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司徒雷登---我们还会‘别了，司徒雷登‘吗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个七十多岁的美国老人离开了中国，这本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日益发达的世界中，人员的流动是在也平常不过的事。但他的离去却因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名声大噪，这位老人便是美国驻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后一位大使司徒雷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篇《别了，司徒雷登》，也许我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因为自大清朝被迫门户开放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始设立大使馆，无数的大使在中国上任去职，本就是平常不过的事。而这篇被后来收录在中学语文教科书里的著名文章，让我们认识了这位美国人，在毛泽东的文章中司徒雷登被定义为“帝国主义分子”，西方文化侵略中国的代理人。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便陷入了被侵略，欺辱的境地，老大的大清帝国再也没有往日的光鲜，太平天国的兴起给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重重一击，沉屙不起的清王朝，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批有识之士的带动下开始了自觉不自觉的开放政策，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兴起，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了中国，随之而来是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在中国应该有很久的历史，但真正在中国广泛扎根，要数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势力的扩大与中国原有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冲突，一切在矛盾中生长，壮大。
司徒雷登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作为第一代传教士，他的父亲在中国杭州创立了基督教“圣水堂”，在这里他生活了一辈子，并生下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在杭州他一直长到十一岁，他熟悉杭州话，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对母语英语反倒十分的生疏，以至于当他回到美国接受美式教育时，因不会英语而遭到同学们的嘲笑。用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他在美国结了婚后又回到中国，这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就是他的故乡，他回到了杭州，继续着他父亲的事业，他成了美国在中国的第二代传教士，这也许就是文化侵略吧。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时代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他于一九零四年返回中国，成了一名职业传教士，这时的中国正是所谓“同光中兴”的末期，洋务运动使大清朝得以苟延残喘，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这个庞大的纸老虎画皮被揭穿，日本本来是中国的附属国，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战胜了号称世界头号海军强国的中国，李鸿章半辈子的心血化为乌有，人们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把一盆污水全泼在了李鸿章头上，卖国贼的名声从此背在了李鸿章头上，长达一百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些微改革是徒劳的，那么“同光中兴”也就是大清朝覆灭前的回光返照，挽救不了这个没落的政权。
司徒雷登随时代潮流而动，教会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必须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明，接受现代教育，司徒雷登在杭州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一边传教。一边参与建立教会学校“杭州育英书院”，但在教育上的起点却是他于一九零八年接受聘请到南京就任金陵神学院校长，在这里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了十一年。
燕京大学的成立使司徒雷登赢得了教育家的名声，燕京大学也因司徒雷登的到来，成为中国闻名的大学，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后来著名的学者都出身于燕京大学。而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更是倾注了一辈子心血，正是燕京大学这个平台，让司徒雷登接触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等，他为了燕京大学的建立，广交朋友，无论是袁世凯时期的军阀，还是国民党时期的要人，还是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周恩来，更重要的是他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正是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使他成了美国驻华大使，这是后话。
从燕京大学成立到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离任校长职务，整整二十七年，司徒雷登见证了燕京大学的成长壮大，司徒雷登也被称为“燕大之父”，的确如此，当初燕大成立之初，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募到二百四十万美元的捐助，占建设这所大学总资金三百五十万美元的一大半，的确功不可没，而最大资助者竟是被称为垄断寡头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这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寡头象征的财团，竟然帮助了中国。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在中国内战爆发危险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他要偕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世界威望，到中国来调停战争，他对调停战争充满了希望，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力邀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司徒雷登是从不接触政治的人，他一生除了传教，就是兴办教育。而马歇尔看重的是司徒雷登在中国广泛的人脉。在燕大工作的几十年，司徒雷登在中国各界都有朋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更有广泛的民主文化界人士，这一优势在马歇尔看来正是调停期间需要的人才，之前马歇尔提名的魏德迈，被共产党一方否决了，魏德迈是一个明显的带有反共玫色彩的人。
司徒雷登被称为中国通，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自认为
