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照片：文革中的香港六七暴动

来源: ddwwdzg 于 2014-10-06 12:06:3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4599 bytes)

历史老照片：文革中的香港六七暴动

8月22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代办柯利达被红卫兵殴打，强迫给毛主席像下跪柯利达坚决拒绝[19] [20]；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次日向英国政府道歉。至此，香港市民对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都反对暴动论，支持政府及警队维持秩序和治安。当中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并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8月24 日，林彬离开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人伏击。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将林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放火将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烧至重伤，二人其后死于医院。《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亦因为在报章内明确反对文革及暴动，收到死亡恐吓而一度离港暂避。

此次暴动，对香港的亲共左派做成致命的打击，左派组织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部分人被遣返大陆。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暴动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直至现在，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及中共亦怀有戒心，

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和香港五月风暴，当时参与及支持者称它为反英抗暴，于1967年5月6日发动，同年10月份基本结束，是一场由香港亲中共的左派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对抗香港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动。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炸弹放置和枪战。在事件中，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候命，多次与暴徒对峙，作出驱散、镇压和拘捕行动。暴动期间，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殉职几十名工人死难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中共涉及 1,167个炸弹。[1]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双十暴动。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节目中强烈批评左派的暴力行径数日后，他与堂弟遭人投掷汽油弹烧死，被认为是香港六七暴动场面惨烈与言论自由受影响的标志性事件。[2][3]六七暴动可算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 [4]

背景

自香港重光以后，亲共人士在香港开始活动，例如成立工会，组织工联会等。1950年代，随着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大批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南下香港，造成香港右左两派对立，右派为亲国民党人士，左派即指亲共产党的人。香港政府对左右两派采取超然的态度，同时压制右左两派。左派有不少职员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欢迎人物”名义送回大陆。

步入1960年代，随着香港的发展(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和人口增加，市民对政府的怨气愈来愈深。1966年4月由于天星小轮的船票加价，引发九龙出现天星小轮加价骚乱，在港英管理的香港社会中充斥着不稳的情绪。

1966 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大陆爆发。中共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同年9至10月，各地红卫兵四处串连。同年12月3日，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一件警民冲突事件，引发澳门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澳葡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导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翌年1月初，澳门左派发动罢市，中共更断了澳门的饮用水供应。葡萄牙政府最后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并一度提出即时交还澳门。香港的左派份子到澳门祝贺，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在月中时，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1967年4月，位于新蒲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厂分厂发生劳资纠纷。当时工厂颁布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包括损坏生产机器的工人不会发放工资、厂方不允许工人请假等。劳资双方谈判不果，厂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缩”为由解雇92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并关闭分厂的注塑机部。[5][6]

工潮在5月4日开始恶化，部分工人强行入厂要求资方谈判，又在工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警察训练分遣队到场戒备，封锁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厂方出货。5月6日，约150 名工人在厂外集会，抗议资方无理解雇，并要求与资方谈判，下午4时许厂方再度被在场工人阻止出货，管工与示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调停不果，局面更趋混乱，防暴队采取行动，逮捕21名工人，过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伤。事后，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主席冯金水与两名代表到黄大仙警署交涉，但遭当局扣押 [5]。

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在5月7日晚上，举行控诉大会，指事件是警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我爱国工人和爱国同胞进行疯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会联合会派出杨光和郭添海等人会见警务处处长提出“严重抗议”，但警方代表以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为由不愿置评[7]，而左派报章《大公报》社论开始将事件政治化[5]。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 月11日，工潮正式演变成暴动，工人囤驻在新蒲岗街道，与警员对峙，又用石头和玻璃瓶袭击警员。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组成的防暴队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并到黄大仙徙置区搜捕骚动者，期间一名13岁少年疑遭石块击中而死亡。鉴于事态严重，政府宣布当晚9时半起在东九龙实施宵禁，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并随时候命。工联会在5月12日召开紧急理事会议，宣布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同日骚动持续，警方在中午在东头邨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骚动至5 月13日已蔓延至黄大仙东头徙置区和土瓜湾，大批群众在街上聚集，暴徒放火烧车及黄大仙徙置区职员宿舍，又攻入新区办事处和学校捣乱。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警察训练分遣队镇压，又将宵禁时间提前至傍晚18时开始，局势至5月14日才稍为平息[8]。

