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3日这一天晚间，刚刚在怀来丢掉了部队只身逃回的傅作义嫡系、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忐忑不安地走进中南海居仁堂。开始他害怕傅总司令追究他的一个军被歼的责任，进屋后大气都不敢出，随后却发现情况不是这样，傅作义此时正在考虑出路。
据安春山后来回忆说，他走进那个电灯通亮的房间后，傅作义看了他一眼，语气平缓地说：“过去的事，不再提了，免得不愉快。今晚叫你来，我想听听你对今后局势的看法，和我们今后的出路何在？”
安春山听到这话，心放宽了些，看了看傅作义，对老上司坦诚地说道：“从两年多的内战来看，蒋介石南京政府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我们再也不能跟着他干了，不能为他去殉葬，和他一块完蛋。眼下，解放军兵临城下，在议和的问题上，请傅总司令当机立断，再不能犹豫徘徊，踌躇不决！”
傅作义听了安春山的话语，站起身，在室内又踱起步来，“从现在的情况看，仗是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原来，我有个想法，要想谈和，必先能战，不能战怎么谈和。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错了。华北的决战，从杨成武包围张家口，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我们察绥军的主力3个军，吃掉了一个，包围了两个，这下边的仗怎么打？实在是没法打了。所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和平一途了。”
接着，傅作义走到安春山的跟前，停下脚步，冲着安春山说：“求和是不是投降？是不是背叛？”
傅作义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过去是阎锡山的部下，却毕竟是国民党的大员，为人自尊心又很强，有这样的顾虑是很自然的。安春山对此早已深思熟虑，便劝说道：“罢战言和和投降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罢战言和并没有包含战争的结论是谁胜谁负，而是说战争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或是一方目的达到了，或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其中一方或两方，不愿再打了，提出议和的请求。尔后，通过双方派遣的代表进行谈判，达成某些协议，遵照执行；投降则是另一种形式了，是一方被另一方打怕了，败者向胜者无条件地缴械，并且答应胜者提出的任何条件。今天，我们同共产党、同解放军议和，是为了不再损伤国家元气，不使文化古城遭受战火摧毁，不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再受战火的破坏，这和战败后的投降有着本质区别。至于背叛问题，这要区别开对象，对人民来说，我们的举动不但不是背叛，相反是忠于他们的表现！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来说，也可以称之谓‘背叛’，但这些家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这些人不仅现在应该背叛，过去我们也不应该和他们走一条路，同流合污。”
在傅作义的绥远系部队中，安春山素有“小诸葛”的称号。傅作义在思忖着他的话，又开始踱起步，突然，他猛地回过头大声地对安春山说：“那我再问你，我们跟解放军打了两年多的仗，人家会不会原谅我们？”
的确，抗日战争初期，傅作义同八路军有过不错的合作关系，然而解放战争初期他突袭张家口，得手后还发表过《致毛泽东的公开信》，称此仗是“人民的胜利”。傅作义此刻心中有疑虑，对解放军如何对待自己而忐忑不安也是必然的。
安春山面对傅作义的问话，依旧不慌不忙地说：“目前，我们同他们达成协议，保全了文化古城和古城的200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不会不干的。再者，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他们不仅知识渊博，并且宽厚待人。邓宝珊副司令，不都曾给我们多次讲过他们的为人和才干吗？！所以他们是不会念旧仇的。”
从傅作义搬到中南海的第一天便夜召安春山的情况来看，他是下定了和谈的决心，不过顾虑还很大，对国民党、共产党两头都担心。
1948年12月15日上午8时，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里召开驻北平的绥远系的军、师长会议。
由于都是多年的老部下，傅作义也不客气，先围着会议桌转一圈，面容显得有些冷峻地开口问大家：“北平被围，共军兵临城下，你们说怎么办？”傅作义开门见山而又冰冷的话语，使来参加开会的军、师长感到有些突然，他们似乎在听傅总司令的下言，谁也不开口。此刻，他们中间也没人相信能打得赢，可是谁也不敢说出议和的话来。
“怎么办？”连声问了好几遍。傅作义见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便开始逐个点名，他连叫了3个人，但这三个被叫的人，只是立正站好，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叫到第四人的名字“孙英年”时，这个独立师长一向以鲁莽而闻名，“啪”地一下站起，从嘴中露出一个字“打！”
“打？你能打几下？”
“我能打一下半！”
傅作义问：“什么叫打一下半？”
孙英年解释说：“我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的出击，回来后可以参加守城作战。这就是一下半！”
“‘一下半’完了以后呢？”傅作义又追问了一句。
“那就不成功，便成仁！”
这句蒋介石挂在嘴边用来教训部属的话，从孙英年的嘴中说出之后，傅作义的火腾地升起。“啪”的一声狠拍了一下桌子，正色地责问道：“噢！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要是想死，方法多得是，为什么非要打仗死呢？”