是一个一大半中国人的美国人，他愿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深知中国遭受战乱之苦，自清亡以来，甚至前推到太平天国，中国经济重地东南数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中国没完没了的内忧外患使中国老百姓承受了更大的苦难，一九四六年的司徒雷登也许认为是时候该发挥作用了，马歇尔看中了他，于是他放弃了形影相随的燕京大学，走上了他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这件事对他来说做的有点义无反顾，司徒雷登温和的外表，文质彬彬的绅士风度，并不代表他没有坚强的信念，为燕京大学他坐过日本人的大牢，整整四年光景，日本人知道他的重要性，迟迟不放他出狱，但他并不屈服，直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蒋介石很愿意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在反共道路上两人有共同语言，但共产党坚决反对，而司徒雷登这个人选，蒋介石也能接受，他和司徒雷登私交很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很熟悉，而中共好多干部就出自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所以司徒雷登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他并不知道他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名美国大使，他信心百倍的和马歇尔一道投入到国共之间的调停工作中，但事与愿违，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中共并不是事事都做出退让，无限制的满足蒋介石的意愿，而蒋介石作为世界四大战胜国领袖之一，威望如日中天，他并没有把中共放在眼中，他崇信武力，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立的，他不愿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破坏，他不需要其他党派染指国民政府，这一点与美国政府的主张不相符，美国人希望中国结束一党训政，实行宪政，开民主先河，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二战后推行的这一套办法在欧洲屡试不爽，先后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人，放弃了在二战时为抵抗法西斯德国而建立起来的武装，参加民主选举，起初在政府中还占有一席之地，随后便被踢出了政府，慢慢的失去了参与政治的资格，美国人希望在中国也实行这样的政策，而马歇尔正是这一政策实行的设计者，但是他不知道中国不是欧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本就是一对冤家，两党纷争已经有过十年的历史，共产党不可能放弃武装，毛泽东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蒋介石知道如果共产党不放弃武装割据，一切等于零，他只能坐视共产党慢慢强大，而后消灭国民党。所以联合政府只是一张好看的表皮而已，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坐下来谈成的政权，历史告诉蒋介石只有诉诸武力打败共产党，他的政权才能平安，而蒋介石现在正好有这样的实力，他会听从马歇尔的唠唠叨叨吗？
马歇尔为和平跑断了腿，九上庐山，甚至以切断美援来威胁蒋介石，但换来的是短暂的平静，等到蒋介石撕下温情的面纱进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时，内战已经不可避免的爆发了，马歇尔失望的回到了美国，而大使司徒雷登留了下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南京被共产党攻了下来，国民政府迁到广州，连苏联大使都撤到了广州，但司徒雷登没走，他在等一个人，等他的学生，现在的共产党高干黄华，他要与共产党接洽，以探寻美国和中共合作的可能。
毛泽东的辩证法是“黑白分明，非友即敌”。在他看来司徒雷登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当然在司徒雷登的内心是支持蒋介石的，虽然蒋介石的独裁行为司徒雷登并不接受，以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国应该实行宪政民主，而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显然不符合美国人的要求，但在中国他们也只能支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中国势力最大，而蒋介石是反共的，这一点最重要，只有蒋介石能够制衡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亲苏行为，美国人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支持蒋介石反共，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进行武力争夺政权的战争，战争不符合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司徒雷登很清楚这一点，在李闻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已经查清楚事情的原委，虽然此事不是蒋介石所谓，他也不会愚蠢到给共产党造成口实的地步，但是主谋人霍揆彰实在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而做下如此愚蠢之事，蒋介石虽然大骂霍揆彰愚蠢，但是私下对霍揆彰的忠诚表示赞赏，除了撤职以外，枪毙了两个小特务后，再无下文。而霍揆彰到台湾后受到蒋介石重用，一直做到陆军总司令。这是后话。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献计不要出面解决李闻事件，自身事外，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这已经让蒋介石够被动了，毛泽东看出司徒雷登貌似公允的外表下是支持蒋介石的。
随着内战越来越扩大，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也越来越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性格对司徒雷登的唠唠叨叨也越发不耐烦了，随着战争的进行，蒋介石的败局已定，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没想到会败得如此之快，在美国政府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以国务卿杜勒斯为首的挺蒋派，坚决要求杜鲁门直接派兵介入中国内战，而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弃蒋派要求换马，司徒雷登中意桂系的李宗仁，此前李宗仁拜访过司徒雷登，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总统大选时，李宗仁参选副总统，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李宗仁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在国民党一片抱怨声之时，司徒雷登企图通过换马来解决国共纷争，而李宗仁提出了和平主张，符合司徒雷登的意思。
