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上午是大会开幕17天以来的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两天后的1月29日，毛泽东再次亲自主持大会，由林彪讲话。
林彪的讲话分两大部分：党内工作与军事工作。“党内工作”部分并不长，仅五千余字，谈不上内容丰富，并不面面俱到，但重点突出、抓住了要害、针对性相当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效果太“好”了。
讲话有三个重点：
1、三面红旗；
2、成绩与缺点；
3、进一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
林彪将这三个重点全都讲得很“精彩”，每一重点都讲出了“新意”，可以说风生水起，令大会代表们全都耳目一新。俗话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林彪讲话可称是：攻其三点，不及其余。企图用三片树叶子遮住大众的望眼，大跃进的错误、大饥荒的现实在林彪的讲话中则成了“一片汪洋都不见”。
一、林彪讲话扯起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派的大旗
关于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及态度，无疑是“七千人大会”的焦点，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如果正面对着“大饥荒”的严峻形势，“三面红旗”仍然能够得到全会肯定的话，那么建国后“毛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也就顺之成立；如果“三面红旗”被否定，那么建国后毛的“正确领导”也就无从谈起。进而，就可以被认定是一条经济工作中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路线，毛作为这条错误路线的制定者与推动者，起码也应该向全党作出一份像样的检查。
1、大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四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怀疑与批评。
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几年来在经济工作中所产生的“缺点与错误”，所遭遇的“困难与灾难”全都与“三面红旗”有关系。
持这种态度的人以刘少奇、陈云等为代表。陈云在桌面上所说的话是“允许怀疑”。刘少奇一方面也接受了陈云“允许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他摆在桌面上的态度是“过几年再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种说法有“秋后算账”的味道，当然不可能令毛泽东满意。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则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多年来的严重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在大会代表中占了多大的份额？是不是大多数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估计。笔者谨慎地认为是“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而是“微弱多数”，甚至是“脆弱多数”。
有两年多前“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前车之鉴，有“庐山会议”后的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几百万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阴影，且毛神就在面前，这个“多数”也只能是微弱而脆弱的，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与游移。向哪个方向游移？游移到什么程度？全看“风”往哪个方向吹。而大会的“风向”仍然取决于毛的脸色。
第二种态度：基本肯定。
认为“三面红旗”基本没有问题，所发生的缺点错误与“三面红旗”本身无关，是“三面红旗”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偏差。
持这种态度的人群却是相对稳定的。因为他们都知道维护“三面红旗”就是维护毛的领导，而毛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
从1921到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全部40年的历史中有近30年都是毛领导的，而且经历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全过程，夺取政权的成功见证了毛领导的正确。各级干部早就习惯了毛的领导，习惯了毛的发号施令；习惯了毛的喜笑怒骂、朝令夕改；甚至也习惯了自己挨批评及身边同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遭整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9年8月，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庐山会议上给黄克诚大将写信劝其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反戈一击，信中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作为贞节之妇”。如此没水平、没廉耻的话居然从这两位“大镇诸侯”的嘴里说出来，足见“个人迷信”已经达到何等严重、荒唐的程度。让这样一些“腰杆子站不直”的高级干部们批评毛的错误、否定毛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不仅想不到，甚至也不敢想他们心中的偶像也会犯错误，尤其是犯了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路线错误。所以这一部分人往往都是“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所主政的地区及单位造成的“人祸”都远比别处更惨重。也正因为如此，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虽然有全国的普遍性，但也表现出分布的不均匀性，河南、四川、安徽、山东、甘肃等就是“大饥荒”严重的地区。“造孽者”们自己当然很清楚否定“三面红旗”就是否定自己；清算“三面红旗”无疑等同于清算自己，所以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基本肯定”。
