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1月，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先后被解放军歼灭,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刘峙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了5个兵团、22个军、56师，总计55万余人。刘峙从蚌埠逃回南京后，知道这一回自己的祸闯得太大了，吓得不敢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恨他无德无才，贻误大局，于1949年1月20日下令将其撤职杏办。第二天，蒋介石自己也伤心地离开了南京，下野引退了。从这张时间表上不难看出，刘峙在淮海战场的失败与蒋介石根基崩溃之间的直接关系。刘峙这个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福将”，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
刘峙被撤职后，为了求得蒋介石的宽恕，托人捎信给蒋介石说，自己已把脸上的胡须全部剃光了，所谓“刮须明志”，声称“不灭共党誓不再留”。但退居溪口的蒋介石气忿交激之时，恨不得生啖其肉，所以对刘峙根本就未予理会。
蒋介石下台后，一度受到蒋介石冷落的何应钦重新得势，按蒋介石的旨意，接受李宗仁邀请，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还示意黄埔系学生在杭州为何应钦做60岁大寿，井特意亲笔题写了“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个字作贺礼。刘峙与顾祝同是何应钦手下的哼哈二将，他认为此机可趁，赶忙备齐礼物，跑到杭州，腆着脸挤进了祝寿者的行列。果然，在何应钦的庇护下，“查办”便没了下文，未几，刘峙重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逃脱了一场劫难的刘峙，自忖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先带着最受宠爱的三姨太返回江西吉安老家，最后一次祭扫了祖坟。不久，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刘峙匆匆跑到广州，再次向蒋介石表示要“共赴国难”。但无论是下野的蒋介石还是“代总统”李宗仁，谁都无意同他‘安危共仗”。刘峙在广州滞留了数月，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复职的希望。就连他的靠山何应钦也认为刘峙太无能，也太无用了，对他表示爱莫能助。
9月17日，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滑然泪下。
9月20日，刘峙满怀酸楚、愁怅的心情离开了大陆，来到了香港的九龙，准备在这里长期当寓公。住在九龙的刘峙“韬晦思过”，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27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31年兼国民政府委员，当选为国民党四届执委，受二级‘宝鼎勋章’，1935年任陆军二级上将，并当选国民党中央五届执委，受一级宝鼎勋章，甲种一等光华勋章，1936年兼国防会议委员，受二级云麾勋章，革命10周年纪念勋章，1937年受陆诲空军甲种一等勋章，1939年受华胄勋章，忠勤勋章，一等云麾勋章，1945年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受青天白日勋章、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第—届国民大会代表。而军职则由师长、军长、指挥官、总司令至司令长官、绥靖主任，在党、政，军三方面都负过相当的责任。”“担任的责任多大，失败的责任也就有多大。”“我愧对国人，也愧对那些勋章。”
1949年12月7口，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后，刘峙自思去台湾不会有自己的好日子过，他便以治糖尿病为名，向蒋介石告假留在香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职视事”，把总统职位又从李宗仁手中抢了过来。刘峙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联合流落在香港的何成浚、陈武民等人致电祝贺。但蒋介石对刘峙的余怒未消，不但没有向他作“欢迎归队”的表示，还指示有关部门，以刘峙“滞港久不归队”为由，取消了他的战略顾问职务。刘峙从此成为一个平民百姓了，他心情诅丧，感到“国家已经不需要我这个老兵”了。刘峙留在香港当了寓公，好在历年来宦囊丰厚，依然能过奢侈舒适的生活。
