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白在1932年至1936年间曾被迫为日军工作。日军以他的妻儿的生命要挟他，逼迫他为日军榨取东北人民的钱财。万斯白1936年成功逃离东北，进入上海租界，写下了这部不朽名著《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揭露了日军无所不用其极地搜刮中国东北父老钱财的罪恶。
万斯白其人
万 斯白此人，为上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国际间谍。原籍意大利，后来入籍中国的他，经历非常复杂，曾经参加过多次战争，为很多国家的间谍机关效力过。这位 冒险家在一战期间在远东地区为协约国情报机关工作，后来又被“东北王”张作霖招募，成为张作霖对付东北地区的白人异己分子的得力干将。九一八事变后，他被 日本特务机关胁迫，成为日本在东北的别动队首领，专门替日本军方搜刮东北的民脂民膏，日本人搜刮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人，还包括在东北的白俄和犹太人。
在 接下来的篇章中，会有很多细节令读者朋友怒发冲冠，读者朋友会看到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面目。尤其是万斯白的顶头上司——日本在东北的情报机构的 负责人的赤裸裸的表述，更能让读者了解，日本军方的高层是怎样的用心险恶，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对中国的东北居民和他国拘留在中国的侨民进行了残酷的掠夺—— 他们绑票、贩毒、敲诈、勒索、杀人越货，纵容黄赌毒泛滥，国际公法在他们眼中形同废纸，人性人权在他们眼中更是一文不值。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无穷无尽地掠 夺，用敲骨吸髓来形容也不为过。可是他们的卑劣手段还不止敲骨吸髓，他们为了达成手段，时常草菅人命——不管他是穷人富人，也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
万斯白所做的工作就是帮日本军方敛财，他的对象之一竟然是在东北的日本军宪警员，因为他的上司告诫他，日本从东北抢掠到的财富是属于天皇的，日本的军宪警员如果从受害者那边把钱弄到手，万斯白也要从他们手中再把钱财榨出来。很多日本军宪警员的中国胁从，为此丢了命。
虽 然万斯白一直违心地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日本特务用他家人的生命安全来要挟他就范，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得力，但是日本人对待他也是非常不好。日本特务机关 长期拖欠他的薪饷，逼得万斯白走投无路，只能出卖自己的房产，来获取生活的费用，可是就是这样，他还被日本法官和会计大敲竹杠。最后拿到手的钱少得可怜。
万 斯白一直是一个非常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在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的时候，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为东北抗联服务，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受害者。在李顿调查团在东北 调查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出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正是由于很多向万斯白这样的人，在秘密地为李顿调查团提供情报，调查团最终的报告书才令日本灰头土 脸，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打折扣。万斯白对日本特务始终充满了痛恨，对于日本特务的帮凶也是同样如此，他也曾巧妙地给予这些人以教训。
由 于万斯白与日军的反对者走到了一起，日本特务准备对他下毒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潜逃到了上海，并开始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东北的罪 恶，令当时的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军方，这在当时是日本军队的巨大丑闻。在万斯白的威胁和他的朋友的帮助下，他被日本军方扣押的妻儿被解救出来，可是她妻 子的全部积蓄和细软被日本特务掠夺一空。
日本军方对万斯白的刻骨披露，火冒三丈，处心积虑地想要除掉万斯白，可是万斯白这位资深的间谍却远渡重洋，跑到了海外。万斯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偷袭菲律宾，并很快攻占菲律宾。当时定居马尼拉的万斯白被日本特务发现，于1943年杀害。
张作霖邀请我为他工作
我 从1916年开始在远东做间谍，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中国军政官员，其中一位是东三省的军阀张作霖大帅。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好几次要求我报告 一些在俄国的中国人生活的实情，以及其他有用的情报，那些材料我是愿意提供给他的。他又一再对我说，倘若我决意留在东方的话，那他邀请我去为他工作。他的 条件很动人，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我又想到了战后欧洲惨象，决定接受邀约。所以在1920年9月24日，我加入了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张氏那时在满 洲，是人所共知的东三省督办。