第三种态度：完全否定。
持这种态度的在基层代表中大有人在。湖南有人说：“对待农民是一、政治上压服，不是说服，剥夺了农民的自由权；二，经济上刮”共产风“，剥夺了农民的所有权；三、生产上瞎指挥，侵犯了农民的自主权。”这话就说得非常尖锐了。西北有人提出：“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责任究竟在哪里？”言下之意，就是指责当初提倡人民公社就是盲目的决策。华北地区有人的发言更尖锐：“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还是地方错了，应讲清楚。”
但在高层，还是没有人敢这样讲话。一方面即使是优秀、正直的党内高级干部在当时的认识与觉悟也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认识高度也没有人有胆量公开表示出来。彭真算是一个例外，他在“起草委员会”发言说毛泽东起码有两点具体错误：三五年过渡与公共食堂。他说这都是毛批的，毛也应该做检查。但是彭真的这番话并没有得到响应，相反被周恩来、陈伯达揿了下去，彭本人也就识时务地后退了。如果此时彭德怀元帅尚在其位，说不定局面就不一样了。彭元帅才是最适合扛大旗的人，可惜早在三年前就被毛收拾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毛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以及兼具霹雳手段及阴柔功夫驾驭群雄、统领全局的本领。如果此时还能有另外的一个或几个一向有威信的高层领导出来扛大旗，再有几个人呼应一下，那么这股涌动的暗流，保不准也可能形成洪波。一旦洪波形成，或许更多的怀疑及批评派的高层人物就会走到前台来了，毛的领导地位就危乎哉。说不定也会发展到礼请他出任“荣誉主席”的程度了。如此，则中国幸甚！毛泽东本人也幸甚！
第四种态度：完全肯定。
持这种态度的人不仅是极少数，甚至在林彪讲话前，几乎一个也没有。包括毛自己，也包括那些极左派亲信。原因在于“三面红旗”的恶果实在太大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场景已经明明白白地呈现在那里，千万饿鬼的尸骨横陈于乡野。对此，造孽者们自己也是心虚的。
毛也曾自责地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所以毛也只能指望有人出来挑头支持“三面红旗”。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持，他自己也理直气壮不起来。这种情况是党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向“一贯正确”，一向没人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的毛，在这次大会上说嘴不响了。在27日刘少奇作了大会报告后，毛深感郁闷与不快，用江青后来的话来说就是“憋了一口气”。 毛的内心当然希望大会能完全肯定他一手泡制的“三面红旗”，只有完全肯定了“三面红旗”，他的路线才“正确”了，他的威信才不会被动摇，他的地位才稳固，他的大权才不会旁落，所以他也在寻找一种结合点，寻找一种说法，但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找到。
就在毛处于这样困顿局面的时候，林彪应运而生了。林彪是第一个主动站出来的“完全肯定派”，也是政治地位最高的“完全肯定派”。林彪讲话扯起了一面“完全肯定派”的大旗，林彪讲话也是“完全肯定派”的纲领。
正是因为有了林彪及林彪讲话，“完全肯定派”才形成了一个“派”。大会上的那些“基本肯定派”纷纷向“完全肯定派”游移；“怀疑批评派”则向“基本肯定派”游移；“完全否定派”则更没有了存活的空间。
可以说，林彪讲话一举改变了大会的磁力线方向。
2、林彪论述“三面红旗”是“三个创造”
林彪讲话开篇即直奔主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完全肯定”的立场。
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他强调了“中国革命、党、人民”，为什么不强调是毛的创造呢？为什么不说“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呢？
从1957年10月发布“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11月毛在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年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兴修水利、大搞积肥”的通知，大跃进的初澜已经基本形成。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狠批“反冒进”，兼批教条主义、分散主义、提倡“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拔白旗、插红旗”等无数舆论宣传及组织措施，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关于“总路线”与“大跃进”的决议，8月的“北戴河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与“大炼钢铁”的决议，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经济工作从农业到工业，迅速地并全面地纳入了他的“大跃进”轨道。
