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水边的上海贫民窟，Jack Birns摄于1948年
您知道，老上海有一部话剧，叫《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作品，解放前就很卖座，建国后更是成了经典。对这部剧，我看过不下七遍，拜读过剧本，也观看过演出，还追看了改编的电视剧。坦白告诉您，我看的次数越多，就越有一个强烈的错觉：夏衍先生写的其实是一部宣传计划生育的文艺作品。
不信您看剧中人物的家庭结构。剧中总共五户人家，在旧上海同一幢小型石库门住宅里租住。租前楼的交际花施小宝结婚好多年，一直没要孩子；租阁楼的报贩李陵碑曾经有过一个儿子，死了，后来没再要；租阁楼的小职员黄家楣只生了一个儿子，没有女儿；二房东林志成呢，也是只有一个孩子；整幢石库门里，只有租住灶披间的房客赵振宇夫妇生了二胎——他们头胎是个儿子，隔了八年之后，才敢生养一个女儿。
可以这样说，在《上海屋檐下》这部作品里，除了赵振宇一家，没有哪一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假如把生了二胎的赵振宇跟选择丁克的施小宝平均一下的话，五户人家五个孩子，刚好每家一个，完全符合今天政府的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您会说：“净瞎扯，民国那会儿又没有计划生育，你扯计划生育干什么？”是啊，民国那会儿又没有计划生育，可为什么那些已婚的剧中人物要么不要孩子，要么只生一个孩子，最多只敢生养两个呢？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上海屋檐下》是文学，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夏衍让剧中人物生养的孩子少一些，是剧情需要。
那么好，您再看一组统计数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第一季度，在战争和瘟疫都还没爆发的时候，上海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死亡率零点六个百分点了，当时全市超过百分之四十五的育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这组数据刊登在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月报》上，而且给出了解释：生育率下降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提倡节育，而是受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影响——上海正在闹“房荒”，老百姓租房难，买房更难，为了不让下一代也挤在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小单间甚至小窝棚里受洋罪，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夫妇不得不选择节育。
民国搞节育，技术手段是允许的。都市男女可以花大洋八角买一只子宫帽，也可以花大洋八分买一只安全套（小报上叫“如意袋”）。要是买这些嫌贵，请老中医配一种汤剂，生木耳加土茯苓，服用几次，终生不育（这是过去妓院里流行的方子）。还有疯狂的家伙到新式医院请大夫用X光照睾丸，据说这样可以让睾丸失去造精功能（详见民国小册子《最新实验男女避孕法》，国光书店1941年版）。
抛开这些节育方式不提，我想更多朋友关心的会是民国上海为什么闹“房荒”，老百姓为什么租房难，难道那“万恶旧社会”的房价也跟我们现在一样高吗？关于这些问题，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张生先生著有一部《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专门探讨了晚清乃至民国上海房荒的来龙去脉以及人们应对房荒的措施和教训。
简单说，上海房荒是由战争引起的。比如说，天地会首领刘丽川率领的小刀会起义爆发后，上海老城和周边区县的居民开始担忧战乱之苦，人们怕乱军抢钱抢粮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儿），怕官军抄家杀“附逆”（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常有的事儿），只有往安全地带逃难。哪里是安全地带？只有租界，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以及各租界主权国的坚船利炮既可以防止官军的搜捕，也可以避免义军的侵犯。于是大批难民往租界里涌，这一涌不打紧，租界人口暴增，住房需求也暴增，房子供不应求，房荒就出现了。紧接着，太平军把战火烧到南京、苏州，烧得江南有钱人纷纷逃难，他们往哪里逃？还是租界，上海的租界。这些人把携带过去的部分资金砸在租界的地皮上，或者买地，或者租房，需求再次暴增，房租和地价一起飞涨，连带着上海的非租界区域也红火起来，寸土寸金，一屋难求。再后来，辛亥革命赶着满洲亲贵和前清遗老逃到上海，国民革命军北伐赶着下野军阀和失意政客逃到上海，日军侵华赶着其他沦陷区的难民逃到上海……总之，人人都把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当成避难所，当成避风港，当成熊熊战火之中的一个和平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房价岂能不涨？住房岂能不紧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海开埠早，发展快，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很发达，吸纳资金的能力和集聚劳动力的规模都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即使在和平年月，即使上海不作为和平孤岛而存在的时候，人口也是源源不断地涌过来。有洋人不远万里来上海炒地皮，有内地实业家不远千里来上海开工厂，有苏北和安徽的农民来上海拉黄包车、做保姆（当时叫“吃人家饭”）或者进厂做工，此外还有扒手、打手、骗子、苦力、乞丐、拾荒者……也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
幸与不幸，民国上海对外来人口并不设置门槛，它不像今日之香港用指标来限制内地产妇，也不像今日之北京试图驱逐（严格说，其实已经不是“试图”驱逐了）“低素质的外来人口”，它一切随缘，无论任何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要暂住证。如果你想买房，如果你买得起，无论华界市政府还是租界工部局，都绝对不会审查你的户口本儿。但正因为政府不设门槛，所以市场就设了门槛：过高的人口密度自然抬高了居住成本，而过高的居住成本自然把没能力解决居住问题的人群拒之门外。
在抗战前，上海老城的人口密度就曾经高达每平方公里三万人，公共租界则达到了每平方公里五万人，人口比今天还稠密。而民国的建筑技术却没有今天发达，住宅区大多是一排一排的双层或者三层石库门，哪怕里弄和天井占地再少，容积率也是很低的，因此房屋的紧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住房的人多，能提供的住房很少，供不应求，居住成本自然上升。据《上海居，大不易》一书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市区一间七平方米的亭子间，月租一般在十块大洋以上，而在同时期的故都北平，这样的租金可以租一所占地两三亩建房几十间的大型四合院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房地产市场上疯狂的投机，上海居住成本达到了最高点：“顶屋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钞、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1946年4月21号《申报》评论《解决屋荒的合理办法》，作者陈仲明，民国学者，曾在复旦读书，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可见不光低收入阶层租不起房，连公务员都租不起了。至于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因为居住成本过高，所以旧上海拼租之风非常盛行。夏衍话剧《上海屋檐下》里五户房客同租一所住宅，跟当时现实比，毫无夸张之处。事实上，只有收入稳定的人群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租房生活，来自江浙、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及其眷属一般都是在垃圾场或者臭水沟旁边搭建窝棚。他们按照籍贯的不同，成百家乃至上万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了数量惊人的贫民窟，直到建国后很多年才慢慢消失。
由于篇幅的限制，也由于课题的关系（《民国居，亦不易》是“上海城市生活史”课题的一部分），张生在书里只讲了上海的房荒，没讲同时代其他城市的房荒。事实上，在1930年代前后的广州，在日军侵占后的北京，在1927年迁都之后的南京，在抗战时的大后方昆明，在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法币严重贬值时期的杭州，在解放前夕的宁波，都出现过房荒，其严重程度虽然比不上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但也曾经让时人发出“地价房租飞涨不已，番禺居，亦不易”（1932年12月2号《中央日报》第六版）以及“通都大邑，房荒极为严重，公教人员及薪水阶级最受威胁”（1947年12月5号《大报》第四版）等等哀鸣。
可无论哪个城市，无论房荒多么严重，都会有一部分有权势或者有办法的人士坐拥大片豪宅，或者高价出租以取利，或者任凭它一直空置下去。仅以上海为例，1948年，当大多数人都为付不起房租而发愁的时候，居然还有将近两百户家庭拥有住宅超过一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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