来参加会议的军、师长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震住了，全部严肃紧张起来。傅作义为了缓和一下刚才的气氛，便开始围着会议桌踱起步来。接着他开口说：“解决北平唯一的办法是‘和平’，用军事、打仗的办法，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停顿了一下，傅作义看看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军师长们后，坚定地说：“解决北平的问题，我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你们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这话刚完，一直沉闷的会场便活跃起来了，大家齐声说道：“愿意跟总司令走和平道路！”
傅作义从大家的回答中，坚定了信心，但他又不无疑虑地和大家谈及了同蒋介石以及中央系军队可能突发的种种情况。最后，他要求对今日的事情要绝对保密。
由于绥远系部队是傅作义自己多年培植起来的，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很深，这些人也都看到仗打不下去，愿意留后路，所以都表示跟随傅作义。
虽然此刻傅作义下了和平解决的决心，一些想法也不切实际，与共产党的要求相差太远。他想保留自己的军队，还幻想以此在联合政府中作为本钱，这显然是中共中央不能接受的。
在傅作义犹豫不决、秘密谈判没有进展之时，12月20日左右，东北野战军主力大部到达平津附近，完成了分割包围平津塘敌军的部署。12月22日和24日，解放军攻克新保安和张家口，歼灭傅系军队主力7万余人。尤其是傅作义起家的本钱、全副美械装备的第35军在新保安被歼，傅作义伤心至极，在中南海的住所里用头向墙上撞。12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公布了43名“头等战犯”名单，其中也包括傅作义。当然，中共代表在秘密谈判中也说明，如此做法可以增加傅作义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分量，如果接受和平马上可以赦免这一战犯。试想，一个已经被中共宣布为“头等战犯”的人要带头接受和平，部下跟随还会有太大顾虑吗？
张家口解放后，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形成紧密包围之势，却不向城内开炮，并且继续向城中供电、供水，并努力宣传和平解决。城内外的平民进出城门，经检查不带武器也可自便。一些家在城内而在清华、燕京大学上班的老师和职工，此时还如同以前那样骑着自行车往返，天天轻易地通过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对峙线。他们回到城内时，都宣传城外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城中的国民党官兵和市民也都盼望快些和平解决，除了极个别死硬分子和特务外都不想再打下去。
此时，中共中央的决心是必须解放北平并完全解决国民党军队，却要保存好古都，不能打坏。除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古迹的珍惜，中央此时已内定新中国要在北平建都。
为了保护好北平，解放军采取了种种措施。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前卫团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突遭国民党军队的炮击。为了避免学校和文化古迹遭受炮火毁坏，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清华燕京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12月13日当天下午，解放军占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都严密保护防止了破坏。
12月13日晚，太原前线野战军首长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将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的一份谍报上报军委。谍报称：“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其实炮弹并未落在清华园内，而是落在其北围墙外不远的地方。)”
对这份并不确切的谍报，毛泽东阅后于12月15日加上亲笔批示，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17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必须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设施及重要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指出：“沙河、清河、海甸(淀)、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围城部队根据毛泽东的电示，立即把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和清华、燕京大学等文化设施保护起来。在一些地方还贴出布告，明令广大群众对学校和名胜古迹“严加保护，不准滋扰”。18日晚，前线部队两名干部在张奚若教授带领下，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请梁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所部和平谈判失败，不得已而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对党如此重视文物古迹深为感动，用了几天时间画出城内古建筑的位置，交给了解放军。
