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几千年来都是官本位国家，只不过官本位的社会性质有所不同。到了现代社会，包括今天的当代社会，别看是什么党、什么政府、什么军队、奉行的是什么主义，但骨子里，万变不离其宗，都有相同的一点，你实行的依旧是官本位制度。
官 本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最终谁官大、谁的权就大，就是谁说了算。你想讲道理吗？门都没有，没人听你的狗屁道理。只要你官大，权大，众 人像众星捧月那样簇拥着你，为的是能得到你的提拔和任命。你一旦倒霉，被罢了官，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你，生怕受到你的牵连而也会丢官。
1946年10月下旬，撤退出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在涞源县召开野战军高干会议，会上，冀察军区司令员、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因触怒“虎威”，被罢免一切职务，晾在一边，不予叙用。
从晋冀鲁豫过来的一纵队司令杨得志，被任命为新的二纵司令，接替郭天民的职务（杨德志仅是个过渡，以后二纵司令员的职务由陈正湘接任）。原三纵政委李志民被任命为二纵政委，郭天民在二纵的后路被彻底断了。
郭 天民还有个职务呢？冀察军区司令员，怎么处置？聂老总早想好了，他将撤退出张家口的原张家口卫戍司令部，与冀察军区合并，组建为察哈尔军区。原张家口卫戍 司令部司令员郑维山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注意了：原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留任，担任察哈尔军区政委兼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
刘 道生没有参加涞源会议，因为那是晋察冀野战军的高干会议，讨论野战军的作战方针。这也正是聂老总对刘道生区别对待的主要原因。聂老总的意思很明确：郭天民 是郭天民的问题，不应牵涉到刘道生，两个人区别对待。可聂老总不知道，郭天民在冀察军区所做的一切，瞒兵万余而没有将他们复员回家，都是在刘道生的积极支 持下才完成的。没有刘道生利用他在冀察党委的领导职务，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筹粮筹物，郭天民哪里能获得那样坚定的后勤支援？所以，但凡是扣给郭天民的 帽子，刘道生也都有份。
眼 下，聂老总采取“打一个、拉一个”的策略，你以为刘道生能领情吗？没有，被任命为新职务的刘道生，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根本看不上晋察冀赏赐给自己的高 官，掉头向东，直奔冀热辽根据地走去。当然，他不是自己走的，随身带走了很多冀察军区的政工干部，他自己知根底的手下。后来给我讲这段历史的老人家，也是 其中之一。一起带走的，还有一年前，1945年8月底打下张家口时获得的大宗金银珠宝，原内蒙古德王、原蒙疆司令李守信家，以及还有许多居住在张家口的蒙 汉大汉奸家的全部家底。
几个月后，这些政工干部再返回到晋察冀的时候（当然那些财宝也完璧归赵，回到了晋察冀），对外统一的说法是“跟刘政委考察在冀东打游击的地形去了”。
有关这一次刘道生的东去以及那些同去的老干部的情况，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了，不再重复。到了冀东的刘道生，以后担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解放军第八纵队政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职位明显比在晋察冀要低多了。
这两天看李振军夫人贺捷生回忆母亲的文章，刚到了冀东的刘道生救了她母亲一命。
贺 捷生回忆，她母亲蹇先任与贺龙分手后（贺龙娶了薛明，与蹇先任离异），来到张家口，1946年初被任命为冀东区围场县县委副书记。围场县在日伪时期沦陷十 四年，共产党仅去了几个月，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地方政权机关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被迫撤离。围场县委、县政府撤出了七十多名干部。这时候，围场县的上级领 导军分区做出一项极不合情理的决定：要围场县这七十多名干部返回，去打游击。蹇先任一下子急了，当众顶撞领导：塞外的冬天，冰天雪地，又无大山可以打游 击，围场县也无群众基础，你不是要这些干部的命，让他们去送死吗？
