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士兵日本福岛救灾后患怪病 7千人起诉日本公司
2015-02-15 04:41:02 [来源:现代快报]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代号为“朋友”的任务
2011年3月11日，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接到命令——改变航向驶往日本东海岸，那里刚刚受到海啸毁灭性的打击。“里根号”正在驶往韩国的途中，接到命令后，舰长汤姆·伯克带着4500名官兵立即对舰艇进行了重新定向。 “里根号”很快到达了仙台市以北的日本海岸，接下来的几周，“里根号”一直在那里执行任务，任务的代号为“Tomodachi”。这个词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朋友”。
三年半后，当时的一级军士长莱迪西亚·莫拉莱斯坐在西雅图北部一个破败的百货公司内的咖啡馆里，试图回忆起10个月前切除了她甲状腺的医生的名字，她的同性伴侣蒂法尼坐在旁边，将一大盒子药递给莫拉莱斯。
“医生的名字可能是埃里克森，”莫拉莱斯说，“也许是埃里克，或里克。哦，我不知道，我接触的医生太多了。”过去一年半中，莫拉莱斯先后看过肿瘤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心脏科医生、血液专家、肾病专家、胃肠专家、淋巴结专家和代谢专家。“我现在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耗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她说，“今年，我已经做过20多次核磁共振检查。”
莫拉莱斯吞下一片药丸，喝了一小口水，一脸苦笑。
内分泌专家问她是否曾在“里根号”航母上服役并参与执行过“Tomodachi”任务，莫拉莱斯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反问医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医生回答说，几个月来，他已经切除了6名曾在“里根号”服役的水兵的甲状腺，他们的病情和莫拉莱斯相似。直到那时，莫拉莱斯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历史上最严重的民用核能事故的关联性。
嘴里有股金属味
2008年以来，莫拉莱斯一直和其他100名战友一起负责“里根号”飞行甲板上的事务。她在海洋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她随着“里根号”驶过阿联酋、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
2011年2月2日，“里根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海，按计划，舰只前往韩国釜山停留。途中，“里根号”舰长汤姆·伯克突然通过扩音器向全体船员下达指令，日本发生了大海啸，“里根号”受命前往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莫拉莱斯并没有感觉任何不对劲。2008年菲律宾受到台风袭击后，她也曾参与过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起初莫拉莱斯并不知道福岛核电站发生的事故，但是她说在接近日本海岸的时候，她的嘴里感觉到有一股金属味。她的同伴也有相同的感觉，并且相互之间交换了眼色。暴露在核辐射环境下的人经常抱怨嘴里有一股金属味，莫拉莱斯事后回想起来，那一刻可能正是他们进入福岛核泄漏在太平洋产生的辐射范围的时刻。
没什么可后悔的
3月13日上午，“里根号”抵达日本海岸，满目疮痍的情景超出了美国水兵们的想象，他们第一次看到房屋、汽车以及各种碎片在水上漂浮，到处都是尸体。
莫拉莱斯记得当时泪水在自己的眼眶里打转，眼前的场景让她感到痛苦，但也提醒她应该担当的责任。她和战友们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他们要尽全力帮助受灾的人们，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到达日本没多久，他们就知道了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的事情。虽然舰长伯克向他们保证不会有危险，但是家里的人无法放心，莫拉莱斯开始收到父亲表达担忧的电子邮件，她的父亲曾经在核能设施工作过几年，并用猎兔犬进行过辐射试验。父亲警告莫拉莱斯不要到甲板上去、喝水只能喝瓶装水，而且要服用碘化钾药片。
然而，莫拉莱斯并没有听父亲的话，当舰只招募志愿者搭乘直升机帮助运送物资前往陆地上时，莫拉莱斯报了名。她觉得，他们来就是帮助别人的。