斗委会成立及宣传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递交外交部的抗议声明，把骚乱事件定性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又指“港英当局利用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对中国居民和工人进行迫害”，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项条件。当日，有红卫兵到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人民日报》亦发表题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场 [8]。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港督戴麟趾不为所动，在15日及18日两度发表声明，强调“维持和平与秩序，是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最恳切的愿望”，港府将尽力促使本港恢复安宁。英国政府在18日亦发表声明，强调警方行动已保持克制，将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维持法律及秩序的责任[8]。

北京支持的消息对左派产生鼓舞，《文汇报》、《大公报》等左派报章广泛报道，左派阵营更在16日于土瓜湾工联会工人俱乐部举行会议，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员有104人，而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通过对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议书[8]。同日，在大陆政府组织下，北京40万群众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游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游行队伍须格守“不冲、不进、不砸”[9]。

5月18日，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10]

斗委会在成立翌日，杨光、费彝民等17名斗委会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呈交“反对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议书”被抗诸门外，众人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及高呼口号。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辅政司韩美洵(其后改由姬达出任)领导的宣传委员会，专责发布新闻、制作短片、引导舆论、地区组织等政治宣传工作，其他成员包括霍德、杨启彦、麦理觉等[11]。

20 日，港督府一度成为集体抗议示威的主要目标。港府重申要维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请愿人数，抗议行动于是转到中环花园道和皇后像广场一带。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期间拱北行政府新闻处旧址(今长江集团大楼)播放欧西流行曲去镇压示威者。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并进一步恶化，警察训练分遣队发射催泪弹镇压。22日，中区的骚乱更加严重，示威者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员及行驶中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让警员疲于奔命，当局最后要在香港岛区实施宵禁，是香港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

罢市，工人出现死伤与土制炸弹袭击[编辑]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论。

6月7日晚，“天星”渡轮，油麻地渡轮和九龙仓三个单位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十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了群众游行。[12]

6 月8日，港英当局防暴队进入港英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镇压示威的工人。424个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后死于警署。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中华煤气场，驱散示威工人，逮捕六十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难。6月10日，港英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一万多任务人加入罢工的队伍。

6月18日，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工人大受鼓舞。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了“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三烈士”组成治丧委员会。[13]

6月23日晚，港英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镇压工人，冲突中拘捕七十余人，工人邓自强被枪击致死，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死于警署。

6 月24日，左派工会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万名工人响应。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强硬对付罢工，将旷工雇员即时解雇。6月27日，左派学校罢课一天。6月 29日，左派发动联合大罢市，副食品价格一度上涨。铜锣湾的中国国货公司，都挂出了“爱国烈士”黑白的大头照面向路人，都是死难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14]

6月29日，工人“烈士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港英当局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港英当局，[15][16]

同年7月2日，罢市停止。7月8日，沙头角枪战发生，此时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准备收回香港。7月10日，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指示对香港“不动武”。7月初后，左派的暴力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港府则对左派还击，首次出动英军搜查左派工会。之后陆续派军警搜查各左派据点，使用紧急法例权力，拘捕及关押部份左派份子头目，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递解出境。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同日下午五时，大埔乡事会会所首次发生土制炸弹爆炸。[6]

7月16日，港英当局试图港英强行埋葬“七烈士”遗体，遭到左派谴责，7月17日工人集会追悼“七烈士”。同日7名记者被逮捕，7月20日港英当局判决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17][18]

8 月4日，政府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国货所在的侨冠大厦。警队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8月9日，根据紧急法令，警队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包括《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丰日报》。左派则以升级炸弹行动还击，在港九各处闹市放置真假炸弹。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电车、巴士、街道上都有发现。炸弹袭击除了扰乱市民生活外，人心惶惶，更造成无辜死伤。一名七岁女童及其两岁弟弟即在北角被一包装成礼物的土制炸弹炸死。负责拆除炸弹的警队爆炸品处理课及英军拆弹专家亦有被炸死或炸伤。

火烧英国代办处与林彬之死[编辑]
8月22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代办柯利达被红卫兵殴打，强迫给毛主席像下跪柯利达坚决拒绝[19] [20]；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次日向英国政府道歉。至此，香港市民对暴力行为普遍出现反感，很多不受左派控制的传媒都反对暴动论，支持政府及警队维持秩序和治安。当中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及贬斥；并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其称工人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有人写信打电话警告林彬，林彬在电台上说道“左仔，尽管放马过来吧”[21]8月24 日，林彬离开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人伏击。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将林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放火将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烧至重伤，二人其后死于医院。《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亦因为在报章内明确反对文革及暴动，收到死亡恐吓而一度离港暂避。

