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主席说：“是呀，应该给我说一声嘛!有些同志天天见面，现在看不见了，很想念他们!”
主席呷了一口茶，然后点上一支烟，又说：“这是小事，调走几个人，我这里的‘墙’也垮不了，过去王明，就把‘墙’推倒过。”毛主席第一次给我讲了他在江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移到中央苏区瑞金的情况。他说：“28个半(即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中国共产党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吓唬中国共产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结果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中央苏区搞垮了。”“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注：毛泽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只让我管点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
“一直到了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发生了行动方向问题。红军是要到湘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西(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西方向进军。我当时就发言说：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西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红军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20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毛主席点上烟，接着说：“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实在是记得太清楚了。他说，“那时候，中国党和红军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毛主席扳着指头说：“我一个，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一些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在讨论中，到会的很多同志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对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讲客观原因多，讲主观原因少，也不承担责任。许多同志发言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博古‘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认为不解决错误路线问题，可能会使全军覆灭。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蒋介石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江西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中央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毛主席呷了一口茶，说：“朱德讲到这里，王稼祥接上了，他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重复一句，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三人团’(注：博古、李德、周恩来)得重新考虑……他十分坚定地说，‘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这时候，张闻天也站了出来，他说，‘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赖洋顾问，我们自己要有点主见。我完全赞成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同志。’陈云也说，过湘江的教训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毛主席继续讲：“我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左’倾的错误，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这样哪能打胜仗呢?这完全是瞎指挥嘛!”
毛主席谈得慷慨激昂。谈到李德，毛主席说：“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来当中国红军军事顾问，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就同博古结合在一起，博古把李德奉为最高顾问，指挥一切。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李德决定的，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筑起了千万道封锁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而李德、博古则以‘先发制人’、‘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错误方针，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在五次反“围剿”的严峻的残酷的战争中，中央领导人的决策者，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在敌人兵力多、我军兵力少，敌军强大、我军弱小的情况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的一部分或敌人主力，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博古、李德不听同级干部和下级指挥员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坚持错误的作战方针，结果使红军主力越打越少，中央苏区的地盘越打越小。“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使中央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丢失了中央苏区。
毛主席非常沉重地说：“中央红军撤离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时，有8万6千多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红八军团被打垮了，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师覆灭，全军兵力损失了五分之三。到达贵州遵义城，中央红军只保持了4个军团的番号，一、三、五、九军团，实际上只有16个团，1个干部团，还剩3万余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党啊，真是多灾多难!”遵义会议后，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中央红军行动。新的三人领导小组一成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这次跟我谈话，我也提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很高兴，他谈了40多分钟。
列车继续向南昌奔驰，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毛主席这次谈话，对我是一次深刻的党的历史的教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1期，摘自《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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