毛泽东之前一直希望和美国保持关系，精明的他知道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人，哪怕插进一只脚也可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牢不可破，毛泽东曾经托赫尔利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信，希望能够由他或者和周恩来访美，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共产党，但可惜的是赫尔利把这封信丢在了垃圾桶中，傲慢的美国人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快，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努力，美国人在抗战期间有一个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既有名的“迪克西使团”，毛泽东和这个军事观察组经常接触，希望向美国决策层传递一个信息，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旦爆发内战，希望美国人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哪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愿意继续和美国合作。”
但这些信息不知是没有传达到还是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把延安的力量放在眼里，同情中共的谢伟思和鲍瑞德，先后被调离延安。并且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处分，毛泽东彻底对美国人失望了，后来在西柏坡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访问中共，就中共过长江与否与毛泽东进行了讨论，并且斯大林希望毛泽东与美国保持联系，这符合苏联远东利益，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苏联急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而中国的和平直接关系着苏联远东的安全。
毛泽东已经对美国人不抱任何希望，先是赫尔利一边倒的支持蒋介石，后是马歇尔貌似公允的当裁判，但是骨子里仍希望国民党的政府能够融化共产党，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按照马歇尔设计的路线，全被踢出了政府，毛泽东是不会按照马歇尔的路线走的，而蒋介石也不允许在一个表面统一下的中国有一个武装的政党割据势力存在，这就从根本上不可能实现国共合作，而蒋介石崇信武力，认为强大的国民党部队可以让中共闭嘴。
内战的结果出乎那些支持蒋介石的人的意料，中共很快便占了上风，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支持不了多久了，从一九四六年开始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本来支持蒋介石的他陷入了前所没有的被动，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也是非常失望，而司徒雷登希望共产党就停在长江北岸不要南下，他支持美国政府换马，换上标榜和平的李宗仁，这一点他得罪了蒋介石，两人长期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也终结了，但是城下之盟最终是不会让人满意的，共产党苛刻的条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李宗仁失望了，也没有信心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躲在桂林老巢不出，司徒雷登尴尬万分，共产党很快拿下南京，司徒雷登坐等共产党一百多天，他希望和共产党接触，在国民党行将失败的时候，探讨和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他说：“我非常希望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者，支持他的决定，早在沈阳解放之初，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并没有立即关闭，也是在做和共产党接触的可能性。而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知道和中共的接触，探讨建立关系的可能符合美国利益，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投入苏联人的怀抱，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华出现了，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带着周恩来的使命来找他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知道他在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以私人的身份来和共产党接触，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的专制制度，他甚至口气强硬的说：“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而把苏联模式的专制政体移植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也许忘了这时的中共已经是拥有五百万军队的强大政党，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司徒雷登如此强硬的立场，这一点连艾奇逊也知道。那么他和黄华能够谈的融洽吗？
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外交比作“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客人。”毛泽东已经决定摒弃旧有的一切，开始全新的外交政策，他不承认国民党蒋介石时代的一切外交，他把它们称之为卖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外交，不承认过去政府的一切，也就意味着 司徒雷登不能以官方的，也就是驻华大使的身份和中共接触，因为司徒雷登是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既然毛泽东已经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也就没有所谓的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所以司徒雷登的一切活动都被看成为私人活动。而黄华此时被任命为南京外事处负责人。
中共高层已经注意到司徒雷登的动向，所以周恩来派黄华到南京任外事处主任，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司徒雷登接触，但是基调已经定下，必须是私人身份，黄华和司徒雷登见了几次面，中间人是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此人追随司徒雷登一辈子，作为燕大学生是黄华的同学，傅泾波陪伴司徒雷登一辈子，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因倾向于和共产党的新中国建立关系，受到麦卡锡主义者迫害，郁郁不得志，并且身患脑溢血，行动不方便，是傅泾波照料他的余生，直至逝世。这是后话。
