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一再强调，经过郑州会议以来几个月的反复“纠左”，大跃进“一个指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全国是一个“太平世界，四方无事”，形势大好。那么当时全国各地究竟是什么情景呢?
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上说，彭德怀是“把局部的、暂时的、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加以极端夸大”，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右倾反党行为。
当时，大跃进和食堂化给全国各地造成的灾难是十分严重的，毛泽东也发现了一些极左和混乱的现象。从1958年11月开始到1959年6月，他利用8个月的时间，召开四次包括郑州会议在内的中央会议，发布了一批中央文件，连续写了直接发给生产队长的5封《党内通信》，不断纠左，反复纠左，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收效甚微，左祸依然如脱缰的疯狂野马，难以制服。
但是一些理论家却对此赞不绝口。说毛泽东最早发现了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最早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多么富有眼光，多么讲求务实!
其实这是只看表象、不看实质的胡说!难道深受极左祸害的几亿农民和成千上万的基层干部都发现不了极左问题?那些长年累月在基层奔走的记者、通讯员、作家、学者和无数的有识之士都发现不了极左问题?难道只有身居北京、高高在上、到下面巡视走马观花的毛泽东一人最早发现了极左问题?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极左问题，发现得更早、更多、更具体、更全面，他们更有切身体会，亲自体验，他们是极左恶魔的直接受害者。只是他们心明如镜，满腹怨言，却噤若寒蝉、不敢发言罢了。
比如河南信阳地区，是全国“共产主义试验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在这里兴起。当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等极左恶魔在这里疯狂肆虐的时候，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表示怀疑和反对，甚至予以抵制，但却招来大规模地批判斗争，逮捕入狱的高达12000多人。全国各地批评大跃进问题的有识之士何止十万百万!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反左的先锋，纠左的志士!但大都落了个悲惨下场。
而一些地方大员，面对极左恶魔疯狂地祸害百姓，为了保乌纱帽，有的睁眼闭眼，无动于衷;有的助纣为虐，煽风点火;有的本身就是极左恶魔，胡言乱语，残民以逞;他们大都知道左祸害人，不得人心，大跃进问题严重，早该纠正，但是为了头上的乌纱，明哲保身，尽量迎合，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最高领袖毛泽东能够“发现”极左错误，且敢于纠左。因为人们都知道，我国各地汩汩滔滔的左倾错误，都是由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带来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尤其像大跃进这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主导的全局性错误，只有毛自己来“发现”，自己来纠正。其他人胆敢“发现”和纠正，就可能是自讨苦吃，甚至自取灭亡!
不管怎样，毛泽东起初确实发现了大跃进的一些问题，连续召开几次会议进行纠左，也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部分地刹住了，一些劳民伤财的“大办”部分取消了。但是，“共产”最严重的公共食堂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大力扩张;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强迫命令、盲目蛮干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由此造成的灾难依然在大规模地蔓延。
1958年10月，全国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开始缺粮断顿，亿万农民开始忍饥挨饿，不少人开始逃荒要饭，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1959年春天，河南省委已发现商丘、新乡等地饿死了十几万人，却只向中央报告“饿死5000人”。中央连续在河南召开两次“郑州会议”进行纠左，原因可能就在于此。而作为“共产主义试点”的信阳地区，更是发生了大面积饥荒和饿死人现象，正在为1960年饿死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做着铺垫。
与此同时，安徽的大跃进“先进典型”无为县，全县的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只有2两口粮，也不能正常发放。全县70万农民靠吃野菜吃树叶生活。7月初，也就是庐山会议召开之时，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到无为检查工作，发现不少农村已是十室九空，路上行人面带菜色，摇摇晃晃。随意来到一个食堂揭开大锅一看，里面尽是野菜树叶!他难过地赋诗道：“建国已十年，黎民尚菜糠;五风吹不尽，惭愧吃公粮!”
