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零零二年，美国。
周末刘一鹤刘教授在自家树木繁盛的宽大后院里收拾花草，阳光从阔叶树缝里穿过来，斑斑驳驳洒在花丛中，明暗分明，浮光掠影。他将败谢的花蕊和枯黄的叶子剪掉，然后用一个精致的莲蓬水壶向花草丛中浇水，让碧叶花朵在细水珠的滋润下挺挺而立，摆弄娇姿，清新欲滴。和这些平日里常相处的伙伴们清净了一会儿，看着花草们高高兴兴的样子，他沏上一杯茶，独自坐在树荫下馥郁飘香的花丛中，在蜜蜂和蝴蝶的陪伴下开始看专业文献资料，这简单周而复始的生活规律让他怡然自得，心情愉快。
不一会，刘一鹤听见车的声音驶进车库，知道杜鹃从中国回来了。果不其然，杜鹃停好车就直奔后院。看见独自坐在后院藤椅上的刘一鹤，高兴地喊道：“爸爸，我回来了。看，漂不漂亮？是毛妈妈送给我的。”她在刘一鹤的面前旋了一个圈，水蓝色的裙子下摆就旋飘了起来，像一朵清晨张开的蓝色牵牛花，一双腿肚如同娇嫩的花蕊挺露了出来。
“好看。”刘一鹤发出由衷的赞叹，惊艳女儿的美姿，心里无比骄傲，她永远都是那么明亮阳光。女儿医学院刚毕业，做住院医生前去了一趟中国看望日思夜念的毛娣阿姨。她们曾经相依为命了好长一段时光。
“毛妈妈让我给您带了一件礼物。”说着她从手袋里拿了一个精美的盒子出来，里面是一件米色的毛背心。“还有这个，一碟小提琴曲。她让我捎话，让您多多注意身体。”
刘一鹤接过毛背心和音乐碟子，关切地问道：“好的好的。她身体还好？”
“挺硬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忙得不行。她新买了一栋高档别墅，非常豪华，带游泳池。她说很想您。”杜鹃作了一个顽皮的鬼脸，然后说：“我进去换一件衣服，出来再陪您。”望着女儿倩妙的身影消失在房间里，刘一鹤仔细地看着手里的毛背心，神情若有所思。
杜鹃换好衣服出来，一副休闲装，清丽洒脱，长期的跑步和体型锻炼让她非常结实健美。女儿常常说，当医生要有一个好体魄好形象，为病人树立榜样。杜鹃也端了一杯茶，陪坐在刘一鹤旁边，饶有兴趣地翻看一本从中国带来的精美画册。刘一鹤默默地注视着女儿的侧影，阳光下清丽的脸部轮廓上细小的汗毛在阳光的照射下毛茸茸的，显得柔和清晰，非常像她母亲年轻时的模样。记得当知青时有一次在山坡上自己也是如此这般地在杜鹃花丛中欣赏她的母亲，美丽无比，让人心醉。刘一鹤的思绪不由得在时空里来回穿梭，两个影子叠加重合，分不清彼此。
杜鹃知道父亲又在看自己了，从自己很小记事的时候起，她发现父亲就喜欢这么看着自己，可以好半天。有时偶然回头，发现父亲的眼光里一片奇彩，弄得他很不好意思，所以她只好常常装着什么都不知道，让父亲看个够。这时她却故意娇嗔地责备父亲：“爸，有这么看人的吗？都这么大了，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刘一鹤听了收回目光，讪讪地说：“你常常让我想起你去世的母亲。非常像呢。”杜鹃看见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片泪花，知道自己失言了。非常奇怪的是她记得在中国和毛阿姨谈起父亲来时，也是这般表情，还用手绢擦眼泪。于是她小心翼翼地问：“爸爸，毛妈妈好像很喜欢您呢。妈妈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您难道不能和毛妈妈结婚吗？多好的一对，我不会介意的。”说完了她吐了一下舌头，怕父亲怪罪。
刘一鹤有点忧伤地说：“是呀，我欠你毛妈妈太多了，恐怕要到下一辈子还她了。我们大人的事情你不懂。”
杜鹃故意耍娇：“爸，我都医学院毕业了，好歹也是大人一个，您不能老用老眼光看人。”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吃什么？”刘一鹤转开了话题。
“我给您做色拉和鱼酱三明治，再来一个汤，您看怎么样？”
“可以。”刘一鹤点点头，他知道在美国生长大的孩子大概就会这些。只要是女儿做的，什么他都爱吃。
女儿进去忙去了，刘一鹤的思绪飞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永不磨灭的知青年代。