按中共的意思如果美国人在寻求和中共建立某种关系，前提必须是和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一点黄华说的很明白，但司徒雷登寻求的是确保美国在华的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和中共接触，这一点中共是绝不会接受的，中共的外交政策很明白，毛泽东形象的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迎接客人。”就是坚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一切重新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新政权主导下，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就意味着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作废。司徒雷登试图和国民党政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和中共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是中共万不能接触的，黄华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下来，就此问题交换意见，但是立场的不同，他们的交谈是毫无结果的，司徒雷登寻求另一种可能，他希望能够见到周恩来，直接与中共高层接触，但以何种身份会面呢？官方的身份肯定是不行的，周恩来建议司徒雷登以过生日的名义到燕大，在燕大可以找到接触的机会，因为司徒雷登过去过生日总是到燕大庆生，他的夫人已经去世，并且安葬在燕大，他把燕大看成是自己家，这个建议很不错，但是司徒雷登没能成行，美国政府担心司徒雷登一旦成行，其他盟国在华大使似乎看到美国政府在释放一种信号，如果纷纷效仿，都前往北京去，可能给国民党政府造成错觉，这个影响太大了。美国政府决定召回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无法自好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离开中国，八月八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而司徒雷登途径冲绳时，继续发表希望和中共建立关系的声明，表明支持中共政权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阻止了这个声明的发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中共已经和苏联协商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司徒雷登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徒劳的。
美国政府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在这篇文告中美国人承认在华外交的失败，好像是自白一样的这篇文告，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他们不会按照中共设计的路线和中共建立关系的，美国政府的强硬和司徒雷登的妥协，是不会有交集的，所以司徒雷登只有听从召唤回到美国去，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接受教育于美国，然后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且不评价他在中美外交上有何成就，其实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有所成就，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司徒雷登倾尽毕生精力，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功不可没，虽然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把司徒雷登定位成“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破产的象征。”这篇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造成的影响很大，司徒雷登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但是历史总是会还原真相的，当人们撇去政治偏见后，再来审视这位历史人物时，发现正如司徒雷登所说：“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他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在一九四九年无奈的离开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中国后，在美国他的余生是在中国人的照料下度过的，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去世，他的遗愿是回归中国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希望在地下永远看着他的燕大。
岁月轮回，在司徒雷登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二零零八年，司徒雷登回到了他的故乡杭州，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这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如同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这个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终于叶落归根回归中国。
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毛泽东为他送行，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即将建立新政权的前夕，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马克思发明了阶级斗争，被毛泽东运用的炉火纯青，毛泽东眼中的人民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被专政的对象，当然就不是“人民”了，出身农村的毛泽东对地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仇恨，这些地主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开明的或是作恶多端的，只要存在着剥削，就是敌人，就是需要专政的，奇怪的是资本家也存在着剥削，但却被毛泽东划到了“人民”的一边，这种简单的阶级划分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那些被专政的对象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有些在极左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没有犯罪，被处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出身。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毛泽东在阐述他的国家性质后，还讲到了外交，他直言不讳地讲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边倒”，毛泽东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等于拒绝了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也拒绝了美国的频频秋波，司徒雷登企图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也失败了，他只能黯然离开中国，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在司徒雷登发表与中国新政权之间关系的讲话后，明确不能发表，并急召司徒雷登回国。