正如当年的一句口号“苦干三年，改变落后面貌”，毛在1958年也是真正“苦干”的。有人统计过仅1958年这一年，毛在北京的时间才两个多月，其它时间他都在外面为大跃进造势。毛一向不喜欢坐飞机，可是在这一年，为了节省时间多跑几个地方，他经常改乘飞机。笔者也曾作过一个统计，仅1958年这一年中，毛所主持的中央一级的重大会议就多达16次，其中9次是在外地开的，包括大跃进中著名的第二次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广州会议、武汉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次武昌会议，第二次武昌会议。每一次会议，毛都作了许多鼓动跃进的讲话，批转了许多宣传跃进的文件，形成了许多关于跃进的决议。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山河更加壮丽”。这一年毛走遍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四川、江苏、浙江——不过他没有去陕北，也就没有回延安。毛走到哪里，就将大跃进带到哪里。还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了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啰，好像那春雷响四方”，毛深入村庄、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在这一年，他喊出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口号；修订过多少高耸入云的指标。事实也正是如此，大跃进的“春雷响四方”，大饥荒的疾风骤雨就接踵而至了。
这些史实都说明了“三面红旗”是毛独创的，“大跃进”是毛凭籍不受监督的无上权力，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崇高的个人威信，顽强的个人意志，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发动起来的。毛周围的人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各有各的账，但是谁也当不了毛泽东的家。“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大跃进”，这一点与八年前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与八年后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历史的事实。
然而，林彪绕过这些、忽略这些都不讲，将“三面红旗”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这并不是林的粗心，而是反映了林心细得不可测度。他这样一讲，怀疑或否定“三面红旗”，就不仅仅是怀疑或否定毛的领导，而是怀疑或否定中国革命、党和人民的问题了。
1962年初的形势，经过了毛“个人崇拜有两种”的提出，经过了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整肃，经过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两年多来的大力吹捧，毛已经初步神化了。但“神化”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到处舞动的“红宝书”，还没有“早请示、晚汇报”，还没有“红海洋”与“忠字舞”，毛正处于走上“神坛”的路途中，正处于一种“半人半神”的“进行时”。所以，林彪审时度势地将备受责疑的“三面红旗”不说成是毛的创造，而说成“革命、人民、党的创造”，这样一种说法对因“大饥荒”而处于“被动”状态的毛更为有利。
而到了1966年，形势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由于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有所恢复，虽然仍然是是短缺经济，仍然是吃不饱，但“饿死人”的警报已经基本解除了，而这又被归功于毛主席领导得好；另一方面林彪创造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突出政治”、三个口号“高举、突出、紧跟”、两论“顶峰论”与“天才论”、“四个第一”、“四个伟大”、“三个副词”这样的几大箩筐的口号，再加上人手几册的“红宝书”，不仅有了“背语录”，而且有了“语录歌”，继而发展成“语录仗”，毛已经全面神化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就没有必要再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革命、人民、党的创造”了，而直接说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
3、林彪论述“总路线”的正确性
在将“三面红旗”整体打包，归纳为“三个创造”后，林彪就开始了对“三面红旗”逐一吹捧。
林彪论述“总路线”正确性的一段讲话非常精彩。他说：“譬如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作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干劲的作法，不争上游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
这是林彪独有的特色语言，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有一股震摄人的气势。这样一种特色语言，刘少奇没有，周、陈、邓都没有，连毛自己也没有。
毛泽东当然是语言大师，但不可否认林彪也是语言大师。林彪在很多地方都学毛，唯独在语言方面与毛不同，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并不是林不想学毛的语言，而是他学不到。因为林有两样东西绝对不如毛：一为文化底蕴。毛的语言需要有很深很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林在这方面差太多。二为蛮霸之气。毛有枭雄之主的蛮霸之气，所以语言才能纵横捭阖，汪洋谘肆；林终其一生，毕竟只是一位军头。但林是“军中之狐”，语言中既有丘八之风又有阴亵之气。
像毛那样说话、写文章的，古人也有，比如曹操就与毛很相似；但像林这样说话、写文章的，在中国的古人及现代人中很难找到。中国人没有谁像林那样的，但林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林的语言特点另类得怪异，却也为毛所欣赏。如果林与毛的语言同类、或同方向，也许毛就不欣赏他了。
林彪在这里特别巧妙的是运用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及辩论方式，他没有从正面提问题，而是设了“反问句”，更让怀疑批评者们无法开口。