一九七三年，刘一鹤高中毕业下放到山区插队落户。和早期下放的知青不同，他们这一代知青已经失去了革命的狂热，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和流放没什么两样。到了公社，各个大队派人来接。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在黄土和石子铺的山路上颠簸，看着沿途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不穿裤子的小孩在山坡上放牛，一点诗情画意也没有。毛娣那时坐在他身边，失望之极，问他：“靠我们这几个人来战天斗地，能行吗？这里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十倍。是不是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对前途的无望攫取了两个知青的心。
开手扶的是一个黢黑的农村青年，头发像短戳戳的扫帚，听了两个知青的对话，他说：“我们下面到大队部，要表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然后生产队长把你们各自领回去，介绍阶级斗争的动向和需要管教的地富份子。”看看两人没怎么作声，小青年回了一下头好奇地问：“听说你们俩一个是老红军的后代，一个是右派子弟。”他头扭得很厉害，毛娣担心他不看路将拖拉机开到山沟下面去。
刘一鹤沉默着一言不发，他的父亲当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分在了一个国家设计院当院长，负责业务，主持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大项目，意气风发了好几年。毛娣的父亲是一个十二级高干，因为战争年代肺部被打穿，身体一直不好，因此上级照顾他，派他到设计院当党委书记，一个闲官，带有养身体的意思。两家人一户住一栋苏式红砖小洋楼，邻近挨着，非常气派。楼前都栽着一棵合欢树，粉红的绒花和梳子一样的绿色细小树叶衬托出格调，显出高雅，显出情调，显出地位，成为设计大院里权力的象征。院里的工程设计人员很多，经过这里时都带有一股崇敬的心情，因为他们的领导一个是久经考验的老红军，一个是学重泰山的归国专家，都让人肃然起敬。两家来往密切，互敬互重。五七年大鸣大放，鼓励向党提意见，设计院有个业务骨干根据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言词有点激烈，但够不上反党言论。不久上级来了旨意，要反右，每个单位定下硬性右派指标人数，结果毛娣当党委书记的父亲欲将这个人定为右派。不料刘一鹤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人家是善意的，这样不好，以后还怎么干工作。结果两个领导干部闹得很僵，争吵得桌子都拍了。最后一气之下，刘一鹤的父亲说业务骨干是自己的部下，有责任由自己承担，把右派指标扛在了自己肩上，让全设计院的人都肃然起敬。起先还不打紧，因为他的牌子硬，是中央挂了号的学术专家，带着右派的帽子，还是响当当的院长，毛娣的父亲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为工作上离不开刘一鹤的父亲。不过刘一鹤的父亲行政职务连降三级，高干楼也只能和另一个副院长合住了。
反右时，刘一鹤和毛娣都还在襁褓之中，对这些自然不知道。因为年龄相仿，两人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父辈们的隔阂并没有影响到两小无猜。两人经常一起手牵手上小学，在路边买早点。只不过在学校里毛娣一直都是班级年级干部，刘一鹤连红领巾都不是。那时年龄小，也不太明白大人才能懂的事情。好在刘一鹤的功课非常优秀，长相清秀，懂礼貌，很讨老师们的喜欢。而且刘一鹤在父亲的亲自指导培养下拉得一手非常棒的小提琴，是学校文艺队的台柱子，并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里汇演，而且常常得名次，为学校增光。那时毛娣坐在台下仰望台上的刘一鹤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姿势优美地拉着《北京的金山上》，崇拜得不行。