毛泽东的外交思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并没有定式，在他并没有取胜把握下他希望和美国合作，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共产党，至少是平等对待国共两党，但从美国人的内心来说，蒋介石当然比毛泽东更重要，共产主义浪潮席卷整个世界，这个巨大的冲击力，让美国人有点力不从心，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造就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相对于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一个苏俄，美国人并没有感到它的可怕，虽然二次大战使苏联国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苏联作为解放者的姿态，占领了整个东欧，并且使这些国家改变了国体，清一色的共产党执政，成了实际上的苏联加盟国，这个很可怕，在亚洲苏联极力渗透，早在苏俄建国之初，列宁就派人到中国去寻找代理人，正在苦闷中的孙中山，得到了苏俄的意向后，和苏俄一拍即合，在孙中山看来之前的革命，靠那些世界列强支持，是不行的，这些列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华的利益，而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对他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而苏俄刚刚建立，在世界上也是孤立的，他需要东方这个大国朋友，在西方他几乎就是在包围圈中生存，孙中山和苏俄相同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让我们铭记犹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原来马克思主义是炮声送来的，在注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隆隆炮声时，便预示着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地上，为政权的建立，将重演着历史的怪圈，政权的建立是在战争的胜负基础上的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便陷入了被侵略，欺辱的境地，老大的大清帝国再也没有往日的光鲜，太平天国的兴起给这个腐朽没落的王朝重重一击，沉屙不起的清王朝，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批有识之士的带动下开始了自觉不自觉的开放政策，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兴起，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传入了中国，随之而来是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在中国应该有很久的历史，但真正在中国广泛扎根，要数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势力的扩大与中国原有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冲突，一切在矛盾中生长，壮大。
司徒雷登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作为第一代传教士，他的父亲在中国杭州创立了基督教“圣水堂”，在这里他生活了一辈子，并生下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于一八七六年六月，在杭州他一直长到十一岁，他熟悉杭州话，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对母语英语反倒十分的生疏，以至于当他回到美国接受美式教育时，因不会英语而遭到同学们的嘲笑。用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个美国人。”他在美国结了婚后又回到中国，这对司徒雷登来说，中国就是他的故乡，他回到了杭州，继续着他父亲的事业，他成了美国在中国的第二代传教士，这也许就是文化侵略吧。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时代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他于一九零四年返回中国，成了一名职业传教士，这时的中国正是所谓“同光中兴”的末期，洋务运动使大清朝得以苟延残喘，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这个庞大的纸老虎画皮被揭穿，日本本来是中国的附属国，一个小小的岛国竟然战胜了号称世界头号海军强国的中国，李鸿章半辈子的心血化为乌有，人们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把一盆污水全泼在了李鸿章头上，卖国贼的名声从此背在了李鸿章头上，长达一百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些微改革是徒劳的，那么“同光中兴”也就是大清朝覆灭前的回光返照，挽救不了这个没落的政权。
司徒雷登随时代潮流而动，教会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认为，必须把西方文明传播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了解西方文明，接受现代教育，司徒雷登在杭州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一边传教。一边参与建立教会学校“杭州育英书院”，但在教育上的起点却是他于一九零八年接受聘请到南京就任金陵神学院校长，在这里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了十一年。
燕京大学的成立使司徒雷登赢得了教育家的名声，燕京大学也因司徒雷登的到来，成为中国闻名的大学，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后来著名的学者都出身于燕京大学。而司徒雷登对燕京大学更是倾注了一辈子心血，正是燕京大学这个平台，让司徒雷登接触到了中国那个时代的各色人等，他为了燕京大学的建立，广交朋友，无论是袁世凯时期的军阀，还是国民党时期的要人，还是共产党的头号人物周恩来，更重要的是他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正是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使他成了美国驻华大使，这是后话。
从燕京大学成立到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离任校长职务，整整二十七年，司徒雷登见证了燕京大学的成长壮大，司徒雷登也被称为“燕大之父”，的确如此，当初燕大成立之初，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募到二百四十万美元的捐助，占建设这所大学总资金三百五十万美元的一大半，的确功不可没，而最大资助者竟是被称为垄断寡头的美国洛克菲勒财团，这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寡头象征的财团，竟然帮助了中国。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在中国内战爆发危险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来到中国，他要偕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世界威望，到中国来调停战争，他对调停战争充满了希望，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力邀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对司徒雷登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司徒雷登是从不接触政治的人，他一生除了传教，就是兴办教育。而马歇尔看重的是司徒雷登在中国广泛的人脉。在燕大工作的几十年，司徒雷登在中国各界都有朋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更有广泛的民主文化界人士，这一优势在马歇尔看来正是调停期间需要的人才，之前马歇尔提名的魏德迈，被共产党一方否决了，魏德迈是一个明显的带有反共玫色彩的人。
司徒雷登被称为中国通，一点也不为过，他的大半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自认为
是一个一大半中国人的美国人，他愿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深知中国遭受战乱之苦，自清亡以来，甚至前推到太平天国，中国经济重地东南数省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中国没完没了的内忧外患使中国老百姓承受了更大的苦难，一九四六年的司徒雷登也许认为是时候该发挥作用了，马歇尔看中了他，于是他放弃了形影相随的燕京大学，走上了他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这件事对他来说做的有点义无反顾，司徒雷登温和的外表，文质彬彬的绅士风度，并不代表他没有坚强的信念，为燕京大学他坐过日本人的大牢，整整四年光景，日本人知道他的重要性，迟迟不放他出狱，但他并不屈服，直到抗战胜利的到来。
