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跳舞成风，不少教员热衷于此，几达痴迷程度。我却不越舞池一步，抓紧业余时间看书学习。与林婉如的关系还是“柏拉图”式的，通信往来只交流思想，并不谈婚论嫁。在这个血气方刚的年龄阶段，男人往往雄心勃勃，觉得“天生我材必有用”，立志要做一番事业，不愿搞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个特点在我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在学生时代懵懵懂懂，但20岁一过，我心智顿开，学东西非常快，并且往往能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我开始邈视“权威”，叛逆性格逐渐显现。
办公室有位比我年长8岁的谢礼常，解放前在钱庄做事，玻璃板下压着不少西装革履的旧照片，我因此而鄙视他。谢礼常上过大学，但没毕业，历史上有问题，政治表现不够积极。他的语文底子比我厚实，有时我向他求教语法问题，他会流露出不屑一答的神态。谢礼常对我担任主任教员不服气，我也因自尊心受损而立志在语法上超过他。
当时在青年中流行一本叫《勇敢》的苏联小说，写的是一群共青团员自愿到远东地区垦荒。其中有位叫托尼亚的女团员不爱社交，更不愿谈恋爱，所以男团员管她叫“干面包”。我跟几个气味相投的书友成立了读书会，以“干面包”自居，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除了讲好课、加强业务进修外，我还制订了一套长远的自学规划，进度落实到每一天。先行安排的科目有文学概论、语法学、逻辑学、心理学和外语。五门课齐头并进，重点则放在逻辑学，用的是苏联课本，每章后面的习题我都会认真做一遍。我记不清为何如此重视逻辑学——大概是受苏联教育制度的影响吧，该国中学就开设逻辑课。
为了跟电台学外语，我特地买了一部“上海牌”五灯交流收音机。当时在教员中我是始作俑者，究其原因，一是价钱昂贵（138元，相当于两个月工资），二是手续麻烦。据说这种收音机能够收听敌台，并且略加改装即能发报，所以很受特务青睐。历史可疑者即便有钱也不敢购买，怕运动一来说不清楚。我是积极分子，兜里又不缺钞票，腰杆自然硬，大大方方地去百货大楼买来收音机，再到公安局登记，然后招摇过市地搬回宿舍。我拧开电钮，标有波长的玻璃板透出鲜绿柔和的灯光，使人想起初春的小河流水。悠扬而富于立体感的乐曲在走廊里回响，引得一群教员跑来欣赏，艳羡不已。
（狼注：据说朝鲜卖的收音机全是按键式的，出厂前每个电台都已固化，比如按键一是“平壤一台”，按键二是“平壤二台”……谁要敢私自拆卸调台，就按间谍论罪。这种管制，称得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校首长重视提高教员的文化水平，让我们参加江苏师范学院的函授学习。我学的是中文系，公家掏学费，发了不少讲义。为了提高学习效果，校长专门骑车到扬州师专，央求校方给几个旁听名额。归途校长不慎一头扎进沟渠中，摔了个鼻青脸肿。我每周3次去听“唐诗宋词”，由讲师孙龙父授课。他在市文化界有些名气，但我总嫌他水平一般，所以上课只看讲义，并不认真听讲。我的骄傲自满，决定了我不可能成为一名虚怀若谷的学生。
这所学校座落在美丽的瘦西湖畔，离我校约有2公里。为了听课，我花150元在寄售商店买了辆八成新的匈牙利“钻石牌”轻便自行车。为让更多教员受益，校方还请来师专的张老师开办文学理论讲座。我那时已调至训练处任教学干事，处长让我负责组织此项活动。张老师名气没有孙龙父大，但课讲得着实不错，教室里座无虚席，连数学教员也跑来听讲。这次学习组织得有始有终，大家反映良好，领导也很满意。
当时在社会上流行举办读书报告会，主要介绍新出版的较有影响的苏联小说。有一次我去听孙龙父主讲苏联女作家尼古拉也娃写的长篇小说《收获》。他津津乐道于情节介绍，作品分析则显得肤浅，我不礼貌地中途退席了。
（狼评：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孙龙父还真是扬州名人，工书法篆刻，1979年去世。）
那时我有了独立研究学问的念头，一般水平的报告已不能满足我的强烈求知欲。1954年10月，报刊公布了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所著《红楼梦简论》的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两位青年团员居然能够批倒学术权威，从而一举成名，使我受到莫大鼓舞。
于是我也买了部《红楼梦》啃起来。不过折腾半天，我好像还是逃不脱俞平伯和胡适的考据老路，读书笔记上抄录了不少曹雪芹和贾宝玉家族谱系的对照表。当然，我也看了很多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分析《红楼梦》的文章，并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政治教科书来读”，可是怎么形成不了自己的见解，最后无疾而终。
当年我颇有点李白在《与韩荆州文》中的劲头，希望能够得到大人物的赏识而一鸣惊人。现在看来，小人物被大人物看上，未必是一件好事。上述二人中的李希凡经毛泽东一捧，有点忘乎所以，不仅与合作者蓝翎反目，并且在“四人帮”得势时，很是跳梁了一番，最后自食其果。我一生中未有这等奇遇，也幸免这等磨难。
我校名义上是速成中学，不过大部分学员都在上小学课程。我则一直教初中班的语文，并担任主任教员（相当于教研组长）。训练处为我配备两名助教，其中一位姓陈，虽然比我年长，却很虚心，与我配合默契。当时的备课制度是，由主任教员拿出基本教案，在组内讨论通过。其他教员再以此为范本，编写自己的教案，进行授课。在教学中，我注重对成人教育规律的探索，加上口才过人，所以受到学员的普遍好评，这是高学历的谢礼常难以做到的。
种种迹象表明，我在教学上已打开局面，得到领导器重，自己的羽毛也逐渐丰满。我不甘默默无闻，企盼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于是在其他同志眼中，我变得有点清高、瞧不起人。1954年初高岗被党中央清除后，《人民日报》发表《反对骄傲情绪，保持谦虚态度》的社论，各单位开展一次小整风。我成了组内的重点人物，被批“骄傲自满”。不过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批评，因为同志们是与人为善的。这次整风快结束时，我在宿舍里写思想小结。痔疮复发的校长艰难地登上4楼找我谈心，讲了张良在桥上为老人拾履的故事，结论是“年轻人有才华而不倨傲，必成大器”，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2009-0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