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一个月，谈判一拖再拖，表现出傅作义的犹豫以及城内阻力还比较大。如国民党军统特务便扬言要暗杀主和者，后来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中真被放置和引爆了定时炸弹。
1949年1月4日，解放军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进行正式会谈时，提出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中共方面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的条件和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以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包括傅先生本人。”
1月8日下午，双方在刘亚楼参谋长整理的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会谈纪要有个附记：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周北峰立即赶回北平复命。
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看完会谈纪要后，一言不发，只是来回踱步。四天之后即1月12日，傅作义终于对周北峰发令：“你可电告林、罗、聂，所谈内容研究过了，只是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邓宝珊将军再次拜会。”
1月14日，当时任华北剿总副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傅作义的至交密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邓宝珊虽然是毛泽东在陕北时的老朋友，此时毕竟还是敌对一方的代表，因此解放军方面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聂荣臻见面时便说：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现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天津便不包括在谈判范围之内了。邓宝珊只是叹息了一下，说天津不打就好了。
当时攻击天津，是因为中央军委认为不能再一味等待。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步、炮、坦、工兵协同发起对天津的总攻，29个小时内即攻占全城，全歼守敌13万人。天津解放后，塘沽之敌乘船逃走，北平敌军20余万人到此完全陷入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绝境。
天津迅速解放的炮声，对中南海里的傅作义和北平的其他国民党军也是一个强烈的震撼。他们明白，如果解放军攻城，恐怕最多只能会像天津那样守29个小时，就会被全歼，打烂了文化古都的罪责还要由自己承担。因为解放军已经宣告，在城市顽抗破坏而被俘者，将不能享受对野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人所得的优待，而将受到审判。
1949年1月19日之前，由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代表的和平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又不能久拖不决，部队还是积极做攻城的准备。1月16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负责人的电报，强调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1月16日双方终于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傅作义在这天下午，又向北平著名的学者名流发出了请帖，邀请大家到中南海吃西餐。
当时北平是国内名牌院校集中，著名学者汇聚之地。蒋介石在城市被围时，为了抢人才，专门指定要从城内在天坛新开辟的机场运出重要人物，并点了许多人的名字。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虽然对蒋介石的独裁有微词，主张美国式政体，不过更反对共产党。当时北大地下党组织通过进步学生向胡适转达毛泽东的话：“如果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长期反共的学者只轻声回问了一句：“他们能信任我吗？”随后还是乘上南下的飞机。蒋介石见胡适只身到来，马上通知空军专门拨一架飞机去接北大教授，胡适还点了季羡林等人的名字。然而飞机返回时，没有接到一名北大教授，他们都拒绝追随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在机场守候的胡适大哭一场，随后也去了美国。
全国最有名的画家徐悲鸿，也接到要他南下的通知，他嗤之以鼻地回答：“我们不了解共产党，不过我想，不会再有一个比国民党更坏的政权了！”
这些正等待着新中国诞生的学者名流们接到傅作义的请帖后，大都猜到了用意，当天都如期而至。他们是徐悲鸿、周炳琳、马衡、郑天挺、黄觉非、朱光潜、许德珩、杨人、贺磷、叶企荪、胡光、杨振声、何海秋、王铁崖、黄国璋、康同璧等20余人。
这些国内名流步入中南海勤政殿后，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宾客，同来者握手寒暄。这些被请来的学者名流应傅作义之邀前来赴宴，已是习以为常，宾客间或为好友，或为同事，彼此都非常熟悉。然而今天的气氛却与往日不同，他们见面时有的点头示意，有的恭手作揖，没有更多的问候，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客人陆续到齐后，傅作义走出来同大家见面，诚恳而简要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作定夺。”