蒋介石很愿意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在反共道路上两人有共同语言，但共产党坚决反对，而司徒雷登这个人选，蒋介石也能接受，他和司徒雷登私交很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很熟悉，而中共好多干部就出自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所以司徒雷登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他并不知道他是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名美国大使，他信心百倍的和马歇尔一道投入到国共之间的调停工作中，但事与愿违，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中共并不是事事都做出退让，无限制的满足蒋介石的意愿，而蒋介石作为世界四大战胜国领袖之一，威望如日中天，他并没有把中共放在眼中，他崇信武力，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立的，他不愿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破坏，他不需要其他党派染指国民政府，这一点与美国政府的主张不相符，美国人希望中国结束一党训政，实行宪政，开民主先河，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二战后推行的这一套办法在欧洲屡试不爽，先后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人，放弃了在二战时为抵抗法西斯德国而建立起来的武装，参加民主选举，起初在政府中还占有一席之地，随后便被踢出了政府，慢慢的失去了参与政治的资格，美国人希望在中国也实行这样的政策，而马歇尔正是这一政策实行的设计者，但是他不知道中国不是欧洲，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本就是一对冤家，两党纷争已经有过十年的历史，共产党不可能放弃武装，毛泽东笃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而蒋介石知道如果共产党不放弃武装割据，一切等于零，他只能坐视共产党慢慢强大，而后消灭国民党。所以联合政府只是一张好看的表皮而已，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坐下来谈成的政权，历史告诉蒋介石只有诉诸武力打败共产党，他的政权才能平安，而蒋介石现在正好有这样的实力，他会听从马歇尔的唠唠叨叨吗？
马歇尔为和平跑断了腿，九上庐山，甚至以切断美援来威胁蒋介石，但换来的是短暂的平静，等到蒋介石撕下温情的面纱进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时，内战已经不可避免的爆发了，马歇尔失望的回到了美国，而大使司徒雷登留了下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南京被共产党攻了下来，国民政府迁到广州，连苏联大使都撤到了广州，但司徒雷登没走，他在等一个人，等他的学生，现在的共产党高干黄华，他要与共产党接洽，以探寻美国和中共合作的可能。
毛泽东的辩证法是“黑白分明，非友即敌”。在他看来司徒雷登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当然在司徒雷登的内心是支持蒋介石的，虽然蒋介石的独裁行为司徒雷登并不接受，以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国应该实行宪政民主，而蒋介石的一党专政显然不符合美国人的要求，但在中国他们也只能支持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中国势力最大，而蒋介石是反共的，这一点最重要，只有蒋介石能够制衡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亲苏行为，美国人毫无办法，他们只能支持蒋介石反共，但是美国人不希望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进行武力争夺政权的战争，战争不符合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司徒雷登很清楚这一点，在李闻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已经查清楚事情的原委，虽然此事不是蒋介石所谓，他也不会愚蠢到给共产党造成口实的地步，但是主谋人霍揆彰实在是为了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而做下如此愚蠢之事，蒋介石虽然大骂霍揆彰愚蠢，但是私下对霍揆彰的忠诚表示赞赏，除了撤职以外，枪毙了两个小特务后，再无下文。而霍揆彰到台湾后受到蒋介石重用，一直做到陆军总司令。这是后话。
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献计不要出面解决李闻事件，自身事外，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这已经让蒋介石够被动了，毛泽东看出司徒雷登貌似公允的外表下是支持蒋介石的。
随着内战越来越扩大，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也越来越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性格对司徒雷登的唠唠叨叨也越发不耐烦了，随着战争的进行，蒋介石的败局已定，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没想到会败得如此之快，在美国政府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以国务卿杜勒斯为首的挺蒋派，坚决要求杜鲁门直接派兵介入中国内战，而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弃蒋派要求换马，司徒雷登中意桂系的李宗仁，此前李宗仁拜访过司徒雷登，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总统大选时，李宗仁参选副总统，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李宗仁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在国民党一片抱怨声之时，司徒雷登企图通过换马来解决国共纷争，而李宗仁提出了和平主张，符合司徒雷登的意思。
毛泽东之前一直希望和美国保持关系，精明的他知道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人，哪怕插进一只脚也可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牢不可破，毛泽东曾经托赫尔利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信，希望能够由他或者和周恩来访美，向美国人介绍中国共产党，但可惜的是赫尔利把这封信丢在了垃圾桶中，傲慢的美国人给毛泽东造成了不快，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努力，美国人在抗战期间有一个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既有名的“迪克西使团”，毛泽东和这个军事观察组经常接触，希望向美国决策层传递一个信息，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旦爆发内战，希望美国人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哪里得到一支枪，一粒子弹，中共都愿意继续和美国合作。”