刘峙平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但爱财如命，聚财有方。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经常利用他太太与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人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刘峙先后用搜刮来的钱财，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门、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城市购买丁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在500万元(现洋)以上。这些产业大都是用其大太太杨庄丽的真名或化名注册的。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峙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庄丽长得高大凶悍，一副地地道道的泼妇相。她日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峙素有怕老婆的雅称，家里的大小事情一概有杨庄丽做主。杨庄丽由于自己不能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峙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给刘峙生育了6个子女，但杨庄丽要这些子女称她为“妈妈”，而叫他们的生母为“姨娘”。刘峙的第三个姨太太名叫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娶的。黄佩芬早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3年书，能歌善舞，拉得—手好琴，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刘峙因自己的前两个姨太太没有文化，难于帮他打点应酬官场交际，所以早就有心再寻找一个姨太太作自己的内助。自他遇见黄佩芬后，可谓一见倾心，拼命追求。为了娶黄佩芬，刘峙还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刘峙流落到香港后，跟在他身边的就是三姨太黄佩芬。
官场失意的刘峙，自到香港当了寓公后，便开始在欢乐场中弥补，每日里出入舞厅酒吧，花天酒地，以酒色欢娱来麻醉自己。孰料，树大招风，一伙逃亡在香港受穷的昔日的部属们，认为刘峙的钱财理应有他们的一份，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一合计，对过去的老长官来了一次大“围剿”，登门强拿硬取，让刘峙损失了一大笔钱财。
受此惊吓之后，刘峙认为香港这个地方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连港九也不敢再住下去了。他决定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过隐居生活。1950年9月24日，刘峙携夫人黄佩芬和4个子女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客船。漂泊生涯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不料，人生地不熟的刘峙一上岸便遇到了一伙强盗，把他的大半行李都掠了去。刘峙被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在新加坡停留，慌忙和家人再登船远行，他们又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客轮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刘峙递给海关检查人员的是一本使用化名的护照。海关人员哪里料想得到站在他们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矮胖子，竟是堂堂的陆军上将。他们看刘峙的穿戴像个大富翁，按陋规狠狠地勒索了他一笔饯。“虎落平阳被犬欺”，刘峙为了生存，只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经过这么几番折腾，刘峙上百万的家财已所剩无儿。到雅加达后，刘峙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便是为全家大小6口人谋划生计。他搜罗箧中所余，凑出一笔本钱，开始经商。将军做生意，‘专业”不对口，很快，刘峙的那点本钱连亏蚀带受骗；很快就被折腾光了。刘峙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他只好从雅加达漂亮的房子里搬出来，迁移到西爪哇岛的茂物去住，因为那里的消费水平要低一些。
刘峙一家来到茂物后，幸好当地的华侨很多，黄佩芬又是师范大学毕业生，所以很容易就在一所华语小学里找到了工作，当了汉语教员。这样一来，黄佩芬不仅解决了丈夫和孩子的吃饭问题，还因为她拿到了教员证书，使得印尼政府同意把他们的居留期由原来的3个月延长到2年。
吃饭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一名小学教员的工资毕竟有限，刘峙只好到处张罗着寻找最便宜的房屋租住。找来找去，只有效区一处地方的房租最便宜，不过那儿的治安状况十分糟糕，每天一到下午5时，太阳还没有落山，住在这儿的人就家家关门闭户。刘峙贪图便宜，也顾不得许多，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供全家人居住。好在他无事可做，便充当了全家人的“守护神”，每天夜里枕戈待旦，保护家人的安全。
