“文革”中被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

冀东三年，我在冀东区党委民运部做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土改、落实五四指示等。

三年中，还有一次和家英通信是土改时。家英给我捎来《土地法大纲》，他和毛岸英都参加了少奇主持的土地工作会议。书里边夹了张小字条。我在土改中认真学习了这本书，对工作很有帮助。

回到西柏坡

1948年12月，我从冀东回到西柏坡，那时家英已经任毛泽东主席秘书了。我到西柏坡时，他正被主席派去东北做调查，走时托陈伯达关照我。直到转年，家英才从东北回来。

这期间，陈伯达要我去党校学习，我没同意。我找了邓颖超大姐，参加中央妇委第一次妇代会的筹备工作，从此走上妇女工作岗位。家英则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了十八年。我们都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