共 产党从来就是“官本位”制度，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了后台的蹇先任先是被军分区领导扣上“怕死”的帽子，接着以“顶撞领导”为由被记处分。此时，来到冀东 的刘道生见到了蹇先任，刘道生出自贺龙的部队，当然与蹇先任很熟悉，他问明情况，当即撤销对蹇先任的处分，批评了军分区领导。看到蹇先任获得了更高领导人 的支持，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随即向蹇先任做了道歉（什么事呀？没有刘道生会怎么样？蹇先任会像曾志一样，被迫带着处分过下来）。
在 贺捷生的文章中，将当时的刘道生称作“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这恐怕有误。刘道生一直是政工干部，没有直接做过军事领导工作。经查，当时的冀察热辽军区是 东北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司令员是程子华，下辖冀热察、冀东、热河三个军区。这已经是“三级军区”的构架了。那时在晋察冀担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的刘道生，到冀东后改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明显是职务低了。
1947 年初，在冀东的冀热辽军区，增加了“察哈尔”一块，改称“冀察热辽军区”。1947年3月29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冀察热辽分局划归东北局领导。 3月30日,中央决定冀察热辽分局改受东北局领导，脱离开晋察冀。紧接着，原晋察冀在冀察热辽的部队也转归东北民主联军的编制。
冀 察热辽给了东北，但晋察冀军区同时指出，一些原本并不属于冀察热辽的干部如果都走了，晋察冀的干部将缺失太大，所以，这些干部应该返回来。于是，刘道生以 下，担任冀察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的牛树才带队回来。牛树才是河北曲阳人，1925年就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曲阳建立了共产党组 织，他即与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从事党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他被推为城区战地动员会主任，先后任中共曲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以后到一分区工作，担任过 一地委组织部长、代理地委书记。牛树才带头返回到晋察冀，他带回来的一批干部中，原一分区干部钱丹辉、彭澎、洪璞等人都在其中。
牛 树才返回晋察冀后很受重视，在党、军方面赋予重职，被任命为察哈尔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察哈尔省委书记。这些职务以前都是刘道生担任的。但说句实事求是 的话，晋察冀此时还一直保留“察哈尔省”的全套党政军机构，实在是有点多余。因为自张家口、宣化失守后，傅作义、董其武部队几乎占领了察哈尔省的全境，仅 察哈尔省的最东边还留下一块解放区，由被撤销了编制的原察北骑兵旅两个团苦苦支撑。因为同晋察冀的联系被切断，这一小块属于察哈尔的地区交由冀热辽军区代 管，这就是冀热辽军区改名为“冀察热辽”军区的由来。
可 惜这一小块地方也难以为继。1947年土改，沽源县（现属河北省，当年属察哈尔省，在与内蒙的交界处，当年整个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都属于察哈尔省）当地属 新解放区，也是有名的大烟种植区和重匪患区，人们的思想比起河北内地的老解放区更愚昧落后一些。当地参加土改的“翻身农民”沿用当时的一贯做法，将那些被 扣上地主帽子的人——不分全家老少一律处死。
由于察北骑兵团团长兼团政委陈怀初的妻子、儿子、岳父、岳母等一家人全被处死，尸体留在河滩上暴尸，陈怀初本人因“立场不稳”，被软禁接受组织的审查。陈怀初忍无可忍，叛变到国民党军队一边，于是，察哈尔这最后一小块解放区也沦为国民党军统治下的游击区。
所以，所谓的“察哈尔省委、察哈尔省政府、察哈尔军区”，却丧失了自己管辖的几乎全部土地。一个无法在察哈尔土地上办公，却搬到河北省涞水县土地上办公的党政军领导机构，自然也“无公可办”。
后来看到史料记载，当时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一直在要求将自己调到东北战场，离开晋察冀。直到朱德主持晋察冀军事工作，深知郑维山是个难得的将才，于是调郑维山接替杨成武的三纵司令员。
到 了1947年12月，察哈尔军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寿终正寝”。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六纵，察哈尔军区的大部分奉命组建成六纵领导机关，少部分与冀晋军区 合并，组建成管辖范围更大的“北岳军区”。以后北岳军区出面，组建了晋察冀军区的两大地方纵队中的一个——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