他们尽全力不去想那看不见的危险，但有时实在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停驻日本几天后，他们突然接到通知，不要饮用自来水，也不要洗澡。莫拉莱斯还了解到，她的一个军中朋友在海啸来临时驻扎在日本南部，现在已经被疏散到了关岛。但是“里根号”还要在那里坚持，第二天舰长打消了大家的疑虑，说所有人的体检测试全部是阴性。莫拉莱斯和她的战友们继续在甲板上工作，似乎忘了自己面对的危险。“我不认为伯克舰长会故意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她说，“美国海军绝不会做这种事。”
美国国防部后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说，“里根号”离日本海岸的距离从来没有小于100海里。但这纯属无稽之谈。莫拉莱斯说，她相信自己的回忆，他们实际上已经非常靠近岸边。他们4月才离开日本东海岸前往西南方向的佐世保，后来他们离开了日本前往泰国和巴林，最终于2011年7月10日回到美国，那一天是莫拉莱斯32岁的生日。两个星期后，她的月薪上涨了400美元。 开始被病痛折磨
2013年5月，莫拉莱斯突然开始感到头晕，她的手臂肿了起来，她的右手看起来像戴上了棒球手套那样粗，她还开始出现视野狭隘的现象。医生让她对大脑进行扫描，并进行大量的血液测试。给她看病的综合科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问题。
2013年感恩节期间，莫拉莱斯的肾脏开始疼痛，医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还发现她的肝脏上长了肿瘤。2014年1月，医生告诉莫拉莱斯，她的问题集中在脊椎上，2月，他们发现她的甲状腺恶性生长。
莫拉莱斯自己开始做一些研究，她发现自己的许多症状与暴露在辐射之中的症状相吻合。“一些给我看过病的医生同意这个观点，”莫拉莱斯说，“但是他们不确定我在‘里根号’甲板上时是否暴露在核辐射的环境之中。他们可能是无法确定，也可能不愿意确定，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2014年夏天，莫拉莱斯开始出现心律失常，到了秋天，医生发现肿瘤往乳房上转移。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参与执行“Tomodachi”任务的美国海军官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里根号”航空母舰那些整天呆在飞行甲板上的官兵并没有暴露在可以产生危险的辐射水平中。报告声称，“里根号”官兵在执行任务期间因接触受污染的水而受到的辐射总量，还不如那些乘坐国际航班的乘客所受到的辐射总量大。
70000美军官兵状告东电公司
在加利福尼亚州两名律师的帮助准备下，莫拉莱斯准备进行一场集体诉讼案，诉讼案的原告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时正在事发地点附近或者之后去过事发地点附近的70000名美军官兵，被告则是福岛核电站的拥有者——东京电力公司。
律师向莫拉莱斯解释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上世纪50年代裁定的“费尔法例”，军人不能因服役期间的死伤起诉军方，所以莫拉莱斯不可能起诉美国军方。莫拉莱斯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到了集体诉讼案的原告中去。
那些和她一起在飞行甲板上执行任务并且也患病的战友加入到了起诉者的行列。
“辐射性肝炎”
布雷特·宾汉姆是莫拉莱斯的士官之一，他住在莫拉莱斯家附近的新房子里。他的身体有点像橄榄球运动员，总是喜欢带着一群孩子和几只狗出来遛弯。他每年献两次血。
去年，当他像以往那样献血后不久，突然接到血站写来的信。血站告诉他，他得了严重的肝病，并问他是否嗑过药或者使用过不干净的针头。宾汉姆说没有，随即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他，他可能得了“辐射性肝炎”，这种病因辐射诱发，来得快去得也快。医生对他又进行了两次检查，随后宣布他恢复了健康。尽管如此，医生不允许他再去献血。
睾丸肿了起来 24岁的罗恩·赖特2010年参加了海军，他的住处与莫拉莱斯只隔几条街。日本之旅是他第一次前往国外执行任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很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他记得和莫拉莱斯一起站在飞行甲板上的情景，当时下着雪，十分寒冷。他还记得几天后他们收到了防护服，防护服包括裤子、外套和靴子。
