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从习近平演讲引蒋经国座右铭说起
记得去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如常引经据典，如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等。但令人意外的是，习近平亦引述了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的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中国与东盟要“坚持合作双赢。‘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著名书法家于右任，1961年给蒋经国题的条幅。此14字真言，其后成为蒋经国的座右铭。
无独有偶，习近平曾被外界拿来与蒋经国比较，指两人的经历、地位、政治承担和机遇等相似。习近平此番演讲，引起大陆网友的纷纷热议。
蒋经国使一个专制独裁社会向现代民主宪政社会转变，从数百年的历史上看，他的作为及其意义远超中国近代史任何一位政治家。
若习近平能效仿蒋经国，历史也就会将他与蒋经国相提并论了。
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
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马英九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
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
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
2.组织“革新小组”。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严令”。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戒严”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解除“戒严”，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
4.开放“党禁”。即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后，蒋经国就曾有与党外反对者沟通的安排，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人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在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党禁”决议。
正式解除“戒严”、“党禁”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5.开放“报禁”。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严”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
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6.“革新党务”。为适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国民党的工作，把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国民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人。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时发表的追思文章《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中说：“15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
今天的台湾，人们普遍尊崇、缅怀蒋经国，体现了公平自在人心的箴言。
中国的蒋经国去世了，但中国的变革，会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记得去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如常引经据典，如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等。但令人意外的是，习近平亦引述了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的座右铭“计利当计天下利”。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中国与东盟要“坚持合作双赢。‘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东盟国家。”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著名书法家于右任，1961年给蒋经国题的条幅。此14字真言，其后成为蒋经国的座右铭。
无独有偶，习近平曾被外界拿来与蒋经国比较，指两人的经历、地位、政治承担和机遇等相似。习近平此番演讲，引起大陆网友的纷纷热议。
蒋经国使一个专制独裁社会向现代民主宪政社会转变，从数百年的历史上看，他的作为及其意义远超中国近代史任何一位政治家。
若习近平能效仿蒋经国，历史也就会将他与蒋经国相提并论了。
台湾从威权政体转变为宪政民主，固然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蒋经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但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
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马英九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主权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长期“戒严”，使宪政受到很大束缚。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
据《国民党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
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台独’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当时在现场传译的马英九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推翻，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国民党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国民党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党禁”未开，民进党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国民党要员要求对民进党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蒋经国默认民进党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戒严令”前后，国民党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国民党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国民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
2.组织“革新小组”。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戒严令”。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戒严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戒严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戒严”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解除“戒严”，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
4.开放“党禁”。即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后，蒋经国就曾有与党外反对者沟通的安排，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人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问题。1986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在通过“解除戒严”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党禁”决议。
正式解除“戒严”、“党禁”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5.开放“报禁”。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戒严”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
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6.“革新党务”。为适应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国民党的工作，把国民党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国民党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国民党“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此时他已不能说话，“总统致辞”由“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宣读。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籍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喧哗。
面庞浮肿的蒋经国离场前，默默地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茫然。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19天后，蒋经国病逝。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
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人。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时发表的追思文章《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中说：“15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
今天的台湾，人们普遍尊崇、缅怀蒋经国，体现了公平自在人心的箴言。
中国的蒋经国去世了，但中国的变革，会以巨大的惯性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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