解 放军六二六团就是从这个第一纵队中出来的。1949年隶属于华北军区直属的二〇九师，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第二任团政委彭澎，第三任团政委吕品（来自十分 区，今天还活着，在空军指挥学院），都是成份不好的地主出身。被当时的师长（以后改任师政委）高厚良称之为“我们找遍了，实在找不到出身好的干部了，就先 这样吧。”
我 看过梁进路晚年写的回忆录：“1947年10月，我到了阜平石家寨冀晋军区政治部、住招待所期间，听了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参加了以‘三查’、‘三 整’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要干部过好土改这一关，查阶级定成分，清理阶级队伍。对成分不好的干部就撤掉了，名‘搬石头’。查 阶级要查三代，查出我祖父辈是经营地主，虽早已破产，还定我为破产地主出身。”
牛 树才当省军区政委，也是要任命一批新干部的。当时的原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察哈尔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原学校政委王志廉从冀东回来，一直被留在察哈尔 军区政治部，没有回来。牛树才于是从最熟悉的一分区干部中，挑选了红军干部罗胜旺到军校担任副政委，准备接替王志廉的政委职务。
罗 胜旺，抗战期间在一分区名叫“罗家旺”，朱遵斌在一团当团政委时，罗家旺是一团的总支书记。1940年12月朱遵斌被撤职一团团政委时，一团整个团领导班 子（除了团长、团政委，还有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均被撤换，只留下当时的代团长宋玉琳留任副团长。杨成武宣布新的一团领导 班子成员时（团长邱蔚、团政委陈海涵、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总支书记郑秀煜），强调要重建一团的各级党组织。
大 兵出身的人，大都有那么点火爆脾气，罗胜旺也是如此。会后，罗胜旺的牛脾气犯了，要杨成武当面解释一下：以前的一团党组织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你那个 “重建”是什么意思？罗胜旺同黄寿发、熊招来一样，都是杨成武的福建老乡，一向说话随便惯了。他参加红军的资历比杨成武晚一年，是1930年参军的福建红 军，在一分区的红军干部中也算是资格较老的。所以罗胜旺说话，有时不像其他的红军干部那样“谦虚”，带有“训斥”的口吻。这是他以后同李青川发生矛盾的主 要地方。大会过后，杨成武也冷静了，没有跟罗胜旺纠缠，只是说以前的一团各级党组织有些“瘫痪无力”，所以要重新组建。
当时跟朱遵斌一起被撤换下来的几个团领导，很快都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朱利担任机关总支书记，马青山接替晨光留下来的一分区教导队队长、罗家旺到二十五团担任总支书记。
1940年12月的一团改组，也影响到许多营连干部，一团的两个连指导员陈亚夫、徐信都被调出一团，调进机关。陈亚夫给朱利当助手，以后接替了朱利的机关总支书记。徐信调进警卫连担任连指导员，两个人都被提升为营级干部。
郑秀煜在一团重建各级党组织，各排建党小组、各连建党支部、团建党总支，当年这些党的各级组织一律都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所以历时四个月，才重建完毕。
1941 年5月4日，在北娄山，一分区举行了盛大的“五四”纪念大会，会上搞了一分区抗战四年的战绩成就展览和缴获武器展览。会上还搞了带乐队伴奏（战线剧社20 只口琴及中西乐队结合）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当然是李青川指挥的。经过重新建立各级党组织后的一团，又经过四个月的休整，当时还新换了军装（夏装），整个一 团面貌一新，在北娄山西侧那片柿树林围着的空地上接受杨成武等一分区首长的检阅。
会后，朱遵斌被“递解”回晋察冀军区，彻底离开了一分区。
又过了三个多月，鬼子展开了对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大扫荡，一团七连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的优秀事迹，杨成武总结说，这是一团重新建立各级党组织之后的杰出成果。
1943 年以后，二十五团大团改小团，精简人员。罗家旺从二十五团带一批干部到保满支队，我想姚雪森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罗家旺到保满支队后，接替郑秀煜的保满支队 副政委职务，郑秀煜提升为保满支队政委。以后郑秀煜调三团当团政委，罗家旺调六分区雁北区队副政委，几年时间里一直没被任命新的职务。这一次不知是谁的主 意，要牛树才给他任命职务。这个职务，就是察哈尔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此时罗家旺已改名为罗胜旺。