停顿片刻，大家开始发言，一致的意见是只有和平解决，别无他途。
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词：“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火。”
徐悲鸿则说：“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
杨人教授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宾主边吃边谈。此时来客们把话已拉开，而且傅作义也有接受之意，人们便格外地活跃和兴奋。名人学者的一席话，把北平市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傅作义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明智之处，在于他还愿意倾听民意，在这关键之时，听取意见下决心是需要魄力的。因为他不仅要安定全市200万人民，更要应付蒋系军队、国民党特务。这一天的聚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这些社会名流替他做工作，替他宣传他将采取的和平行动。由于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和社会名流、学者的谈话会，为此后人习惯地称之为“最后一席话”。
当天宴席散后，学者名流们都走了，偌大的居仁堂客厅里只剩下傅作义一人。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室内来回地踱步，而是拿来同解放军签订的协议，正式指示同意，这便是最后下定了决心。
此时，不仅是在中南海内对和平解放北平达成了共识，城中的其他国民党军包括中央嫡系也都不想再打。特务机关的人有门路的便要搭飞机逃命，没有门路南逃而被迫留下的，大都想为自己留后路，因此也多无心进行破坏。
已经同解放军建立了秘密联络的国民党军第92军军长黄翔，此时通知攻城部队，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平条件，解放军发起攻击时他将下令本军不抵抗，放开南城右翼一线，让攻城部队顺利进入内城。第92军还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心都已如此，其他各部差不多也都无斗志，真要遇攻击只会是纷纷缴械。
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1949年1月21日，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厅里傅作义召集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最后决定了北平的和平解决。
这一天到中南海参加会议的有：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和邓宝珊、参谋长李士杰、总参议张濯清、副参谋长梁述哉，第4兵团司令兼北平防守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
这天到会的高级将领，多半是蒋介石的嫡系，虽然名义上要听傅作义指挥，实际上还是听命于南京。不过这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南京飞老家溪口，李宗仁“代总统”。虽然蒋介石没有放手军队指挥，却已经丧失了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更使嫡系将领们个个心灰意冷，知道他们的“党国”已经面临崩溃，个个垂头丧气，连请示南京的要求都已丧失。
这时在北平城内掌握嫡系部队最大兵权的是兵团司令、黄埔第一期毕业的李文。此人其实也早就对内战没有信心，1946年他的老同学陈赓作为共产党方面的军事调处代表到北平谈判时，李文便私下打过招呼：“日后真可能是你们共产党得天下，到了那个时候，就只有请你老兄多关照一下！”这时他的内心世界就是能尽快逃走，根本不想留城再打。
会议开始后，傅作义便说：“当前的形势，我就不多说了，各位身在其中，都很清楚。眼下，我们只有和平一途可走了，现经双方协商，拟就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
邓宝珊接着补充说：“现在南京政府也提出要与共产党和谈，能达到的最好条件不过是划长江而治，还不是要把我们划给共产党？我们在这里还打什么？”
听到这些话，那些蒋系将领都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他们明白这也是实情。
接着，坐在一旁的秘书长王克俊站起身来，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念了一遍。
傅作义接着说：“这个协议，大家都听了，现在还是个征求意见稿，请大家提提意见。”
一阵沉默之后，阴险狡猾的蒋系兵团司令石觉先开了口：“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听说王克俊秘书长的部下有意见。”石觉曾是反共内战先锋，不过此时也无心再打，也是想赶快逃离北平。
石觉的话刚落，李文也赶忙说：“对，他的部下有意见。”
这使王克俊秘书长感到突然，感到莫名奇妙，他有些生气地问道：“二位司令，我是个文职，哪里来的部下？”
李文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于你管嘛，他们有意见。”
所谓“政工处长”，其实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到军中的密探，此时石觉搬出他们，是想看看特务机关的态度。
傅作义这时已经布置心腹部下对中南海做了严密警戒，不怕特务捣乱，于是让王克俊马上打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到中南海开会，并限定15分钟赶到勤政殿。这些政工处长们不知何事，急速赶往勤政殿。