他们下到甲板下面后就会换装，他们会接受扫描，并且把那些被认为受到污染的东西焚毁。有一次，赖特连裤子都上交了，只能穿着内衣在船舱里走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在当时看，这就是一个笑话。“他们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安全的。”赖特说。
一个月后，他的睾丸肿了起来，跟网球差不多大，疼痛难忍。当时他们仍然在日本海，船上的医生建议将赖特空运回去治疗，因为他检查不出赖特患病的原因。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赖特一些止痛药。
“我问医生我的病是否和福岛的核辐射有关，但医生生硬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赖特说，“他向我展示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调查报告，但那些报告并不能缓解我的疼痛。我做了7次手术，几乎泡在军队医院里，但用处不大。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对我的病情有明确的诊断，只是给我一些药物。”
赖特已经无法回到舰艇上去履行自己4年的兵役，现在，他只能坐在家里等下一个医生的预约。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厨房里，因为厨房的窗口正对着森林，狗就蜷曲在他的脚下。
第一个死亡的老兵
莫拉莱斯所在的小组中，唯一收到明确诊断书的是西奥多·霍尔库姆。他被诊断患有胸腺癌，于2014年4月死亡，他是参加“Tomodachi”任务的美军官兵中第一个失去生命的人。
西奥多·霍尔库姆在他最好的朋友曼努埃尔·莱斯利的怀中死去。两人在6年级时就已认识，并一起加入了海军。两人互为伴郎，但婚姻都没能维持到最后。莱斯利说，是海军“杀死”了他们的婚姻，女人们在家里孤独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2013年1月，霍尔库姆提着手提箱出现在了莱斯利位于雷诺市郊的房子门前。海军没有延长他的服役期，霍尔库姆已经服役14年，但只有服役15年以上才能领到养老金。他就这样离开了军队，连一份工作都没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千里之外，他不知道往后该做些什么。莱斯利2006年就离开了海军，他知道自己的朋友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霍尔库姆搬进了客卧，两个失业老兵就像学生一样在度一个老也结束不了的暑假。他们把很多时间花在户外活动上，他们经常一起打猎。慢慢地，霍尔库姆淡忘了自己的水兵生涯，习惯了新的生活。
然后，霍尔库姆就得病了。
2013年圣诞节前，他突然呼吸困难，到了2014年1月，医生告诉他他有胸腺癌。胸腺是位于胸骨后面的腺体，胸腺癌是极为罕见的疾病。在容易患上这种癌症的危险群体中就包括那些暴露于辐射中的人群。35岁的霍尔库姆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化疗马上开始。莱斯利说，他的体重一个月就下降了10公斤。通常情况下，胸腺肿瘤生长缓慢，但在霍尔库姆的体内，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 去世之前，霍尔库姆原谅了他的前妻，但是他不想让女儿来看自己，他宁愿女儿记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父亲，而不是像莱斯利说的是一个“稻草人”。不过，他希望有机会能够为女儿庆祝她的5岁生日。莱斯利把电话拿给了他。
女孩说：“爸爸，可我不是5天后过生日呀。” “我知道。”霍尔库姆说。
当天晚上，霍尔库姆死了，莱斯利就坐在他的床边。
霍尔库姆的遗体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分为三份。一份给了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妻，一份给了他加州的父母，还有一份给了莱斯利。莱斯利做了一个樱木的骨灰盒，把霍尔库姆的骨灰放在家中的壁炉架上。
莱斯利成了霍尔库姆遗嘱的执行人。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件是和霍尔库姆的女儿保持联系；另一件是当美军70000官兵针对东电公司等企业的集体诉讼案开庭时，将霍尔库姆的骨灰送上法庭。
这起诉讼案目前由律师保罗·加纳领导，他毕生致力于寻找那些企业破坏环境、侵犯人权、进而导致他人患病的证据。保罗·加纳已经快70岁了，人比较胖，总是喜欢穿着被汗浸湿的红色T恤,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
保罗·加纳的兄弟鲍勃·加纳成了他的助手，两人准备提交一份涉及数十亿美元赔偿的诉讼申请。