罗 胜旺在军校的时间不长，他脾气很倔，同别人说话，“商量”的口吻少，“命令”的口吻多，所以同李青川、王志廉都不大能合得来。可您不想想，此时的李青川， 咸鱼翻身，已经不是昔日的国民党失散军官，而是您的上级领导了。王志廉虽然也是红军干部，但他是1933年的资历，比罗胜旺晚三年参加红军。您罗胜旺的资 历再老，也要顾及到上级领导：一个校长、一个校政委的面子。听老人们说，以前，李青川与王志廉之间也有矛盾，双方常闹个小分歧什么的。但自从罗胜旺来了， 他们两个人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几次软硬钉子之后，罗胜旺很难再待下去，于是又调回雁北地区，担任雁北地区组建的六分区独立团政委。这个团当时正被 晋察冀军区点名批评。
自 从共产党军队接连几败于傅作义部队之手，晋察冀八路军的有些部队对傅作义军队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据说这个六分区独立团就是如此。曾有一支几百人的国 民党小部队，实际上是从伪军过来的杂牌军，打着傅作义部队的旗号，向雁北地区进犯。这个独立团原本是保护六分区司政机关的，结果它一听说是傅作义军队来 犯，于是没有抵抗，抢先逃走，居然躲到了六分区司政机关的后面，丢尽了脸。最后弄清了敌军的真实面目，六分区司令的一个警卫连就把敌人给赶跑了。
罗 胜旺当团政委的时间不长，以后被洪璞接替。洪璞也是出自一分区的抗战干部，定兴人，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是从赵玉昆——张琴南的部队出来的。1944年三团 班子调整为郑三生、郑秀煜班子，洪璞当时任三团政治处主任。以后洪璞被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担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刘道生出走冀东，洪璞也是随行的政工干 部之一。回来后审查很快通过，下部队担任团副政委，然后接替罗胜旺担任团政委。
以后洪璞说，当时罗胜旺到察哈尔军校，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牛政委（察哈尔军区政委牛树才）在乱点鸳鸯谱，察哈尔军校快变成一分区军校了，赶快让王志廉回去，把罗胜旺调走。
牛 树才的人品也是可称道的。牛树才回来，绝口不提老上司刘道生的一个“不”字，不说坏话，不扣帽子，值得称颂。以后牛树才被华北局列为南下干部，到安徽省担 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省政府副主席。以后先是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建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后补委员（当时，转业在上海工作的罗胜旺还登门看望 过老上司）；之后再回到原籍河北，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兼建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
官 本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没有民主，只有集中，最终谁官大、谁的权就大，就是谁说了算。你想讲道理吗？门都没有，没人听你的狗屁道理。只要你官大，权大，众 人像众星捧月那样簇拥着你，为的是能得到你的提拔和任命。你一旦倒霉，被罢了官，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你，生怕受到你的牵连而也会丢官。
1946年10月下旬，撤退出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在涞源县召开野战军高干会议，会上，冀察军区司令员、二纵司令员兼政委郭天民因触怒“虎威”，被罢免一切职务，晾在一边，不予叙用。
从晋冀鲁豫过来的一纵队司令杨得志，被任命为新的二纵司令，接替郭天民的职务（杨德志仅是个过渡，以后二纵司令员的职务由陈正湘接任）。原三纵政委李志民被任命为二纵政委，郭天民在二纵的后路被彻底断了。
郭 天民还有个职务呢？冀察军区司令员，怎么处置？聂老总早想好了，他将撤退出张家口的原张家口卫戍司令部，与冀察军区合并，组建为察哈尔军区。原张家口卫戍 司令部司令员郑维山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注意了：原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留任，担任察哈尔军区政委兼中共察哈尔省委书记。