但这些信息不知是没有传达到还是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把延安的力量放在眼里，同情中共的谢伟思和鲍瑞德，先后被调离延安。并且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处分，毛泽东彻底对美国人失望了，后来在西柏坡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访问中共，就中共过长江与否与毛泽东进行了讨论，并且斯大林希望毛泽东与美国保持联系，这符合苏联远东利益，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苏联急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而中国的和平直接关系着苏联远东的安全。
毛泽东已经对美国人不抱任何希望，先是赫尔利一边倒的支持蒋介石，后是马歇尔貌似公允的当裁判，但是骨子里仍希望国民党的政府能够融化共产党，而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按照马歇尔设计的路线，全被踢出了政府，毛泽东是不会按照马歇尔的路线走的，而蒋介石也不允许在一个表面统一下的中国有一个武装的政党割据势力存在，这就从根本上不可能实现国共合作，而蒋介石崇信武力，认为强大的国民党部队可以让中共闭嘴。
内战的结果出乎那些支持蒋介石的人的意料，中共很快便占了上风，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支持不了多久了，从一九四六年开始上任的司徒雷登大使，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本来支持蒋介石的他陷入了前所没有的被动，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也是非常失望，而司徒雷登希望共产党就停在长江北岸不要南下，他支持美国政府换马，换上标榜和平的李宗仁，这一点他得罪了蒋介石，两人长期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也终结了，但是城下之盟最终是不会让人满意的，共产党苛刻的条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李宗仁失望了，也没有信心再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躲在桂林老巢不出，司徒雷登尴尬万分，共产党很快拿下南京，司徒雷登坐等共产党一百多天，他希望和共产党接触，在国民党行将失败的时候，探讨和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他说：“我非常希望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者，支持他的决定，早在沈阳解放之初，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并没有立即关闭，也是在做和共产党接触的可能性。而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知道和中共的接触，探讨建立关系的可能符合美国利益，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投入苏联人的怀抱，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华出现了，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共产党高级干部，带着周恩来的使命来找他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知道他在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以私人的身份来和共产党接触，是有一定的基础的，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接受苏联的专制制度，他甚至口气强硬的说：“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而把苏联模式的专制政体移植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也许忘了这时的中共已经是拥有五百万军队的强大政党，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接受司徒雷登如此强硬的立场，这一点连艾奇逊也知道。那么他和黄华能够谈的融洽吗？
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外交比作“把屋子打扫干净，迎接客人。”毛泽东已经决定摒弃旧有的一切，开始全新的外交政策，他不承认国民党蒋介石时代的一切外交，他把它们称之为卖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外交，不承认过去政府的一切，也就意味着 司徒雷登不能以官方的，也就是驻华大使的身份和中共接触，因为司徒雷登是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既然毛泽东已经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也就没有所谓的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所以司徒雷登的一切活动都被看成为私人活动。而黄华此时被任命为南京外事处负责人。
中共高层已经注意到司徒雷登的动向，所以周恩来派黄华到南京任外事处主任，主要的工作就是和司徒雷登接触，但是基调已经定下，必须是私人身份，黄华和司徒雷登见了几次面，中间人是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此人追随司徒雷登一辈子，作为燕大学生是黄华的同学，傅泾波陪伴司徒雷登一辈子，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因倾向于和共产党的新中国建立关系，受到麦卡锡主义者迫害，郁郁不得志，并且身患脑溢血，行动不方便，是傅泾波照料他的余生，直至逝世。这是后话。
按中共的意思如果美国人在寻求和中共建立某种关系，前提必须是和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联系，这一点黄华说的很明白，但司徒雷登寻求的是确保美国在华的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和中共接触，这一点中共是绝不会接受的，中共的外交政策很明白，毛泽东形象的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迎接客人。”就是坚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一切重新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新政权主导下，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就意味着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作废。司徒雷登试图和国民党政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和中共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是中共万不能接触的，黄华和司徒雷登几次接触下来，就此问题交换意见，但是立场的不同，他们的交谈是毫无结果的，司徒雷登寻求另一种可能，他希望能够见到周恩来，直接与中共高层接触，但以何种身份会面呢？官方的身份肯定是不行的，周恩来建议司徒雷登以过生日的名义到燕大，在燕大可以找到接触的机会，因为司徒雷登过去过生日总是到燕大庆生，他的夫人已经去世，并且安葬在燕大，他把燕大看成是自己家，这个建议很不错，但是司徒雷登没能成行，美国政府担心司徒雷登一旦成行，其他盟国在华大使似乎看到美国政府在释放一种信号，如果纷纷效仿，都前往北京去，可能给国民党政府造成错觉，这个影响太大了。美国政府决定召回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无法自好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离开中国，八月八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而司徒雷登途径冲绳时，继续发表希望和中共建立关系的声明，表明支持中共政权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阻止了这个声明的发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中共已经和苏联协商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司徒雷登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徒劳的。