直至10月以前，真假炸弹未告平息。 10月底，政府为提高市民信心及制造太平气氛，推出本土的香港节，以增强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抗衡左派的十一国庆及右派的双十国庆，左派则以数百大小真假炸弹阻止市民参加。最后，因为得不到市民支持，到了12月中，周恩来不得不向香港的左派下令停止炸弹风潮，持续8个月的六七暴动以失败告终。

警员杜雄光殉职[编辑]
1967 年10月13日晚，左派暴徒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78至180号(现在的华懋世纪广场)马路中心放置炸弹，警员杜雄光和见习督察史丹顿于晚上7时许前往现场处理，期间有10余名市民从楼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们离开现场，其间炸弹突然爆炸，杜雄光当场被炸至重伤，被送院后不治；另在现场的史丹顿及警目叶金有亦同被炸伤[22]。同日亦有一名乘搭电车的中学生于湾仔被投掷炸弹炸死。

杜雄光遗体于10月18日出殡，安葬于沙田大围谷寮坟场。

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于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详人士谋杀。[23][24]

高级督察麦基云殉职[编辑]
1967年11月5日，高级督察麦基云驾驶电自行车途经铜锣湾怡和街时，发现一可疑物体，当他把该可疑物体移走时，该物体突然爆炸，麦基云当场惨遭炸死，手脚亦遭炸断。

荔枝角道炸弹袭击[编辑]
石硖尾杀警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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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田杀警案[编辑]
1967年12月9日，警员李观生与另一名同胞在锦田警岗附近一带巡逻，在距警岗30米祠堂村口华昌米酒庄处遭两名左派暴徒抢夺佩枪，凶徒向李连轰两枪，李负伤步回警岗，拨打直线电话报警，后于警岗内失救伤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连日行动中共拘捕了30多名左派分子，怀疑与案件有关，包括疑凶罗伦、左派打石工会主席兼斗委会成员刘三、钟德及前警员苏长寿等，被捕人士当中，有不少均与一左派武装组织“新界战斗行动组”有关。

至于另一名疑凶何祥(又名何树祥)，警方相信该人为黑社会成员，与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铺劫案有关，并于此宗杀警案中抢走警枪，案发后一直在逃，据说何祥在潜逃大陆期间，自行把两把从死者及另一名警员手中夺得之警枪交予当地的武装组织，使警方无法寻回有关失枪。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于爆窃上水汇丰银行分行期间失手，其后在八乡一间木屋被捕。最高法院于同年12月判处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获港督麦理浩发落，改为25年有期徒刑。

影响[编辑]
根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2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警务人员，一名驻港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包括200名警务人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怀疑炸弹，以及1,167个真炸弹。[25]

暴动期间同时造成经济损失，逼使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39][40][41]

此次暴动，对香港的亲共左派做成致命的打击，左派组织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部分人被遣返大陆。左派暴力抗争的手法失去民心；暴动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左派组织。直至现在，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及中共亦怀有戒心，避之则吉。左派的声势要到八九十年代才慢慢回复。到现在每逢谈到过激行为或选举的时候，左派会被政敌指责“于六十年代放炸弹”、“杀害林彬”的往事(例如大埔区议会会议讨论占领中环议题，泛民议员斥左派的恐怖主义行为才是破坏香港法治[42])。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颁发大紫荆勋章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暴动的头号人物杨光，被认为是对当年左派暴行的一种肯定，引起全港社会各界哗然。[43]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两次暴动成因后，察觉到有需要适量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不安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 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暴动亦间接催生了香港在1970年代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时政府发现青少年空闲时间缺乏可供参与的活动而被左派招揽，于是决定大量增加文娱康乐活动。暴动后的1969年12月开始举办的香港节，就是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藉以加强青年对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渔农处(现渔农自然护理署)也在1968年7月开设林务营以解决青少年问题。

由于六七暴动期间，不少公共巴士路线被迫暂停服务，部份更没有重投服务，引致不少九座位载客白牌车应运而生，获准到市区载客，最终致使殖民地政府认为白牌车可以辅助公共交通不足，促成1969年将白牌车合法化，成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对香港公共交通的发展带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