刚刚过了2个多月略微稳定的日子，1952年初，黄佩芬突然接到家人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说是有急事要她马上到香港去，黄佩芬因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学教员的职位，舍不得丢弃，便去与校长商议，提出在她到香港探亲期间，由她的丈夫来代课。校长满口答应，允诺先让刘峙来教授六年级的汉语和地理。刘峙自幼读过几年私塾，多少有点国文基础，再加上他上过军校，当过战术教官，对地理更不陌生，牛刀小试，他讲的课竟然大受学生欢迎。于是校方立刻又要他兼授五年级的尺牍写作。等到黄佩芬从香港探亲回来后，校方已舍不得放刘峙走了，便聘任他为正式教员，一人兼起汉语、作文、历史、地理和尺牍五门课；黄佩芬则改教音乐和美术。昔日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堂堂上将总司令，如今沦落异域当了—名“孩子王”，这是刘峙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结局。
当时印尼华侨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从中国大陆购买来的，“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政治倾向绝对是鲜明的。刘峙以大陆出版的课本作师传道，授业解困，那番哭笑不得、五味俱全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此后，刘峙多次写信与印尼教育部华侨司交涉，终于说服他们同意以后陆续改用台湾出版的小学课本。这件事成为日后刘峙向国民党当局“夸功”的本钱，说是因为他的“据理力争”，才使得印尼万千华侨子弟从此免受“邪说的毒害”。
接受了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训，刘峙和家人到印尼后化名隐居，平日里深居简出，很少到公众场合露面，以免惹人注目。偏偏事有凑巧，1952年3月的一天，刘峙偶然翻阅报纸，竟然发现有人以他的名义发表谈话，刊登在当地一家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上。刘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假刘峙”是他当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一位同学的侄子。真刘峙在此，岂容假刘峙冒充。于是，刘峙在激愤之下，投书报社“辟谣”。刘峙的声明在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轰动。自淮海战役结束后，人们鲜闻刘峙的名字，有人说他因打败仗被蒋介石拘禁起来了，有人说他在大陆解放前夕投降共产党了，还有人说他在香港当寓公……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堂堂“国军”上将，摇身一变竟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对此事反应最敏感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局，他们得知蒋介石手下的一个上将在本国的消息后，大吃—惊，马上派人约请刘峙谈话，告诫他要恪守印尼的法律，不准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刘峙夫妇所在的学校也把他当成奇货可居，他们马上想出一个给刘峙上将做61岁生日，借机为学校募集教育捐款的主意。当时刘峙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还在另一所中学兼职教课。这所中学也想借这个机会为学校募集些钱，因此，寿庆未开，捐款未到，两所学校已为寿庆“主办权”打了起来，闹得满城风雨。
失踪多时的“福将”刘峙突然在印尼出现，以及有关真假刘峙、祝寿募捐等一系列头号新闻的炒作，终于引起丁蒋介石的注意。当时，印度尼西亚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在不少国际问题上有共同语言，来往关系比较密切。蒋介石惟恐在自己这儿屡屡失意碰壁的刘峙会因行藏的暴露再制造出令国民党和他本人难堪的政治笑料，更害怕他被共产党给“统战”回大陆，遂急忙示意刘峙昔日黄埔军校的学生袁守谦等人给他写信，促其返回台湾。刘峙接到袁守谦的来信后，大喜过望，马上复信表示愿意去台湾。于是，蒋介石于1953年8月正式示谕，命令刘峙“即速携眷返台”，并给他寄去了入台证和旅费。
飘零岛国3载的刘峙好不高兴，马上与黄佩芬打点行装。1953年11月6日，刘峙带着家人离开了雅加达，经曼谷、香港抵达台湾。在台北机场，刘峙受到了原西南“剿总”总司令顾祝同、西北“剿总”总司令胡宗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的迎接。同是天涯沦落人，黯然相逢，不胜凄楚。刘峙看到这些昔日老友，禁不住涕泪横流，抽抽嗒嗒地说：“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终于又在蒋公总统之庇护下。南天三载，就好像是经过一个绵密而又恐怖又凄凉又哀伤的梦……。”
放下行装，刘峙急不可耐地去拜见蒋介石。岂知见面之时，蒋介石不容他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好在刘峙了解蒋介石的秉性，知道他骂过以后就会风平浪静的。况且，他在大陆时期就已养成标准的奴才德性，可以立正恭听“领袖”责骂，不管蒋介石骂多久，不管骂什么，刘峙一律唯唯称是，而且可以保持立正的姿式一动不动。据说在抗战时期，有一次重庆发生防空洞闷死人的大惨案，引起舆论大哗。刘峙那时兼任重庆防空司令，自然负有直接责任，蒋介石把他找去训斥。当时蒋介石骂到半截，突然问刘峙：“你是不是当我是糊涂蛋?”