刘一鹤的头发有点微卷，运弓拉弦时全神贯注，毛娣想，要是他胸前有一条红领巾该有多好。毛娣喜欢到刘一鹤家里去复习功课，因为刘一鹤的父亲从英国带回来了一架电子管收音机，木头匣子雕琢精致，油漆放亮，非常名贵，放在柜子上和一个台式座钟在一起，非常洋气美观。那时收音机不普遍，这东西稀罕，其它地方根本看不见。两人常常趴在桌子上听儿童广播故事《小喇叭》。据说毛娣的父亲以前也常常来谈工作、听广播，反右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不过这一切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改变。有一天刘一鹤放学回家，看见自己家门口人头攒动，一帮臂膀上戴红袖章的中学红卫兵将家团团围住。刘一鹤挤进人群，看见地上散乱地堆满了家里的东西，里面有自己的小提琴，座钟和电子管收音机，还有父亲的博士服，学位证书。父亲跪在一条长凳子上，带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书“打倒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XXX”。毛娣的哥哥大毛是领头的，他正手握带铁头的军用武装皮带站在父亲面前大声叱喝，让父亲交待自己是不是国外派来的特务，并猛烈抽打父亲的脊背，父亲的白衬衫上立时显出一条条血印。刘一鹤见打父亲，冲上去抱住大毛的皮带，拦住不让大毛继续打父亲。在和大毛的争斗中，刘一鹤咬了大毛的手一口，结果吃了大毛一皮带，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和他一同回来的毛娣这时也冲上来抓住大毛的皮带，大喊道：“不许打刘伯伯。”这时很乱，围观的人很多，楼上的红卫兵从窗台上将刘一鹤家里的外文书籍往楼下扔，撒得遍地都是，并高喊打倒四旧，打倒封资修，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刘一鹤的父亲浑身颤抖，又气又怕。
天黑的时候，一家人倦缩在屋里，没有开灯，到处一片凌乱，无限凄凉。也不知过了多久，走廊的灯拉亮了，毛娣和母亲来了。毛娣的母亲是个三八干部，也做政治工作，为人通情达理。她蹲在刘一鹤父母亲身边，小声安慰，说孩子不懂事，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毛娣来到刘一鹤的跟前，将手里的小提琴还给了刘一鹤，告诉他是自己偷来的。看见自己心爱的小提琴，年幼的刘一鹤抱着琴放声痛哭。从此以后，两家就再也不来往了。刘一鹤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重的伤害，对毛娣一家非常怨恨，见了毛娣也不搭理了，弄得毛娣非常失落，常常躲在角落里流泪。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娣的父亲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他和刘一鹤的父亲一起戴高帽游行，不久两人又一同进了学习班，住进了牛棚，交待各自的问题。两人成为难友，同为天涯沦落人，乾坤颠倒。
刘一鹤的思绪被开手扶拖拉机的小伙子吆喝声打断了，他们到了大队部，书记和大队长都在，生产小队的队长们也在。果不既然，刘一鹤和毛娣都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扎根农村一辈子，海枯石烂不变心。走完了过场，两人由各自的小队长领了回去。
刘一鹤生产队的队长三十来岁，脸膛黑红，奇怪的是他印堂上有一块红斑胎记。他身板结实，肌肉发达。队长接过刘一鹤的行李和书箱一头一个拴在扁担上就挑在了肩上，调头就走。刘一鹤拎着小提琴盒跟在队长的身后在散满泥土味的田埂上一路小跑地跟着，两人默不作声。天气炎热，阳光刺眼，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里是新插的水稻秧苗，一片新绿。队长光着脚板在前面健步如飞，刘一鹤一会就气喘吁吁，有点跟不上。走着前面的队长见刘一鹤跟不上，不时停下来查看田里的情况，等刘一鹤。他有时用赤脚将田头的泥巴扒开，让水从上面的田块流到下面的田块里去。
走着走着，他头也不回冷不丁地问刘一鹤：“右派是个嘛东西？”问得刘一鹤一个激灵，头皮发麻。