鲍勃·加纳两年前在一个沙漠加油站遇到了林奇·库珀的父亲，林奇·库珀也曾跟随“里根号”航母前往日本救灾。老库珀告诉鲍勃·加纳，他的女儿回来后就患上了甲状腺疾病，他知道还有很多官兵患上了同样的疾病。鲍勃把这件事告诉了保罗，他们随后又转告给了另一个伙伴查尔斯·邦纳。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曾起诉过雪佛龙、美孚和壳牌等大公司，他们对国防部做出的关于“里根号”航母的调查报告不屑一顾。他们的座右铭是：谁让大伙儿不舒服，我们就让他不舒服。
他们联系了超过500名去日本执行完任务后患病的水兵，其中大约250人给出的回复足以成为法庭上坚实的证据。这些官兵经历了各种病痛：癌症、内脏出血、脓肿、甲状腺切除、胆囊切除等。
只有一名老兵出现在法庭上
但最后出现在圣迭戈法庭的“里根号”水兵只有一个人——海军中尉史蒂夫·西蒙斯。其他人要么害怕、要么难以说服自己站到军方的对立面——毕竟那是他们人生的信仰。西蒙斯现在被困在轮椅上，出庭时他坐的轮椅上贴着标语：没有人掉队。
2014年6月，西蒙斯结束了自己17年的军旅生涯，正式退伍，随后他和妻子南希以及4个孩子离开华盛顿特区，搬到了犹他州离盐湖城不远的地方。他们的新房子建有一个坡道，方便西蒙斯坐轮椅进出。
开庭的那天，西蒙斯凌晨4点就起床了，从盐湖城飞往圣迭戈需要在洛杉矶转机。听证会结束后，他和妻子会立刻返回，这一趟来回需要花费700美元。但西蒙斯必须去，这对他非常重要。
从日本回来一年后，西蒙斯就开始了慢慢申诉路。当时他发现自己的肌肉开始萎缩，头发变得稀少，他还患了偏头痛，甚至大小便失禁；他的手指变黄、变棕，脚也变成了暗红色；他的肝脏比那些酗酒之徒的肝脏情况还要糟糕。4年前，他还能参加铁人三项赛或徒步登山，现在，他却再也不能走路了。没人能告诉他，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进入法庭之后，西蒙斯看到一边是大洛杉矶律师事务所庞大的律师和研究人员队伍，另一边则是保罗·加纳和查尔斯·邦纳。正前方的法官正盯着保罗·加纳的衬衫和头发，似乎对他的着装不太满意。西蒙斯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东京电力公司聘请的律师自鸣得意的假笑，他们都穿着价值3000美元的西装。
法官没有向西蒙斯提一个问题，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但保罗·加纳让西蒙斯有了开口的机会。在西蒙斯的配合下，保罗·加纳在90分钟内让大洛杉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脸上的职业笑容消失了。
几个星期后，法庭通过电子邮件将判决通知了控辩双方，法庭裁定这起开始于2014年10月28日的集体诉讼案需要继续审理，新一轮的口头抗辩将在2015年2月26日举行。 分享到：
2015-02-15 04:41:02 [来源:现代快报]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代号为“朋友”的任务
2011年3月11日，美国航空母舰“里根号”接到命令——改变航向驶往日本东海岸，那里刚刚受到海啸毁灭性的打击。“里根号”正在驶往韩国的途中，接到命令后，舰长汤姆·伯克带着4500名官兵立即对舰艇进行了重新定向。 “里根号”很快到达了仙台市以北的日本海岸，接下来的几周，“里根号”一直在那里执行任务，任务的代号为“Tomodachi”。这个词在日语中的意思是“朋友”。
三年半后，当时的一级军士长莱迪西亚·莫拉莱斯坐在西雅图北部一个破败的百货公司内的咖啡馆里，试图回忆起10个月前切除了她甲状腺的医生的名字，她的同性伴侣蒂法尼坐在旁边，将一大盒子药递给莫拉莱斯。
“医生的名字可能是埃里克森，”莫拉莱斯说，“也许是埃里克，或里克。哦，我不知道，我接触的医生太多了。”过去一年半中，莫拉莱斯先后看过肿瘤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心脏科医生、血液专家、肾病专家、胃肠专家、淋巴结专家和代谢专家。“我现在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耗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她说，“今年，我已经做过20多次核磁共振检查。”
莫拉莱斯吞下一片药丸，喝了一小口水，一脸苦笑。
内分泌专家问她是否曾在“里根号”航母上服役并参与执行过“Tomodachi”任务，莫拉莱斯做了肯定的回答，并反问医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医生回答说，几个月来，他已经切除了6名曾在“里根号”服役的水兵的甲状腺，他们的病情和莫拉莱斯相似。直到那时，莫拉莱斯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历史上最严重的民用核能事故的关联性。