刘峙唯唯称是已惯了，未加思索，当即答道：“是!是！”
刘峙的回答弄得蒋介石哭笑不得，只好挥挥手让他走了。这一次，年近七旬的蒋介石体力已不比当年在大陆时期，骂了一会儿便感到疲倦了，只好住口，吩咐刘峙回去后好自反省。刘峙从“总统府”退出来后，心情反倒舒畅起来。他凭以往的经验断定，蒋介石对他这顿痛骂，就算把过去种种旧账一笔勾销了。果然一个月后，“总统府”派人给刘峙送来了“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大红聘书。1954年10月，刘峙还挂上了“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虽然都是虚职，没有什么实权，但“车马费”还是不少的，可保生活无虞，刘峙有了在海外漂泊受苦的经历，对这一结局已感相当满意。
刘峙回到台湾后，定居于台中市，过着极其平淡与平静的生活，每日里读读书，写写日记，闲暇时回忆回忆往事，且忆且述，数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因没钱出版，刘峙的这本回忆录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后被出版商相中，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与他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件事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后他益加落落寡欢，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1971年7月15口，刘峙病逝于台中，距其80寿诞仅差一个半月的时间。
刘峙被撤职后，为了求得蒋介石的宽恕，托人捎信给蒋介石说，自己已把脸上的胡须全部剃光了，所谓“刮须明志”，声称“不灭共党誓不再留”。但退居溪口的蒋介石气忿交激之时，恨不得生啖其肉，所以对刘峙根本就未予理会。
蒋介石下台后，一度受到蒋介石冷落的何应钦重新得势，按蒋介石的旨意，接受李宗仁邀请，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还示意黄埔系学生在杭州为何应钦做60岁大寿，井特意亲笔题写了“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个字作贺礼。刘峙与顾祝同是何应钦手下的哼哈二将，他认为此机可趁，赶忙备齐礼物，跑到杭州，腆着脸挤进了祝寿者的行列。果然，在何应钦的庇护下，“查办”便没了下文，未几，刘峙重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逃脱了一场劫难的刘峙，自忖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先带着最受宠爱的三姨太返回江西吉安老家，最后一次祭扫了祖坟。不久，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刘峙匆匆跑到广州，再次向蒋介石表示要“共赴国难”。但无论是下野的蒋介石还是“代总统”李宗仁，谁都无意同他‘安危共仗”。刘峙在广州滞留了数月，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复职的希望。就连他的靠山何应钦也认为刘峙太无能，也太无用了，对他表示爱莫能助。
9月17日，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滑然泪下。
9月20日，刘峙满怀酸楚、愁怅的心情离开了大陆，来到了香港的九龙，准备在这里长期当寓公。住在九龙的刘峙“韬晦思过”，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27年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9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31年兼国民政府委员，当选为国民党四届执委，受二级‘宝鼎勋章’，1935年任陆军二级上将，并当选国民党中央五届执委，受一级宝鼎勋章，甲种一等光华勋章，1936年兼国防会议委员，受二级云麾勋章，革命10周年纪念勋章，1937年受陆诲空军甲种一等勋章，1939年受华胄勋章，忠勤勋章，一等云麾勋章，1945年当选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受青天白日勋章、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第—届国民大会代表。而军职则由师长、军长、指挥官、总司令至司令长官、绥靖主任，在党、政，军三方面都负过相当的责任。”“担任的责任多大，失败的责任也就有多大。”“我愧对国人，也愧对那些勋章。”
1949年12月7口，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垮台后，刘峙自思去台湾不会有自己的好日子过，他便以治糖尿病为名，向蒋介石告假留在香港。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职视事”，把总统职位又从李宗仁手中抢了过来。刘峙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联合流落在香港的何成浚、陈武民等人致电祝贺。但蒋介石对刘峙的余怒未消，不但没有向他作“欢迎归队”的表示，还指示有关部门，以刘峙“滞港久不归队”为由，取消了他的战略顾问职务。刘峙从此成为一个平民百姓了，他心情诅丧，感到“国家已经不需要我这个老兵”了。刘峙留在香港当了寓公，好在历年来宦囊丰厚，依然能过奢侈舒适的生活。