刘 道生没有参加涞源会议，因为那是晋察冀野战军的高干会议，讨论野战军的作战方针。这也正是聂老总对刘道生区别对待的主要原因。聂老总的意思很明确：郭天民 是郭天民的问题，不应牵涉到刘道生，两个人区别对待。可聂老总不知道，郭天民在冀察军区所做的一切，瞒兵万余而没有将他们复员回家，都是在刘道生的积极支 持下才完成的。没有刘道生利用他在冀察党委的领导职务，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持，筹粮筹物，郭天民哪里能获得那样坚定的后勤支援？所以，但凡是扣给郭天民的 帽子，刘道生也都有份。
眼 下，聂老总采取“打一个、拉一个”的策略，你以为刘道生能领情吗？没有，被任命为新职务的刘道生，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根本看不上晋察冀赏赐给自己的高 官，掉头向东，直奔冀热辽根据地走去。当然，他不是自己走的，随身带走了很多冀察军区的政工干部，他自己知根底的手下。后来给我讲这段历史的老人家，也是 其中之一。一起带走的，还有一年前，1945年8月底打下张家口时获得的大宗金银珠宝，原内蒙古德王、原蒙疆司令李守信家，以及还有许多居住在张家口的蒙 汉大汉奸家的全部家底。
几个月后，这些政工干部再返回到晋察冀的时候（当然那些财宝也完璧归赵，回到了晋察冀），对外统一的说法是“跟刘政委考察在冀东打游击的地形去了”。
有关这一次刘道生的东去以及那些同去的老干部的情况，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了，不再重复。到了冀东的刘道生，以后担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解放军第八纵队政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职位明显比在晋察冀要低多了。
这两天看李振军夫人贺捷生回忆母亲的文章，刚到了冀东的刘道生救了她母亲一命。
贺 捷生回忆，她母亲蹇先任与贺龙分手后（贺龙娶了薛明，与蹇先任离异），来到张家口，1946年初被任命为冀东区围场县县委副书记。围场县在日伪时期沦陷十 四年，共产党仅去了几个月，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地方政权机关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被迫撤离。围场县委、县政府撤出了七十多名干部。这时候，围场县的上级领 导军分区做出一项极不合情理的决定：要围场县这七十多名干部返回，去打游击。蹇先任一下子急了，当众顶撞领导：塞外的冬天，冰天雪地，又无大山可以打游 击，围场县也无群众基础，你不是要这些干部的命，让他们去送死吗？
共 产党从来就是“官本位”制度，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了后台的蹇先任先是被军分区领导扣上“怕死”的帽子，接着以“顶撞领导”为由被记处分。此时，来到冀东 的刘道生见到了蹇先任，刘道生出自贺龙的部队，当然与蹇先任很熟悉，他问明情况，当即撤销对蹇先任的处分，批评了军分区领导。看到蹇先任获得了更高领导人 的支持，军分区政委和司令员随即向蹇先任做了道歉（什么事呀？没有刘道生会怎么样？蹇先任会像曾志一样，被迫带着处分过下来）。
在 贺捷生的文章中，将当时的刘道生称作“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这恐怕有误。刘道生一直是政工干部，没有直接做过军事领导工作。经查，当时的冀察热辽军区是 东北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司令员是程子华，下辖冀热察、冀东、热河三个军区。这已经是“三级军区”的构架了。那时在晋察冀担任察哈尔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的刘道生，到冀东后改任冀热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明显是职务低了。
1947 年初，在冀东的冀热辽军区，增加了“察哈尔”一块，改称“冀察热辽军区”。1947年3月29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冀察热辽分局划归东北局领导。 3月30日,中央决定冀察热辽分局改受东北局领导，脱离开晋察冀。紧接着，原晋察冀在冀察热辽的部队也转归东北民主联军的编制。
冀 察热辽给了东北，但晋察冀军区同时指出，一些原本并不属于冀察热辽的干部如果都走了，晋察冀的干部将缺失太大，所以，这些干部应该返回来。于是，刘道生以 下，担任冀察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的牛树才带队回来。牛树才是河北曲阳人，1925年就参加学生运动，1931年曲阳建立了共产党组 织，他即与县党组织取得联系，从事党的工作。七七事变后，他被推为城区战地动员会主任，先后任中共曲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以后到一分区工作，担任过 一地委组织部长、代理地委书记。牛树才带头返回到晋察冀，他带回来的一批干部中，原一分区干部钱丹辉、彭澎、洪璞等人都在其中。