嘴里有股金属味
2008年以来，莫拉莱斯一直和其他100名战友一起负责“里根号”飞行甲板上的事务。她在海洋中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她随着“里根号”驶过阿联酋、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和马来西亚。
2011年2月2日，“里根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海，按计划，舰只前往韩国釜山停留。途中，“里根号”舰长汤姆·伯克突然通过扩音器向全体船员下达指令，日本发生了大海啸，“里根号”受命前往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莫拉莱斯并没有感觉任何不对劲。2008年菲律宾受到台风袭击后，她也曾参与过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起初莫拉莱斯并不知道福岛核电站发生的事故，但是她说在接近日本海岸的时候，她的嘴里感觉到有一股金属味。她的同伴也有相同的感觉，并且相互之间交换了眼色。暴露在核辐射环境下的人经常抱怨嘴里有一股金属味，莫拉莱斯事后回想起来，那一刻可能正是他们进入福岛核泄漏在太平洋产生的辐射范围的时刻。
没什么可后悔的
3月13日上午，“里根号”抵达日本海岸，满目疮痍的情景超出了美国水兵们的想象，他们第一次看到房屋、汽车以及各种碎片在水上漂浮，到处都是尸体。
莫拉莱斯记得当时泪水在自己的眼眶里打转，眼前的场景让她感到痛苦，但也提醒她应该担当的责任。她和战友们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他们要尽全力帮助受灾的人们，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到达日本没多久，他们就知道了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的事情。虽然舰长伯克向他们保证不会有危险，但是家里的人无法放心，莫拉莱斯开始收到父亲表达担忧的电子邮件，她的父亲曾经在核能设施工作过几年，并用猎兔犬进行过辐射试验。父亲警告莫拉莱斯不要到甲板上去、喝水只能喝瓶装水，而且要服用碘化钾药片。
然而，莫拉莱斯并没有听父亲的话，当舰只招募志愿者搭乘直升机帮助运送物资前往陆地上时，莫拉莱斯报了名。她觉得，他们来就是帮助别人的。
他们尽全力不去想那看不见的危险，但有时实在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停驻日本几天后，他们突然接到通知，不要饮用自来水，也不要洗澡。莫拉莱斯还了解到，她的一个军中朋友在海啸来临时驻扎在日本南部，现在已经被疏散到了关岛。但是“里根号”还要在那里坚持，第二天舰长打消了大家的疑虑，说所有人的体检测试全部是阴性。莫拉莱斯和她的战友们继续在甲板上工作，似乎忘了自己面对的危险。“我不认为伯克舰长会故意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她说，“美国海军绝不会做这种事。”
美国国防部后来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说，“里根号”离日本海岸的距离从来没有小于100海里。但这纯属无稽之谈。莫拉莱斯说，她相信自己的回忆，他们实际上已经非常靠近岸边。他们4月才离开日本东海岸前往西南方向的佐世保，后来他们离开了日本前往泰国和巴林，最终于2011年7月10日回到美国，那一天是莫拉莱斯32岁的生日。两个星期后，她的月薪上涨了400美元。 开始被病痛折磨
2013年5月，莫拉莱斯突然开始感到头晕，她的手臂肿了起来，她的右手看起来像戴上了棒球手套那样粗，她还开始出现视野狭隘的现象。医生让她对大脑进行扫描，并进行大量的血液测试。给她看病的综合科医生告诉她，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问题。
2013年感恩节期间，莫拉莱斯的肾脏开始疼痛，医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医生还发现她的肝脏上长了肿瘤。2014年1月，医生告诉莫拉莱斯，她的问题集中在脊椎上，2月，他们发现她的甲状腺恶性生长。
莫拉莱斯自己开始做一些研究，她发现自己的许多症状与暴露在辐射之中的症状相吻合。“一些给我看过病的医生同意这个观点，”莫拉莱斯说，“但是他们不确定我在‘里根号’甲板上时是否暴露在核辐射的环境之中。他们可能是无法确定，也可能不愿意确定，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2014年夏天，莫拉莱斯开始出现心律失常，到了秋天，医生发现肿瘤往乳房上转移。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参与执行“Tomodachi”任务的美国海军官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里根号”航空母舰那些整天呆在飞行甲板上的官兵并没有暴露在可以产生危险的辐射水平中。报告声称，“里根号”官兵在执行任务期间因接触受污染的水而受到的辐射总量，还不如那些乘坐国际航班的乘客所受到的辐射总量大。
