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矛盾逐渐凸显，在对三年困难成因及其解决途径的看法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包产到户”打碎了毛泽东的“理想”。
钱 嗣杰成为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后，在拍摄毛泽东各种活动时，进入他镜头最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之外便是刘少奇了。刘少奇给钱嗣杰的印象是话不多，表情比较严 肃。在摄影记者镜头中，他只有在节日与群众联欢的一些场合才会露出有说有笑的表情。平时开会，他不是埋头看材料，就是讲话，而且一讲时间都比较长。钱嗣杰 作为摄影记者，在领导人活动时注意力都集中在每一个画面的捕捉，每一种情绪的提炼；即使会议进程期间，他也很少去关心领导人在说些什么，很长时间，他都没 有察觉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有什么隔膜。从照片上看，两人表情都还不错。“文革”爆发后，钱嗣杰发现刘少奇的表情十分沉重，脸部浮肿，好像生了大病一般，那 时距离刘被彻底打倒仅一步之遥了。
今天的钱嗣杰再次回忆起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也无法准确说出他们矛盾公开化的具体场景。但事实上，当他1964年夏天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刘已经有了很深的芥蒂，两人之间至少出现过两次以上的“交锋”。
第一次发生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之后。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便积极响应。他回到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这次调研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开端，也是长期潜伏的各种问题的集中暴露。
众 所周知，自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几年里，因为总路线的要求而制定了一 系列经济发展的高指标，这些似乎难以完成的高指标，成为六亿人民摩拳擦掌的追求，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参战”的大跃进局面。人民公社是1958年提出 的，“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新型的集体经济形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截至1962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 三项内容在同一时期内存在，它们被称为“三面红旗”。当时在党内，一致认为“三面红旗”代表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三面红旗”由此也被 看做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完全正确，无人对此提出异议。
也正是这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不仅令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也让毛泽东看到了一条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大干几年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就是在这种热腾腾的情况下走出去的，他要看看热腾腾的下面“煮”的都是些什么？
刘少奇的老家湖南省宁乡县是他便于调查真实情况的地方。
这 次接触农村，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震撼。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这与在北京中南海里听到的汇报差之甚远。作为国家主席，他的内心经受着煎 熬。他因老乡依旧在过苦日子而难过，更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和蒙蔽，在心里对“三面红旗”打起了问号——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到底行不行？对不对？
心 里有了疑问，必然会反映在言行中。刘少奇返回北京不久，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党的工作问题。平时不苟言笑，说话办事都很严肃的他，如果遇到批评 人，更是口气严厉。“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跌下台”从刘少奇口中说出，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敏感的神经。
1962 年1月21日至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会议，因有近七千人参加，故名）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 的，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 央应该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甚至涉及毛泽东的大政方针，无疑也涉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威。
“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党的高层并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随即去了武汉。
第二次分歧发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62 年初，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他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可能更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符合农民 的意愿。此时的刘少奇正为农村疾苦深感不安，认为田家英送来了解决困难的“良药”。两人一拍即合，刘少奇表示支持，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出乎刘少奇 的意料，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意见，并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的汇报说仅仅是个人意见，但毛泽东还是将账算在了刘少奇的头上。毛对刘前一阶段在 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刘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没有顶住，偏离了方向，是右倾抬头的表现。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刘少奇感到委屈与不解。
当 时的刘少奇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他的肩上一头担着最高统帅，一头担着亿万人民，哪头都不能偏倚。他既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既要将 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位，又不能反对阶级斗争。这分寸如何把握，令刘少奇寝食难安，一夜一夜难以入眠。他吃安眠药吃到夜间入厕走路不稳，多次摔倒在地。
毛泽东带着气愤与不满，约刘少奇到中南海他常去游泳的“游泳池”一谈。
尽管刘少奇就如何处理好复杂而又必须面对的关系，精神与身体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他还是决定要与毛泽东据理力争，试图说服领袖。这既是他无法回避的领导职责，也是他倔强固执性格的体现。
这次交谈，双方都带着情绪，冲突在所难免。
毛泽东将长期郁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
刘少奇也将人民对现实的不满，一一道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名字，人相食，要上书的！”
说到最后，毛泽东深感悲凉：“‘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的话讲到这个份上，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不得不冷静下来。他稳住自己的情绪，慢慢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但是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
肯定两条，否定两条，刘少奇的态度毛泽东接受了。他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点头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搞，不中断。
毛泽东的态度，刘少奇也较为满意。但他有了不祥之感，体味到政治上的巨大压力。这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刘少奇是右倾思想。
社 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毛泽东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毕生致力于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当家做主、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别的理想 国。包产到户——这简直就是一个要彻底打碎毛泽东理想的馊主意。它竟然得到党和国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认可！这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毛泽东 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
毛 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和农民天然地血脉相通。从最初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到十年的土地革命、八年抗击日寇，再到解放全中国，他为了中国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 身为国家的统帅，他的思维从没有离开过农民这个群体。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只是阶段性地对农民有轻重缓急之分，骨子里却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阶层。
毛 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动情地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 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 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作者：顾保孜撰文 钱嗣杰摄影，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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