王克俊见人员到齐，便宣布开会，全文宣读“实施协议”。读完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些政工处长都是职业特务，看到当时中南海内严密警戒的情形，感到有如“鸿门宴”，哪敢有异动？于是都表示赞成。只有石觉和李文兵团的二位政工处长提出：“和平解决北平战事，使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没有意见，只是请傅总司令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南京。”
王克俊说：“只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圆满实施协议规定，我保证请傅总司令用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勤政殿的会议结束后，王克俊立即回居仁堂报告说：“各师以上政工处长对‘实施协议’十八条都表示赞同，没有意见！”“只是你们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要求，放他们回南京。我当即答复了他们 ，不愿留下的要走可以，但必须保证自己的部队不出事，圆满执行协议。”
傅作义听后说：“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走，由我保证他们坐飞机去南京。”“你们二位还有别的意见吗？”
两个蒋系的兵团司令石觉、李文赶忙说：“没有了，同意条文。不过，我们是委员长的学生，和委员长有特殊关系，不能留在这里执行协议，要带几个师长、团长飞回南京。”
从当时情况看，他们既不愿投向共产党一边，又不想也不敢在北平再打下去。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平改编，进行抵抗，搞不好他们还要送死。现在向解放军交出部队，责任是傅作义的，他们正好乐得不负责任，能回南京保住一条命，说“同意”是发自内心的。
傅作义也明白这些人的心思，当即答复：“可以！”随后又说：“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就算通过了。下午3点，各军长在此开会，由李参谋长传达协议，命令部队认真执行。明天，‘实施协议’见报。”
这一天下午3时，驻守北平的第16军军长袁朴、第94军军长郑挺锋、第92军军长黄翔、第31军军长廖康、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第101军军长李士林、第35军军长朱大纯奉命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其中第104军和第35军是刚刚按被歼的傅系部队的番号重建的，并没有多少部队，不过总还是有个声势。
这些军长们到会后，“剿总”李士杰参谋长首先简要地述说了当前国内形势和北平和谈的大概情况，然后宣读了“实施协议”，并说：“本协议已在总部及兵团司令官高层会议上一致通过，望各军做好工作，坚决执行协议。”
听到这番话，蒋系军长中除了与解放军早有秘密联络的黄翔外，各个愁眉苦脸，有的叹气。第16军军长袁朴还捶胸嚎叫道：“对不起领袖啊！对不起领袖啊！”
傅系军长安春山、朱大纯当时则显得心情愉快，很有一种得意之感。那几个中央系的军长故意表示了一番“对不起”蒋介石的姿态后，其实也不想和不敢再打下去，他们同样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只要让我们走就行！”
此时傅作义同意让这些蒋介石嫡系将领飞走，因为可以减少改编的阻力，否则硬扣下他们，有可能引起武力反抗。不过让这些人飞走也非易事，北平城内的简易机场已经遭解放军炮火封锁，飞机起降很危险。傅作义将中央系将领的要求通知了解放军后，经毛泽东同意，停止炮击，让蒋系主要将领飞走，因为这对和平改编其部队也可减少障碍。
石觉、李文和手下的中央嫡系军师长听到让他们走，解放军并不再炮击，马上收拾行装。为表示对“党国”的忠心，石觉还下令从他基本部队第13军中每师抽出50挺轻机枪装上飞机，同机运到青岛，再转飞南京。大厦将倾时再做这点小动作，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打发了蒋介石嫡系将领后，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又在中南海召开了两个会议。
第一个会议是在居仁堂召集北平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南京政府驻北平有关人员，宣读了“实施协议”全文，而后傅作义发表讲话，说明“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获得人民满意的和平……至于解放军进城后，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妥善的安排，请大家放心。”当时傅作义对这些人的要求是要安于职守，保障社会安定和公共财物不受损失，以完整移交。这些政府公职人员，家小多在北平城内，自认为也没有什么罪过，参加新政府工作能保住饭碗便是内心所愿，于是都表示乐于服从。
这一天下午5时，傅作义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另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到会的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驻北平各单位的头子，包括军统北平站前站长、现任保密局驻北平督察王蒲臣，军统北平站现任站长徐宗尧、北平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10多人。
这是一伙蒋介石豢养的走狗，也是祸国殃民的人渣，他们专门监视残害异己，不仅为人民所痛恨，国民党的下级官兵和许多党政军要员也对其恨之入骨。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一些傅系人员主张将其武力解决，不过傅作义考虑到不要使这伙人狗急跳墙，进行破坏，所以还以“送瘟神”的方式解决为好。