刘峙平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但爱财如命，聚财有方。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经常利用他太太与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人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刘峙先后用搜刮来的钱财，在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门、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城市购买丁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在500万元(现洋)以上。这些产业大都是用其大太太杨庄丽的真名或化名注册的。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受家庭之命，在刘峙十来岁时与之完婚的。杨庄丽长得高大凶悍，一副地地道道的泼妇相。她日不识丁，爱财如命，但她爱刘峙，并同他患难与共。刘峙素有怕老婆的雅称，家里的大小事情一概有杨庄丽做主。杨庄丽由于自己不能生育，便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刘峙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给刘峙生育了6个子女，但杨庄丽要这些子女称她为“妈妈”，而叫他们的生母为“姨娘”。刘峙的第三个姨太太名叫黄佩芬，是1941年刘峙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娶的。黄佩芬早年从上海美专毕业，后又到北平师范大学读了3年书，能歌善舞，拉得—手好琴，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刘峙因自己的前两个姨太太没有文化，难于帮他打点应酬官场交际，所以早就有心再寻找一个姨太太作自己的内助。自他遇见黄佩芬后，可谓一见倾心，拼命追求。为了娶黄佩芬，刘峙还硬着头皮与杨庄丽彻底闹翻了。刘峙流落到香港后，跟在他身边的就是三姨太黄佩芬。
官场失意的刘峙，自到香港当了寓公后，便开始在欢乐场中弥补，每日里出入舞厅酒吧，花天酒地，以酒色欢娱来麻醉自己。孰料，树大招风，一伙逃亡在香港受穷的昔日的部属们，认为刘峙的钱财理应有他们的一份，于是几个人凑在一起一合计，对过去的老长官来了一次大“围剿”，登门强拿硬取，让刘峙损失了一大笔钱财。
受此惊吓之后，刘峙认为香港这个地方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连港九也不敢再住下去了。他决定找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过隐居生活。1950年9月24日，刘峙携夫人黄佩芬和4个子女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客船。漂泊生涯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不料，人生地不熟的刘峙一上岸便遇到了一伙强盗，把他的大半行李都掠了去。刘峙被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在新加坡停留，慌忙和家人再登船远行，他们又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客轮到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刘峙递给海关检查人员的是一本使用化名的护照。海关人员哪里料想得到站在他们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矮胖子，竟是堂堂的陆军上将。他们看刘峙的穿戴像个大富翁，按陋规狠狠地勒索了他一笔饯。“虎落平阳被犬欺”，刘峙为了生存，只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
经过这么几番折腾，刘峙上百万的家财已所剩无儿。到雅加达后，刘峙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便是为全家大小6口人谋划生计。他搜罗箧中所余，凑出一笔本钱，开始经商。将军做生意，‘专业”不对口，很快，刘峙的那点本钱连亏蚀带受骗；很快就被折腾光了。刘峙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他只好从雅加达漂亮的房子里搬出来，迁移到西爪哇岛的茂物去住，因为那里的消费水平要低一些。
刘峙一家来到茂物后，幸好当地的华侨很多，黄佩芬又是师范大学毕业生，所以很容易就在一所华语小学里找到了工作，当了汉语教员。这样一来，黄佩芬不仅解决了丈夫和孩子的吃饭问题，还因为她拿到了教员证书，使得印尼政府同意把他们的居留期由原来的3个月延长到2年。
吃饭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一名小学教员的工资毕竟有限，刘峙只好到处张罗着寻找最便宜的房屋租住。找来找去，只有效区一处地方的房租最便宜，不过那儿的治安状况十分糟糕，每天一到下午5时，太阳还没有落山，住在这儿的人就家家关门闭户。刘峙贪图便宜，也顾不得许多，就在这里租了一间房供全家人居住。好在他无事可做，便充当了全家人的“守护神”，每天夜里枕戈待旦，保护家人的安全。
刚刚过了2个多月略微稳定的日子，1952年初，黄佩芬突然接到家人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说是有急事要她马上到香港去，黄佩芬因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学教员的职位，舍不得丢弃，便去与校长商议，提出在她到香港探亲期间，由她的丈夫来代课。校长满口答应，允诺先让刘峙来教授六年级的汉语和地理。刘峙自幼读过几年私塾，多少有点国文基础，再加上他上过军校，当过战术教官，对地理更不陌生，牛刀小试，他讲的课竟然大受学生欢迎。于是校方立刻又要他兼授五年级的尺牍写作。等到黄佩芬从香港探亲回来后，校方已舍不得放刘峙走了，便聘任他为正式教员，一人兼起汉语、作文、历史、地理和尺牍五门课；黄佩芬则改教音乐和美术。昔日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堂堂上将总司令，如今沦落异域当了—名“孩子王”，这是刘峙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结局。