70000美军官兵状告东电公司
在加利福尼亚州两名律师的帮助准备下，莫拉莱斯准备进行一场集体诉讼案，诉讼案的原告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时正在事发地点附近或者之后去过事发地点附近的70000名美军官兵，被告则是福岛核电站的拥有者——东京电力公司。
律师向莫拉莱斯解释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上世纪50年代裁定的“费尔法例”，军人不能因服役期间的死伤起诉军方，所以莫拉莱斯不可能起诉美国军方。莫拉莱斯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到了集体诉讼案的原告中去。
那些和她一起在飞行甲板上执行任务并且也患病的战友加入到了起诉者的行列。
“辐射性肝炎”
布雷特·宾汉姆是莫拉莱斯的士官之一，他住在莫拉莱斯家附近的新房子里。他的身体有点像橄榄球运动员，总是喜欢带着一群孩子和几只狗出来遛弯。他每年献两次血。
去年，当他像以往那样献血后不久，突然接到血站写来的信。血站告诉他，他得了严重的肝病，并问他是否嗑过药或者使用过不干净的针头。宾汉姆说没有，随即咨询了医生，医生告诉他，他可能得了“辐射性肝炎”，这种病因辐射诱发，来得快去得也快。医生对他又进行了两次检查，随后宣布他恢复了健康。尽管如此，医生不允许他再去献血。
睾丸肿了起来 24岁的罗恩·赖特2010年参加了海军，他的住处与莫拉莱斯只隔几条街。日本之旅是他第一次前往国外执行任务，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很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他记得和莫拉莱斯一起站在飞行甲板上的情景，当时下着雪，十分寒冷。他还记得几天后他们收到了防护服，防护服包括裤子、外套和靴子。
他们下到甲板下面后就会换装，他们会接受扫描，并且把那些被认为受到污染的东西焚毁。有一次，赖特连裤子都上交了，只能穿着内衣在船舱里走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在当时看，这就是一个笑话。“他们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安全的。”赖特说。
一个月后，他的睾丸肿了起来，跟网球差不多大，疼痛难忍。当时他们仍然在日本海，船上的医生建议将赖特空运回去治疗，因为他检查不出赖特患病的原因。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赖特一些止痛药。
“我问医生我的病是否和福岛的核辐射有关，但医生生硬地给了我否定的回答，”赖特说，“他向我展示了来自国防部的一些调查报告，但那些报告并不能缓解我的疼痛。我做了7次手术，几乎泡在军队医院里，但用处不大。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对我的病情有明确的诊断，只是给我一些药物。”
赖特已经无法回到舰艇上去履行自己4年的兵役，现在，他只能坐在家里等下一个医生的预约。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厨房里，因为厨房的窗口正对着森林，狗就蜷曲在他的脚下。
第一个死亡的老兵
莫拉莱斯所在的小组中，唯一收到明确诊断书的是西奥多·霍尔库姆。他被诊断患有胸腺癌，于2014年4月死亡，他是参加“Tomodachi”任务的美军官兵中第一个失去生命的人。
西奥多·霍尔库姆在他最好的朋友曼努埃尔·莱斯利的怀中死去。两人在6年级时就已认识，并一起加入了海军。两人互为伴郎，但婚姻都没能维持到最后。莱斯利说，是海军“杀死”了他们的婚姻，女人们在家里孤独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2013年1月，霍尔库姆提着手提箱出现在了莱斯利位于雷诺市郊的房子门前。海军没有延长他的服役期，霍尔库姆已经服役14年，但只有服役15年以上才能领到养老金。他就这样离开了军队，连一份工作都没有。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千里之外，他不知道往后该做些什么。莱斯利2006年就离开了海军，他知道自己的朋友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霍尔库姆搬进了客卧，两个失业老兵就像学生一样在度一个老也结束不了的暑假。他们把很多时间花在户外活动上，他们经常一起打猎。慢慢地，霍尔库姆淡忘了自己的水兵生涯，习惯了新的生活。