在见这伙人时，傅作义身着便服，神情冷静严肃，在副秘书长阎又文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只做了简短的讲话：“今天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我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我负责要飞机送走。”
傅作义讲完后，便走出了会场。这些特务头子事先早得到情报，知道和平协议签订，想阻止已无能为力。他们手下没有军队，只有些搞破坏的特务，此时在解放军即将进城的威慑之下，也都如惊弓之鸟。过去蒋介石在军统局训话时，亲口讲过共产党捉住特务要抽筋剥皮，目前眼看解放军要进入北平，特务们个个都想早日逃跑。那些特务头子们更清楚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不过他们手上血债累累，最害怕落在共产党手中，迫切的心情就是想快点逃走。一听见傅作义能为他们要来飞机，马上纷纷表示要回南京，并保证不再采取任何不利的行动。
其实，对国民党军统驻北平站的人员，中共北平地下党当时也通过关系做了工作，向他们晓以大义，说明国民党大势已去，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只要立功赎罪是可以得到宽大对待的。在1月上旬，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保密局局长郑介民飞到北平城内劝说傅作义突围南撤，并布置潜伏破坏，不过此人也对前途完全绝望，很多事不过是敷衍一番。郑介民见了自己的弟弟、此时担任第94军军长的郑挺锋，叫他赶快丢掉部队乘飞机南逃，并说“国民党搞不过共产党”。最高特务头子都是这种只顾叫自己兄弟逃命的心态，如何能督促别人顽抗？
有道是形势比人强，在天下大势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当主要特务头子南飞后，军统北平站的几个重要负责人秘密答应了中共地下党的条件，同意不破坏，并在解放时交出武器和其他器材。
经过1月21日白天地忙碌，傅作义把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特部门的头目全部镇住，获得了不破坏的保证。这天夜幕降临后，中南海又是灯火辉煌，傅作义又在居仁堂欢宴这天下午刚入城的中共代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务部长戎子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解放军代表苏静。
在便宴上，傅方作陪的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周北峰等人。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互相祝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并预祝部队出城改编、城市移交的顺利进行。
中南海的史册上永远记录下这一天──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议程，就此完全达成。
1月22日上午10点整，古都北平城边的敌对双方正式休战停火。接着，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属的25个师陆续开出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改编。最后总计出城部队为17万人，除淘汰病弱，给资遣散了愿意回家者外，其余大部兵员被补充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因为此前西北野战军所在地区贫瘠，兵员补充困难。
1月22日下午，在位于南城的陶然亭、先农坛里，傅系部队中号称“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的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下达了出城开赴改编地点的命令：“今天的行军序列：我和副师长走在最前面，后面按一团、师司令部、二团、三团的顺序前进。师的后勤和各团的后勤、辎重，要与部队拉开一段距离，不要挨得太近……我们不是打了败仗，我们出城改编，是起义，是走向光明，走向人民，是和过去决裂、和内战决裂。……沿途行军，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许摆弄枪支，不许随便打枪，尤其是通过解放军的防地，绝对不能打枪，谁打枪，谁就是找死，各级官长一定要掌握住部队。”
从1月22日至30日上午12点，除了留守的第104军一部和第35军第17师担任着北平各城门的警卫未曾出城外，其余各部均已出城完毕。1月30日下午，傅作义将军带着他的华北总部，在自己留下的唯一部队警卫团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中南海。
1月31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41军进城接防，同时接管了中南海。
平津战役历时64天，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此次战役的一个主要特点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将一个欲撤未撤的敌军重兵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首先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再以战斗或和平改编的方式将其各个解决。这次战役中创造出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军的范例，“北平方式”的成功，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的光辉范例。整个古都北平以其城内的中南海等地，都未经战火而完整地保存下来。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