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者按：毛泽东，乃历史巨匠，当代伟人。建盖世之功，上惊天地，下泣鬼神。我等常人对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只能仔细思考，琢磨，理解。若是说三道四，班门弄斧，遗笑天下，非有识者之举也。
中华民族的三大政治体制
和共产党的三大政治难题
（写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二周年）
中华民族共有三大政治体制：一，八百年历史的周王朝“诸侯分封制”；二，起始于赳赳老秦，延续两千多年的秦王朝“皇上集权郡县制”；三，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中央，省市，县区，乡镇，村社”逐级领导，逐层管治的“人民民主集中制”。
“诸侯分封制”只持续了八百年，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四百多年的“诸侯战乱”，那就是刀光剑影国无宁日的“战国时代”。老百姓的苦难可想而知。
“集权郡县制”有两千年之久，但朝代更替，过百年甚至几十年一次，老百姓的苦难也可想而知。然而更为可恨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百年积弱”。列强肆虐华夏大地，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大量白银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列强们那贪婪无度的肮脏之手。这种“百年积弱”直接源原于“学而优则仕”的“八股科举”制度。有才华的年轻人都醉生梦死在“八股文”，科学技术无人问津。这是“百年积弱”，列强肆虐华夏大地的根本原因。这种选拔郡县官员的“八股科举”制度延续两千多年，无人能创造出更高明的制度来替代它。
“共产党体制”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建立的新体制。这个政治体制完全不同于前两个。其最大特点可以用最不起眼的五个大字来概括：“有力和有效”。她是民族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最为“有力和有效”的 政治体制。前苏联能取得二战胜利，完全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有力和有效（现在的俄国，不是当年希特勒的对手）。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在建国后也是大放光 彩。（好坏崭且不论）剿匪，镇反，肃娼，扫盲，治虐，反右，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两弹一星，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教训越南，大民主，大革命，改革开放，等 等。无一不证明了“共产党体制”的“有力和有效”。这种“有力和有效”让西方政治家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共产党体制”有她内在的三大“政治难题”。第一大难题：干部政策（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第二大难题：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第三大难题：（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共产党体制”的干部不是来之“学而优则仕”的“八股科举”制度。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逐级任命。换句话说，各级干部都掌握着直接下属的生杀大权。毛泽东深信“党的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然而，如何能够保证“任人唯贤”而不“任人唯亲”却是第一大难题。共产党至今没有成功的“规章，制度，纪律，条例”等，能够确保干部的“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
旧中国的官场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共产党内。“任人唯亲”使得阿谀奉迎，拍马溜须，说假大话，造假政绩，看顶头上司脸色行事，等不正之风盛行。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有关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和实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某种意义上说，失败于“任人唯亲”的官场文化。“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也是一例。五级干部，层层上报，“只报喜，不报忧”。象彭大将军那样敢说真话者，没有。因为“任人唯亲”，谁也不敢冒犯顶头上司。“冒犯上级”意味着乌纱帽不保。改革开放卅年，这种“任人唯亲”的官场文化达到极致，肆无忌惮地开始了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浅规则等鼯龊之事。（“说假话拍马屁”已是小巫见大巫）。相比之下“郡县制”的“八股科举”制度还有她的优越性，起码可以作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起码不会有“蠢材”滥竽充数。事实证明，共产党的干部政策要做到“任人唯贤”比上天还难。
这第二大难题就是如何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同样，至今没有好答案！前苏联斯大林的接班人，基洛夫，接班前死于暗杀；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接班前死于非 命。基洛夫死后，苏共碰上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最终导致苏共垮台；林彪死后，中共迎来了邓小平，又抛制出了糊涂的《全盘否定》，否定毛泽东，中共的垮台也许已成必然。如果没有正确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的机制，在共产党接班换届的长链中，只要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共产党就会俏然垮台，没有一个党员为之惋惜和抗争。
关于接班人的培养，共产党曾经寄系望于“团派”。然而事实证明，团派的成长道路永远是“听党的话”（顶头上司的话）。这铸定了他们的唯唯 喏喏，毫无主见，无魄力，无霸气。换句话说，他们的“棱角”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早就磨平了。禄禄无为之辈定成必然，岂能担当最高统帅之大任？
这第三大难题就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正如前文所述，“共产党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有力和有效”。如果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就必然能非常“有力和有效”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办好事。然而相反，如果彻底的失去了党的先进性和正确性，这种“有力和有效”必然会给国家，给民族，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可见非常的“有力和有效”更加导致了先进性和正确性的非常重要！
共产党执政的实践证明，“经济”绝不是共产党的政治难题。苏共上世纪卅年代三个五年计划的巨大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三个五年计划，夯实了工 业基础，保障了二战胜利。毛泽东的共产党在解放前，各个解放区尽管有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没有“经济”难题。解放后，前十年的经济腾飞也是一例。改革开放的 经济腾飞，更说明发展经济绝不是政治难题。（换句话说，再无能再无所作为也可以“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走资式的经济腾飞，伟人毛泽东早就 知道，只不过伟人不想让老百姓受二茬罪，岂不闻伟人之经典语录：“卫星上天（指经济腾飞），红旗落地（指政权垮台）”？当然，“市场调节”，“竟争机制”等经济学手段，资本家可以运用，共产党也可以运用。同时，近卅年的经济腾飞也再一次证明了“共产党体制”的“有力和有效”。例如在“铁公机”的发展中，这种体制可以“有力和有效”地拔掉“钉子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无论历史的，外国的，都作不到如此的“有力和有效”。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过往了十多位，没有一位对这三大政治难题作出过有力贡献。因为她确实是“共产党体制”的三大政治难题。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谁能对这三大政治难题作出贡献，谁就是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以他那，有时“极左”，有时“极右”，有时“形作实右”的机会主义者思维，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吓破了胆，提出什么“不发展死路一条”，置共产党的三大政治难题于不顾，开始了他那臭名昭著的“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悖论。所以，邓小平对解决“共产党体制”的三大政治难题没有任何贡献！他不是一个卓越的共产党领导人。