然后，霍尔库姆就得病了。
2013年圣诞节前，他突然呼吸困难，到了2014年1月，医生告诉他他有胸腺癌。胸腺是位于胸骨后面的腺体，胸腺癌是极为罕见的疾病。在容易患上这种癌症的危险群体中就包括那些暴露于辐射中的人群。35岁的霍尔库姆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化疗马上开始。莱斯利说，他的体重一个月就下降了10公斤。通常情况下，胸腺肿瘤生长缓慢，但在霍尔库姆的体内，癌细胞扩散得非常快。 去世之前，霍尔库姆原谅了他的前妻，但是他不想让女儿来看自己，他宁愿女儿记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父亲，而不是像莱斯利说的是一个“稻草人”。不过，他希望有机会能够为女儿庆祝她的5岁生日。莱斯利把电话拿给了他。
女孩说：“爸爸，可我不是5天后过生日呀。” “我知道。”霍尔库姆说。
当天晚上，霍尔库姆死了，莱斯利就坐在他的床边。
霍尔库姆的遗体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分为三份。一份给了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妻，一份给了他加州的父母，还有一份给了莱斯利。莱斯利做了一个樱木的骨灰盒，把霍尔库姆的骨灰放在家中的壁炉架上。
莱斯利成了霍尔库姆遗嘱的执行人。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件是和霍尔库姆的女儿保持联系；另一件是当美军70000官兵针对东电公司等企业的集体诉讼案开庭时，将霍尔库姆的骨灰送上法庭。
这起诉讼案目前由律师保罗·加纳领导，他毕生致力于寻找那些企业破坏环境、侵犯人权、进而导致他人患病的证据。保罗·加纳已经快70岁了，人比较胖，总是喜欢穿着被汗浸湿的红色T恤,他的头发几乎掉光了。
保罗·加纳的兄弟鲍勃·加纳成了他的助手，两人准备提交一份涉及数十亿美元赔偿的诉讼申请。
鲍勃·加纳两年前在一个沙漠加油站遇到了林奇·库珀的父亲，林奇·库珀也曾跟随“里根号”航母前往日本救灾。老库珀告诉鲍勃·加纳，他的女儿回来后就患上了甲状腺疾病，他知道还有很多官兵患上了同样的疾病。鲍勃把这件事告诉了保罗，他们随后又转告给了另一个伙伴查尔斯·邦纳。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曾起诉过雪佛龙、美孚和壳牌等大公司，他们对国防部做出的关于“里根号”航母的调查报告不屑一顾。他们的座右铭是：谁让大伙儿不舒服，我们就让他不舒服。
他们联系了超过500名去日本执行完任务后患病的水兵，其中大约250人给出的回复足以成为法庭上坚实的证据。这些官兵经历了各种病痛：癌症、内脏出血、脓肿、甲状腺切除、胆囊切除等。
只有一名老兵出现在法庭上
但最后出现在圣迭戈法庭的“里根号”水兵只有一个人——海军中尉史蒂夫·西蒙斯。其他人要么害怕、要么难以说服自己站到军方的对立面——毕竟那是他们人生的信仰。西蒙斯现在被困在轮椅上，出庭时他坐的轮椅上贴着标语：没有人掉队。
2014年6月，西蒙斯结束了自己17年的军旅生涯，正式退伍，随后他和妻子南希以及4个孩子离开华盛顿特区，搬到了犹他州离盐湖城不远的地方。他们的新房子建有一个坡道，方便西蒙斯坐轮椅进出。
开庭的那天，西蒙斯凌晨4点就起床了，从盐湖城飞往圣迭戈需要在洛杉矶转机。听证会结束后，他和妻子会立刻返回，这一趟来回需要花费700美元。但西蒙斯必须去，这对他非常重要。
从日本回来一年后，西蒙斯就开始了慢慢申诉路。当时他发现自己的肌肉开始萎缩，头发变得稀少，他还患了偏头痛，甚至大小便失禁；他的手指变黄、变棕，脚也变成了暗红色；他的肝脏比那些酗酒之徒的肝脏情况还要糟糕。4年前，他还能参加铁人三项赛或徒步登山，现在，他却再也不能走路了。没人能告诉他，这一切是因为什么。
进入法庭之后，西蒙斯看到一边是大洛杉矶律师事务所庞大的律师和研究人员队伍，另一边则是保罗·加纳和查尔斯·邦纳。正前方的法官正盯着保罗·加纳的衬衫和头发，似乎对他的着装不太满意。西蒙斯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些东京电力公司聘请的律师自鸣得意的假笑，他们都穿着价值3000美元的西装。
法官没有向西蒙斯提一个问题，所以他只能保持沉默。但保罗·加纳让西蒙斯有了开口的机会。在西蒙斯的配合下，保罗·加纳在90分钟内让大洛杉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脸上的职业笑容消失了。
几个星期后，法庭通过电子邮件将判决通知了控辩双方，法庭裁定这起开始于2014年10月28日的集体诉讼案需要继续审理，新一轮的口头抗辩将在2015年2月26日举行。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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