见刘一鹤不吭声，他又问：“是资本家大，还是右派大？”
刘一鹤不知该如何回答，还是不吭声，队长也不责怪，自说自话：“不管怎地，只要不是地主富农就行，招罪。你那名字的最后那个字是个啥玩意，看了半天不认识。听说你父亲是右派，就叫你右派知青算了，好记。”刘一鹤听了哭笑不得，也不好争辩，从此得了一个雅号。
拐过一个山坳，前面地头有个年轻女孩正在毒日头下水田里除草，一顶草帽将脸遮住。只见队长大声喊道：“杜鹃。”
听到叫声，女孩赶快停下手中的农活抬起头来，清脆地哎了一声。当她抬起头来时，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刘一鹤的眼光，惊为天人。只见她摘下草帽擦汗，一双黑油油的大辫子从头顶滑落下来垂在发育还不是很完善的胸前。刘一鹤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孩，她和自己差不多年龄。她身上尽管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服，那标致的身材和落落大方的神态，两眼顾盼，透着一股四散的青春魅力。不知怎地，刘一鹤想起了神话传说中和董永一起过着桑麻生活的七仙女来。
队长大声不客气地说：“杜鹃，给你找了一个伴来了，他叫右派知青，和你一样，成份不好。以后你们一起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小心无产阶级专政。”说着队长向刘一鹤这边斜了一下眼，有点下马威的意思。
刘一鹤听着刺耳，热血上涌，心中不免愤愤，想理论。但那个叫杜鹃的女孩却一点也不介意，“知道了队长，我好好干活就是。你忙去，把他交给我，我带他去他屋。”那声音婉转，像沿路山林里听到的鸟鸣，纯清自然，非常悦耳动听。她怎么会不介意呢，刘一鹤心里不明白。
“也好，我还有事情忙，把他交给你了。今天你不用上工，帮右派知青安顿好，别忘了将他带到会计哪里去领粮食。”刘一鹤注意到队长那双浑浊的胆黄眼睛色迷迷地盯着杜鹃浑身乱看，不怀好意，让刘一鹤有一种恶心的感觉。队长回过头来又对刘一鹤说，你屋后面的一片山坡，就是你的柴山。不许到其他人的山坡上去偷柴。”
队长走了。杜鹃从水田里起来，脚在田埂上的草丛中擦着，将污泥擦掉，一会就露出了一双好看的双脚。她从路边挑起队长撂在那里的行李对刘一鹤说：“右派知青，我们走吧，我知道你屋在哪里，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刘一鹤见一个女孩给自己挑东西，很不好意思，想自己来。杜鹃说不用，你们城里人娇气，没有锻炼过，掌握不好重心。她天真无邪地笑着，像一朵烂漫的山花。那双像泉水一样的眼睛看着刘一鹤时，里面充满了好奇和欣喜，非常的明澈透亮。她问刘一鹤手中的盒子里面是装的什么，刘一鹤说是小提琴。她又问什么是小提琴，刘一鹤说是一种带弦的乐器。说起乐器，杜鹃高兴地附和说她哥哥会拉二胡，两根弦的，两个年轻人就这样在乡间的小道上聊上了。看着杜鹃挑着担子腰肢优美地摇摆着，刘一鹤在心里忍不住赞美，心情一下子高兴了起来。他跟在后面对杜鹃说自己也会拉二胡，什么时候和她哥哥一起玩二胡。不料走在前面的杜鹃一下子沉默下来不作声，刘一鹤有些诧异。过了一会，杜鹃嗓音黯然地说哥哥年前得了病，因为是地富子弟，延误了治疗，病逝了。刘一鹤听了不免心惊，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杜鹃回答说就自己一个人，一个亲人也没有了，父母亲爷爷奶奶都得病不给医治去世了。刘一鹤听罢心沉了下去，想起自己的家世，不免同病相怜起来，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自己命运更悲惨的人。刘一鹤和杜鹃就这样认识了，时代将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像当时的流行说法，一根藤上的两条苦瓜，演绎出了一段悲壮凄美的故事。
刘一鹤正沉浸在回忆中，女儿杜鹃喊他吃饭的声音将他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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