美国政府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在这篇文告中美国人承认在华外交的失败，好像是自白一样的这篇文告，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他们不会按照中共设计的路线和中共建立关系的，美国政府的强硬和司徒雷登的妥协，是不会有交集的，所以司徒雷登只有听从召唤回到美国去，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接受教育于美国，然后回到中国，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我们且不评价他在中美外交上有何成就，其实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也不可能有所成就，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司徒雷登倾尽毕生精力，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一点功不可没，虽然毛泽东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把司徒雷登定位成“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破产的象征。”这篇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造成的影响很大，司徒雷登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但是历史总是会还原真相的，当人们撇去政治偏见后，再来审视这位历史人物时，发现正如司徒雷登所说：“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他大半辈子生活在中国，在一九四九年无奈的离开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中国后，在美国他的余生是在中国人的照料下度过的，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去世，他的遗愿是回归中国和他的夫人葬在一起，希望在地下永远看着他的燕大。
岁月轮回，在司徒雷登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二零零八年，司徒雷登回到了他的故乡杭州，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这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的遗愿，如同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至此，这个更甚于美国人的历史人物终于叶落归根回归中国。
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毛泽东为他送行，发表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即将建立新政权的前夕，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马克思发明了阶级斗争，被毛泽东运用的炉火纯青，毛泽东眼中的人民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是被专政的对象，当然就不是“人民”了，出身农村的毛泽东对地主阶级有一种天然的仇恨，这些地主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开明的或是作恶多端的，只要存在着剥削，就是敌人，就是需要专政的，奇怪的是资本家也存在着剥削，但却被毛泽东划到了“人民”的一边，这种简单的阶级划分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那些被专政的对象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有些在极左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没有犯罪，被处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出身。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毛泽东在阐述他的国家性质后，还讲到了外交，他直言不讳地讲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边倒”，毛泽东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等于拒绝了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也拒绝了美国的频频秋波，司徒雷登企图与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也失败了，他只能黯然离开中国，美国政府已经知道所有的一切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在司徒雷登发表与中国新政权之间关系的讲话后，明确不能发表，并急召司徒雷登回国。
毛泽东的外交思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并没有定式，在他并没有取胜把握下他希望和美国合作，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共产党，至少是平等对待国共两党，但从美国人的内心来说，蒋介石当然比毛泽东更重要，共产主义浪潮席卷整个世界，这个巨大的冲击力，让美国人有点力不从心，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直接造就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相对于一次世界大战后，仅仅一个苏俄，美国人并没有感到它的可怕，虽然二次大战使苏联国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苏联作为解放者的姿态，占领了整个东欧，并且使这些国家改变了国体，清一色的共产党执政，成了实际上的苏联加盟国，这个很可怕，在亚洲苏联极力渗透，早在苏俄建国之初，列宁就派人到中国去寻找代理人，正在苦闷中的孙中山，得到了苏俄的意向后，和苏俄一拍即合，在孙中山看来之前的革命，靠那些世界列强支持，是不行的，这些列强更关心的是他们在华的利益，而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对他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而苏俄刚刚建立，在世界上也是孤立的，他需要东方这个大国朋友，在西方他几乎就是在包围圈中生存，孙中山和苏俄相同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让我们铭记犹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原来马克思主义是炮声送来的，在注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隆隆炮声时，便预示着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地上，为政权的建立，将重演着历史的怪圈，政权的建立是在战争的胜负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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