伟人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三大难题。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他就警告全党：“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改造思想，改造社会，重建“政治体制”才是最难最难的艰巨任务。为此，伟人作了很多工作。可以说，解放后毛泽东思维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这三大“政治难题”。他最终坚定了他的英明论断，“共产党的敌人就在共产党内”。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是党内的当权派。伟人发现和发明了解决“共产党体制”三大“政治难题”的方法，那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大民主”；那就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革命”）。他把“大民主”的“大革命”看作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两大贡献之一。“打垮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是其一；“大民主”的“大革命”是其二。
这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揭发执政党（共产党）的黑暗面，重点放在执政党（共产党）的当权派，“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是共产党解决三大“政治难题”的唯一有效办法。自然，万事开头难，作为第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纲领性文件《十六条》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武斗还是发生了；侮辱人格的“揪斗”和不该有的“自杀”发生了。相信第二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会实践得更好，而且一次会比一次好。毕竟这种“大革命”是以“大民主”为武器，而“大民主”往往是双刃剑，会伤其自身。但“大民主”和“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有些人将“以法治国”绝对化，认为她可以包治百病。然而，“以法治国”对“共产党体制”的三大“政治难题”毫无办法。三大“政治难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思想改造”，“思想教育”，“思想革命”。“以法治国”只能“惩罚”犯罪者，不能直接改造其思想。“百年积弱，列强肆虐”的时代，最为可怕的是民众思想的麻木。鲁迅对其有入木三分的深刻描述：革命党人临刑前，麻木的民众手持馒头欣然围观，争食革命党人的人血馒头。这种国情，这种现状，“以法治国”是毫无用处的。有效的办法只能是“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只有毛泽东，他让麻木的民众醒悟；也只有毛泽东，他将一盘散沙作成巨石，砸垮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的成功就是运用了“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以法治国”。
绝对的“以法治国”也会走向反面，秦王朝的“商鞅变法”就是典型例子。“请君入罋”的典故也是一例。“变法自毙”让商鞅死前哭笑不得。绝对“以法治国”产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多次“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其结果发生了农民起义和朝代更替。商鞅之错就在于将“以法治国”绝对化，而丢掉了可贵的“道治”（或者说，“以德治国”和“以理治国”）。毛泽东思想的治国理念是“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和“以理治国”三结合。这种“三结合”是继承了中华民族“法家”和“道家”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思想精炼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墨家，道家，佛家，法家，兵家等，并使之在二十世纪达到华夏历史的最高峰）。毛泽东思想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实践“三结合”治国，解决“共产党体制”三大“政治难题”的最好方法。“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
许多网友对西方“全民公投”，“轮流座庄”的“宪政”不感兴趣，是有理由的。因为它是为“富人”服务的。买律师以求訴讼成功，彻底揭穿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遮羞布。竟选要有竟选经费，自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许多网友对“民运分子”的呼叫不感兴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民运派只知道“抄袭”西方，没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换句话说他们崇拜和奉行的是“洋奴”哲学。
毛泽东在社会变革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从不“抄袭”前人，古人，或洋人的东西（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不信邪，偏偏要从山沟沟里走出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永远坚持，也常常教导他的朋友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我看来，与其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倒不如说毛泽东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革命思想，造反思想（“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崛起最为可贵的思想，是对绝对“以法治国”最为彻底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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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诸侯分封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四百多年的“诸侯战乱”；“皇上集权郡县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积弱”和“列强肆虐”；那共产党的“人民民主集中制”，或曰“共产党政治体制”又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什么呢，福兮？？？祸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执政党能坚持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大革命”，那定是福！如果执政党坚持邓小平的《全盘否定》，那定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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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中华民族是福，是祸？天算定，神通晓。“大民主”的“大革命”乃百姓之福，污吏之祸！
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白镜天，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北美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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