当时印尼华侨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从中国大陆购买来的，“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政治倾向绝对是鲜明的。刘峙以大陆出版的课本作师传道，授业解困，那番哭笑不得、五味俱全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此后，刘峙多次写信与印尼教育部华侨司交涉，终于说服他们同意以后陆续改用台湾出版的小学课本。这件事成为日后刘峙向国民党当局“夸功”的本钱，说是因为他的“据理力争”，才使得印尼万千华侨子弟从此免受“邪说的毒害”。
接受了在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训，刘峙和家人到印尼后化名隐居，平日里深居简出，很少到公众场合露面，以免惹人注目。偏偏事有凑巧，1952年3月的一天，刘峙偶然翻阅报纸，竟然发现有人以他的名义发表谈话，刊登在当地一家具有进步倾向的报纸上。刘峙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假刘峙”是他当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时一位同学的侄子。真刘峙在此，岂容假刘峙冒充。于是，刘峙在激愤之下，投书报社“辟谣”。刘峙的声明在报上发表后，立刻引起了轰动。自淮海战役结束后，人们鲜闻刘峙的名字，有人说他因打败仗被蒋介石拘禁起来了，有人说他在大陆解放前夕投降共产党了，还有人说他在香港当寓公……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堂堂“国军”上将，摇身一变竟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对此事反应最敏感的是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局，他们得知蒋介石手下的一个上将在本国的消息后，大吃—惊，马上派人约请刘峙谈话，告诫他要恪守印尼的法律，不准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刘峙夫妇所在的学校也把他当成奇货可居，他们马上想出一个给刘峙上将做61岁生日，借机为学校募集教育捐款的主意。当时刘峙为了多挣些钱补贴家用，还在另一所中学兼职教课。这所中学也想借这个机会为学校募集些钱，因此，寿庆未开，捐款未到，两所学校已为寿庆“主办权”打了起来，闹得满城风雨。
失踪多时的“福将”刘峙突然在印尼出现，以及有关真假刘峙、祝寿募捐等一系列头号新闻的炒作，终于引起丁蒋介石的注意。当时，印度尼西亚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两国在不少国际问题上有共同语言，来往关系比较密切。蒋介石惟恐在自己这儿屡屡失意碰壁的刘峙会因行藏的暴露再制造出令国民党和他本人难堪的政治笑料，更害怕他被共产党给“统战”回大陆，遂急忙示意刘峙昔日黄埔军校的学生袁守谦等人给他写信，促其返回台湾。刘峙接到袁守谦的来信后，大喜过望，马上复信表示愿意去台湾。于是，蒋介石于1953年8月正式示谕，命令刘峙“即速携眷返台”，并给他寄去了入台证和旅费。
飘零岛国3载的刘峙好不高兴，马上与黄佩芬打点行装。1953年11月6日，刘峙带着家人离开了雅加达，经曼谷、香港抵达台湾。在台北机场，刘峙受到了原西南“剿总”总司令顾祝同、西北“剿总”总司令胡宗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的迎接。同是天涯沦落人，黯然相逢，不胜凄楚。刘峙看到这些昔日老友，禁不住涕泪横流，抽抽嗒嗒地说：“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终于又在蒋公总统之庇护下。南天三载，就好像是经过一个绵密而又恐怖又凄凉又哀伤的梦……。”
放下行装，刘峙急不可耐地去拜见蒋介石。岂知见面之时，蒋介石不容他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臭骂。好在刘峙了解蒋介石的秉性，知道他骂过以后就会风平浪静的。况且，他在大陆时期就已养成标准的奴才德性，可以立正恭听“领袖”责骂，不管蒋介石骂多久，不管骂什么，刘峙一律唯唯称是，而且可以保持立正的姿式一动不动。据说在抗战时期，有一次重庆发生防空洞闷死人的大惨案，引起舆论大哗。刘峙那时兼任重庆防空司令，自然负有直接责任，蒋介石把他找去训斥。当时蒋介石骂到半截，突然问刘峙：“你是不是当我是糊涂蛋?”
刘峙唯唯称是已惯了，未加思索，当即答道：“是!是！”
刘峙的回答弄得蒋介石哭笑不得，只好挥挥手让他走了。这一次，年近七旬的蒋介石体力已不比当年在大陆时期，骂了一会儿便感到疲倦了，只好住口，吩咐刘峙回去后好自反省。刘峙从“总统府”退出来后，心情反倒舒畅起来。他凭以往的经验断定，蒋介石对他这顿痛骂，就算把过去种种旧账一笔勾销了。果然一个月后，“总统府”派人给刘峙送来了“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大红聘书。1954年10月，刘峙还挂上了“行政院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头衔。虽然都是虚职，没有什么实权，但“车马费”还是不少的，可保生活无虞，刘峙有了在海外漂泊受苦的经历，对这一结局已感相当满意。
刘峙回到台湾后，定居于台中市，过着极其平淡与平静的生活，每日里读读书，写写日记，闲暇时回忆回忆往事，且忆且述，数年后居然整理出一部(我的回忆》。因没钱出版，刘峙的这本回忆录先以油印本形式在昔日同僚、部下中传阅，后被出版商相中，才得以正式出版。
1965年，与他在印尼落魄患难的妻子黄佩芬因病去世，这件事对年迈的刘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后他益加落落寡欢，在寂寞孤单中消磨岁月。1971年7月15口，刘峙病逝于台中，距其80寿诞仅差一个半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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