林彪说“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鼓足干劲，不能够鼓足干劲”；林说我们“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力争上游，不能够力争上游”；林说我们“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你难道能说我们“不需要多、不需要快、不需要好、不需要省”；“不能多，不能快，不能好，不能省”；“我们不需要多快好省，我们需要少慢差费”。
不能那样说吧！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那样说。但在今天，我们认识到“少慢差费”固然是错误的，而“多快好省”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更大的错误。在大跃进的特殊时代里，如果说“少慢差费”是消耗性的错误，而“多快好省”则演变成破坏性的错误，必然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假设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少慢差费”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将其消耗了，而“多快好省”指引下的“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只需三、五天就将其破坏了。比如一座山岭原来有一定的绿化基础，即使不去维护它，也许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才可能荒芜了，可是“大炼钢铁”呢，只需要三、五天就将其搞成荒秃秃。
其实，对于“多快好省”这样似乎“正确”的口号，它的“破坏性”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早在1956年7月，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时，周恩来就将原来文件中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了。
搞经济建设，“多快好省”走不通，“少慢差费”当然也走不通，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循序渐进。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与通识。为什么我们不认识、不接受，不借鉴呢？那是因为“闭关自守”，而所看的书又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僵化的意识形态与政经体制让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伊始，这个问题很快也很容易地就被全党全民认识了。
4、林彪论述“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关于大跃进，林彪说：“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关于“人民公社”，林彪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我们的的确确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相比较于评论总路线，林彪评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更加无力了。
林说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那么是什么“事实”呢？林彪一条也没有讲，因为他讲不出一条来。
但是林彪教给了人们三种诡辩的方法：1、不能用高指标衡量；2、同历史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比；3、不能用短时期衡量，而用一个历史阶段来衡量。这个历史阶段有多长？他没有讲。当年，许多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正是在这样的诡辩中得到了自欺欺人的自慰。
林说“人民公社，具有许多优越性”“又增加了新的特点”，那么又是哪些优越性呢？哪些新特点呢？林彪也一条没有讲，因为他也讲不出来一条来。
被媒体所经常宣传的那些优越性，如“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又如不仅有“农林牧副渔”，还有“工农商学兵”；“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些现成的“优越性”，林彪一条也没有采用。
既然“公”是特点，那么没有“共”哪有“公”呢？“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
既然人民公社是通往天堂的“桥梁”，架桥就是为了过桥，不“过桥”要这个“桥梁”干什么呢？所以“穷过渡”就是这样引发的。
林彪是个明白人，他心里明白这些所谓的“优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是抽象地、笼统地肯定，牵涉到具体的内容他一条也不讲。
从某种意义上讲，凭空捏造也是“本事”，颠倒黑白也是“本事”，真是难为林彪了。林彪自己当然也深切地感受到他讲话的高难度，所以他才讲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无奈”的。 “无奈”二字反映了林彪内心的沉重。 就“三面红旗”本身，林彪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大跃进，凭幻想胡来，是蚀本生意，搞得过分，过极了，破坏了个人积极性。” 就对毛的认识，林彪称毛是：“拗相公”，“不关心国民生计”，只关心自己的“名、位、权利”。 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林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常识的。既然有这样的认识，却还要亮明“完全肯定派”的立场，当然就是“无奈”了。林的“无奈”就是不仅要吃掉自己的常识，也要吃掉自己的“良知”，讲出一番既无常识又无良知的话来。也许林彪的内心也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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