大 帅对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除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外，要我不得让其他人知道我是在为他工作。因为吴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吴就成为了我的直接上级。对外，我 仍应假装着是自己的政府或协约国列强工作的。在一战期间，我是由联军情报处雇用在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处从事各种指定工作的。
我与张作霖大帅见面的次数不多。张大帅在沈阳召见我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晚上，我得装扮得像一个中国人，戴上黑眼镜，头上戴顶西式的呢帽，把帽子拉下遮住眼睛，由他的一个亲信带着我去。
我为大帅工作了八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尚且勇敢的人，他言出如山，对忠心的下属来说他绝对是一个好上司，但对犯错误的人以及那些企图辜负、滥用他的信任的人来说，却非常严厉，他不能容忍那些背叛了他的人。
在 俄国、蒙古、朝鲜、中国的那几年内，我是以不同的名字，用不同的护照去执行工作的。我的活动很多，也很杂：搜集政治情报，监视别国特务人员的动静，追捕土 匪和偷运军火毒品的人，密查贩卖白俄青年女子的人贩（白俄是因为俄国革命逃到中国东北的），以及时刻观察、记录、破坏日本和苏联方面活动。
因 为我的工作性质，我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需要经常变换身份，我的公开职业有很多身份，也以小生意人的身份掩护过自己。譬如，在蒙古我当过金矿或煤矿的调 查专员，当过筹建俄满间交通商务建设铁道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秘书。这是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正因得此便利，我在1911年3月7日搭乘了这条铁路的首班 车，游历了俄国。在1922年，我在满洲里——俄满边境铁路的一个地方，在一家中俄文报馆当编辑；此后，我有在库伦做了好几家报纸的通讯员。
缉拿军火走私成绩显著
1923 年2月，我奉命回到沈阳侦察私贩军火，军火走私当时在东北是对治安的严重威胁。开头两个月我在山海关、秦皇岛、以及沿京奉铁路一带的地方取得了不小的收 获，3月2日我就第一次缉获五百支来复枪。那些枪械是意大利造的，当军火贩翻过长城，离山海关还有九里路的时候，我就将他们捉住了。3月22日我缴获另外 一批一千支的来复枪，4月12日在我的部署下，我的探员们又在北戴河附近缉获二百支意大利自动手枪，4月27日在更靠近关内的地方，在一个偏僻的乡下，我 们捉到了几个私运二千支以上来复枪的走私者。这些军械都是满洲当地土匪订的货。
张大帅给我的任务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中国存在治外法权，很多外国人的违法行为很难受到法律约束。可是励精图治的张大帅还是尝试树立他的辖区内的法律规范的权威，让自己的政令通行无阻，他试图挫败任何有损于中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我的侦察私贩军火的活动让意大利政府知道了，我六月间到天津时接到了意大利驻津总领事格勃利里的一个邀请，要我去见他一面。
我去了，他问我在天津预备做些什么工作？我答他说是来游历旅行的。
“别对我讲假话罢，”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到天津来的目的。我得警告你，你虽然有中国当局给你的种种证明文件，但你还是意大利人，仍旧在我的管辖之下，假使我再发现你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就要拘捕你，将你驱逐回国。现在给我滚出去吧，我没啥再跟你说的了。”
做我的这一行，受到的威胁太多，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恐吓了。尽管如此，我必须履职，而且我决心一切凭良心办，不去顾念违法者的国籍。
在那一个夏天，我所缉获的包括数千支来复枪、手枪，同时我还查获了二百公斤的吗啡和海洛因，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斤的鸦片。
11 月14日，在得到了日本当局的同意，加上我的中国主人的帮助，我在天津的一艘日本轮船上搜到了四千多支意大利的来复枪，这些东西是预备运送到广州去的。第 二天我在本地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意租界警署署名的文告，那上面说（声称）：“在日轮为中国当局所缉获之军械，虽属意国出品，然决非天津意海军营内之所有 物。”我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他们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
意大利领事馆的“逮捕风波”