牛 树才返回晋察冀后很受重视，在党、军方面赋予重职，被任命为察哈尔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察哈尔省委书记。这些职务以前都是刘道生担任的。但说句实事求是 的话，晋察冀此时还一直保留“察哈尔省”的全套党政军机构，实在是有点多余。因为自张家口、宣化失守后，傅作义、董其武部队几乎占领了察哈尔省的全境，仅 察哈尔省的最东边还留下一块解放区，由被撤销了编制的原察北骑兵旅两个团苦苦支撑。因为同晋察冀的联系被切断，这一小块属于察哈尔的地区交由冀热辽军区代 管，这就是冀热辽军区改名为“冀察热辽”军区的由来。
可 惜这一小块地方也难以为继。1947年土改，沽源县（现属河北省，当年属察哈尔省，在与内蒙的交界处，当年整个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都属于察哈尔省）当地属 新解放区，也是有名的大烟种植区和重匪患区，人们的思想比起河北内地的老解放区更愚昧落后一些。当地参加土改的“翻身农民”沿用当时的一贯做法，将那些被 扣上地主帽子的人——不分全家老少一律处死。
由于察北骑兵团团长兼团政委陈怀初的妻子、儿子、岳父、岳母等一家人全被处死，尸体留在河滩上暴尸，陈怀初本人因“立场不稳”，被软禁接受组织的审查。陈怀初忍无可忍，叛变到国民党军队一边，于是，察哈尔这最后一小块解放区也沦为国民党军统治下的游击区。
所以，所谓的“察哈尔省委、察哈尔省政府、察哈尔军区”，却丧失了自己管辖的几乎全部土地。一个无法在察哈尔土地上办公，却搬到河北省涞水县土地上办公的党政军领导机构，自然也“无公可办”。
后来看到史料记载，当时担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一直在要求将自己调到东北战场，离开晋察冀。直到朱德主持晋察冀军事工作，深知郑维山是个难得的将才，于是调郑维山接替杨成武的三纵司令员。
到 了1947年12月，察哈尔军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寿终正寝”。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六纵，察哈尔军区的大部分奉命组建成六纵领导机关，少部分与冀晋军区 合并，组建成管辖范围更大的“北岳军区”。以后北岳军区出面，组建了晋察冀军区的两大地方纵队中的一个——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
解 放军六二六团就是从这个第一纵队中出来的。1949年隶属于华北军区直属的二〇九师，第一任团政委梁进路，第二任团政委彭澎，第三任团政委吕品（来自十分 区，今天还活着，在空军指挥学院），都是成份不好的地主出身。被当时的师长（以后改任师政委）高厚良称之为“我们找遍了，实在找不到出身好的干部了，就先 这样吧。”
我 看过梁进路晚年写的回忆录：“1947年10月，我到了阜平石家寨冀晋军区政治部、住招待所期间，听了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参加了以‘三查’、‘三 整’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要干部过好土改这一关，查阶级定成分，清理阶级队伍。对成分不好的干部就撤掉了，名‘搬石头’。查 阶级要查三代，查出我祖父辈是经营地主，虽早已破产，还定我为破产地主出身。”
牛 树才当省军区政委，也是要任命一批新干部的。当时的原冀察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察哈尔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原学校政委王志廉从冀东回来，一直被留在察哈尔 军区政治部，没有回来。牛树才于是从最熟悉的一分区干部中，挑选了红军干部罗胜旺到军校担任副政委，准备接替王志廉的政委职务。
罗 胜旺，抗战期间在一分区名叫“罗家旺”，朱遵斌在一团当团政委时，罗家旺是一团的总支书记。1940年12月朱遵斌被撤职一团团政委时，一团整个团领导班 子（除了团长、团政委，还有团参谋长马青山、团政治处主任朱利、总支书记罗家旺）均被撤换，只留下当时的代团长宋玉琳留任副团长。杨成武宣布新的一团领导 班子成员时（团长邱蔚、团政委陈海涵、团参谋长晨光、团政治处主任史进前、总支书记郑秀煜），强调要重建一团的各级党组织。
大 兵出身的人，大都有那么点火爆脾气，罗胜旺也是如此。会后，罗胜旺的牛脾气犯了，要杨成武当面解释一下：以前的一团党组织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你那个 “重建”是什么意思？罗胜旺同黄寿发、熊招来一样，都是杨成武的福建老乡，一向说话随便惯了。他参加红军的资历比杨成武晚一年，是1930年参军的福建红 军，在一分区的红军干部中也算是资格较老的。所以罗胜旺说话，有时不像其他的红军干部那样“谦虚”，带有“训斥”的口吻。这是他以后同李青川发生矛盾的主 要地方。大会过后，杨成武也冷静了，没有跟罗胜旺纠缠，只是说以前的一团各级党组织有些“瘫痪无力”，所以要重新组建。