他通过调查又发现，全县因饥饿而得浮肿病的达20多万人，有不少人饿死却不敢上报。有的农民竟跪在副省长面前哭着说：“救救我们吧!”在广大农民的苦苦哀求下，他毅然下令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实现了大家强烈企盼的“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政策。这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大得人心的纠左。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庆贺新生。不料竟因此惹下滔天大祸，毛泽东在庐山闻讯勃然大怒，把他和彭德怀绑在一起，扣了几顶骇人的大帽子。张凯帆由此锒铛入狱，受尽磨难。而无为县由此陷入更大的灾难，一年后竟饿死了30多万人，成为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县。
这就说明，庐山会议之前，大跃进的问题在全国各地依然十分普遍，十分严重;毛泽东辛辛苦苦的8个月纠左，收效甚微，甚至劳而无功，左倾祸害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可是毛泽东却在庐山一直高调申明，纠左已经成功结束，“形势大好，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他的主观感觉和客观实际为何有天壤之别?
他喜欢用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然而他认为这“一个指头”的缺点已基本纠正。而实际上当时是九分错误一分成绩，而这九分错误连一分也没有纠正!毛泽东一贯主张实事求是，为何此时他距离实事求是竟有十万八千里?!
这除了他头脑发热、好大喜功、主观武断以外，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与他的调查研究方法有关。
当时提倡所谓“政治家办报”，报纸要为形势服务。新闻专制，舆论一律，全国所有的报纸天天都不遗余力为大跃进唱赞歌，到处都是莺歌燕舞，卫星满天飞，红旗遍地插，共产主义的“馅饼”似乎要砸到头顶了!
大跃进三年，我们的新闻没有报道半点负面消息，没有报道半点缺点和错误，完全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1960年9月，中央已经开始处理饿死100万多人的河南“信阳事件”，肯定知道全国至少饿死1000多万人的消息，但是当年的《人民日报》在10月1日的国庆社论中仍然说：“两年来，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的严重减产，但是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逢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堂堂中央党报满嘴谎言，瞒哄天下。难怪刘少奇后来说，大跃进党中央犯错误，《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毛泽东的头脑只会越来越热，怎么能发现大跃进的问题呢?
于是他只有通过听下面的汇报、亲自调查研究来发现问题。而下面汇报的材料还是莺歌燕舞，满篇好话，那就只有调查了。他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他此时的调查和井冈山时期的调查大不一样。据他说，他在庐山会议前，离开北京下去调查，10天跑了4
个省。肯定是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怎么能得到实情?
更要命的是，那些地方大员大都揣摩到了领袖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特点，都掌握了领袖喜欢冒进、鼓吹大跃进、对反冒进严厉批评、对大跃进高度赞扬的心态，因此在向领袖汇报情况时，都是报喜不报忧，甚至胡吹海吹，说大话不脸红，吹牛皮不报税，赚得领袖高兴就行。老百姓吃糠咽菜，大锅饭饿死人的问题，谁敢汇报?
而且，领袖所到之处，一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热气腾腾，火光冲天，真是大干苦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实际上这是胡乱折腾，劳民伤财。领袖正在心花怒放、信心高涨之时，谁敢汇报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在政治高压下普遍形成的瞒和骗的汪洋大海，那些中央领导、地方大员和无数的基层干部，大都在这大海中迷失了自我，大都在欺上瞒下、自欺欺人中生活。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一样，眼看着皇帝赤裸的丑态，却都不敢揭穿而只有夸赞。
在这种大环境下，毛泽东尽管不断地召开会议，不断地外出视察，不断地做调查、听汇报、看材料，但却很难掌握到真实情况，脑海里装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虚假信息。这种表象和信息掌握的越多，背离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就越来越远。
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可能都缘于此。
然而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化身，是真理的象征。满嘴荒唐胡言，完全脱离实际，却非常骄傲自负。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疾言厉色地批评彭德怀：“你是自以为是!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
这话批评彭德怀则完全错误，实践证明，这话恰恰是当时毛泽东的自我写照!
“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
这尖刻的语言，如同三把锋利的尖刀刺向在座的彭德怀(国防部长)、张闻天(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几位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向最高领袖反映了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现象，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为了人民利益，竟遭到领袖当众如此的冷嘲热讽，如此的羞辱!
不知那三位志士当时是什么心态，现在我们听了这刺耳的话心里仍然不是味儿，真替他们难受!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有一点，现在已经纠正了，你彭德怀却揪住不放，分明是急于发难，图谋不轨!领袖的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脱离实际、亵渎正义的霸道心态跃然纸上!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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