当时跟朱遵斌一起被撤换下来的几个团领导，很快都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朱利担任机关总支书记，马青山接替晨光留下来的一分区教导队队长、罗家旺到二十五团担任总支书记。
1940年12月的一团改组，也影响到许多营连干部，一团的两个连指导员陈亚夫、徐信都被调出一团，调进机关。陈亚夫给朱利当助手，以后接替了朱利的机关总支书记。徐信调进警卫连担任连指导员，两个人都被提升为营级干部。
郑秀煜在一团重建各级党组织，各排建党小组、各连建党支部、团建党总支，当年这些党的各级组织一律都是秘密的，对外不公开，所以历时四个月，才重建完毕。
1941 年5月4日，在北娄山，一分区举行了盛大的“五四”纪念大会，会上搞了一分区抗战四年的战绩成就展览和缴获武器展览。会上还搞了带乐队伴奏（战线剧社20 只口琴及中西乐队结合）的阅兵式和分列式，当然是李青川指挥的。经过重新建立各级党组织后的一团，又经过四个月的休整，当时还新换了军装（夏装），整个一 团面貌一新，在北娄山西侧那片柿树林围着的空地上接受杨成武等一分区首长的检阅。
会后，朱遵斌被“递解”回晋察冀军区，彻底离开了一分区。
又过了三个多月，鬼子展开了对整个晋察冀军区的大扫荡，一团七连涌现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的优秀事迹，杨成武总结说，这是一团重新建立各级党组织之后的杰出成果。
1943 年以后，二十五团大团改小团，精简人员。罗家旺从二十五团带一批干部到保满支队，我想姚雪森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罗家旺到保满支队后，接替郑秀煜的保满支队 副政委职务，郑秀煜提升为保满支队政委。以后郑秀煜调三团当团政委，罗家旺调六分区雁北区队副政委，几年时间里一直没被任命新的职务。这一次不知是谁的主 意，要牛树才给他任命职务。这个职务，就是察哈尔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政委。此时罗家旺已改名为罗胜旺。
罗 胜旺在军校的时间不长，他脾气很倔，同别人说话，“商量”的口吻少，“命令”的口吻多，所以同李青川、王志廉都不大能合得来。可您不想想，此时的李青川， 咸鱼翻身，已经不是昔日的国民党失散军官，而是您的上级领导了。王志廉虽然也是红军干部，但他是1933年的资历，比罗胜旺晚三年参加红军。您罗胜旺的资 历再老，也要顾及到上级领导：一个校长、一个校政委的面子。听老人们说，以前，李青川与王志廉之间也有矛盾，双方常闹个小分歧什么的。但自从罗胜旺来了， 他们两个人就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几次软硬钉子之后，罗胜旺很难再待下去，于是又调回雁北地区，担任雁北地区组建的六分区独立团政委。这个团当时正被 晋察冀军区点名批评。
自 从共产党军队接连几败于傅作义部队之手，晋察冀八路军的有些部队对傅作义军队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据说这个六分区独立团就是如此。曾有一支几百人的国 民党小部队，实际上是从伪军过来的杂牌军，打着傅作义部队的旗号，向雁北地区进犯。这个独立团原本是保护六分区司政机关的，结果它一听说是傅作义军队来 犯，于是没有抵抗，抢先逃走，居然躲到了六分区司政机关的后面，丢尽了脸。最后弄清了敌军的真实面目，六分区司令的一个警卫连就把敌人给赶跑了。
罗 胜旺当团政委的时间不长，以后被洪璞接替。洪璞也是出自一分区的抗战干部，定兴人，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是从赵玉昆——张琴南的部队出来的。1944年三团 班子调整为郑三生、郑秀煜班子，洪璞当时任三团政治处主任。以后洪璞被调到冀察军区政治部，担任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刘道生出走冀东，洪璞也是随行的政工干 部之一。回来后审查很快通过，下部队担任团副政委，然后接替罗胜旺担任团政委。
以后洪璞说，当时罗胜旺到察哈尔军校，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牛政委（察哈尔军区政委牛树才）在乱点鸳鸯谱，察哈尔军校快变成一分区军校了，赶快让王志廉回去，把罗胜旺调走。
牛 树才的人品也是可称道的。牛树才回来，绝口不提老上司刘道生的一个“不”字，不说坏话，不扣帽子，值得称颂。以后牛树才被华北局列为南下干部，到安徽省担 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省政府副主席。以后先是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建委主任、副市长、市委后补委员（当时，转业在上海工作的罗胜旺还登门看望 过老上司）；之后再回到原籍河北，担任河北省副省长兼建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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