11 月18日上午10点，一位和我很要好的意大利警官来看我，他很不安地对我说，“我亲爱的万斯白，我因负有使命来此，因此不得不置友情于不顾了。总领事格勃 利里让我带给你一个非常紧急的驱逐令，并需立刻遵行。他要你在半小时内到车站，搭10点45分之前开赴上海的火车，你不准对任何人讲或以电话通知别人，但 你可通知你的夫人，说你因要事急需赴沪，但不能告诉她，你是受了驱逐令而去的。假使你企图通知别人，那我就必须用武力押解你到车站。我知道，我对你的行为 是非常不公道的，但是我是奉了命令而来，得交差，我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别把事情闹大，否则我将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逮捕你。我对你充满敬意，我希望你能 够把我的话听进去，请你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到火车站，我马上就去火车站，在那边等你。在此期间，你不要试图联络别的人来帮助你逃脱，你除了可以告诉家人你要 去上海外，我奉劝你不要轻举妄动。如果你不配合我，我就只能把你抓起来押到上海。”
我除了接受这强制的条件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我对这个貌似“十分为难”朋友无话可说，我只能匆匆地和我的妻子打了个招呼，告诉她我有急事要去上海。
半小时后，我被锁在一辆载货的火车车厢里，同行的有四个意国的水手和一个名字罗美诺里的下级军官。
11月19日当我们到达了上海，我就立刻被转到意大利军舰卡拉布里亚上的密室中。
幸 运的是舰长是个正直的意大利人，他得知我被押到军舰上，立刻召见了我，当我将遭遇告诉了他，他就派了一个长官带了一封信去给意大利驻沪总领事罗三，信中说 他不便将意大利皇家海军的军舰让别人做不正当的勾当，除非他在当天下午四点钟，能得到扣押我的正式证件，否则他就要将我释放。那证件终未送来，在四点零五 分的时候，我就离开了那军舰，恢复自由了。
两天以后，意大利副领事弗莱乔洛给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当局送去了一张拘票，上面写着请拘捕一名叫做A.万斯白的人，他是从卡拉布里亚号军舰逃上岸的水手。
然 而那位上海公共租界捕房英过总巡捕也是一位正直的人，他也很有力量。他跑去见意大利总领事，他指出，如果拘票上所附万斯白的照片确是其本人，那么他就会立 刻拘捕他，因为他现在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必须删去拘票上的“水手”和“逃兵”字样。因为据他所知，万斯白是一个已经在中国居留了15年的人，他不是 一个水手，是不是意大利方面弄错了，的确有个水手逃跑了，照片被弄错了，照片是万斯白的照片。如果是这样，万斯白就是无辜的。
就在此时此刻，中国当局也在向意大利公使提出抗议。但是意大利公使回应说，因为万斯白是意大利公民，中国政府没有理由干涉有关于万斯白的任何事务，如何处理本国公民，是意大利政府自己的事情。
关 于我被捕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当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但是意大利驻天津使馆却拒绝撤销驱逐我的命令。最终，为了让事情早点结束，我和租界的警察当局商 量后，决定满足意大利政府方面的要求，我答应就逮，租界当局将我送到了意大利副总领事弗莱乔洛那里去。我的一些朋友当面质问弗莱乔洛我究竟有什么罪过，他 却回答不出来。他只能含糊地说是弄错了，于是我就被释放了。
被迫加入中国籍
几天后，我又被传到领事馆去，他们告诉我，意大利公使要我离开中国。他们已为我预备好船位，上船后另送五千元给我。我拒绝了。
1924 年4月9日那天，当我经过邓脱路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袭击，他在我胸前刺了一刀然后迅速地逃走了，中国当局都认为凶手是一个意籍退伍水手。无独有偶，我还 遇到另外一起暗杀事件，一个住在上海的意大利人两次企图杀死我。他的同伙，包括三个俄国人和一个印度人，已被严厉惩罚。俄国人在哈尔滨的中国法庭被判刑， 那个印度人则被英国法庭宣判。
在 我回到哈尔滨不久，我发现意大利当局仍然不想让我安生。于是我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后来看起来这个决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到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再加上意 大利已经开始奉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风气也换了，因为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意大利的政府的官员也换了一茬。于是我决定放弃意大利国籍，加入中国籍。
在中东铁路督办朱庆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将军与中东铁路路警处长姚志曾的保证下，我成了一名中国人。因为有了新国籍的关系，我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击暗害我的歹徒们了。
在我加入中国国籍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又被人行刺了一回。这回我就不客气了。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歹徒被惩罚的消息就上了报纸。
对付“白奴”贩卖者
我 回到哈尔滨当了张作霖的特务员之后，一些违法之徒如白奴贩卖者都公然向我挑战了！俄国革命后，有很多白俄跑到了中国东北。很多白奴贩卖者到沈阳、哈尔滨等 城市选相貌不错的俄国少女，将她们卖到各国去。在我做特务的生涯中，我发觉这批白奴贩卖者是最难对付，组织最严密，也是最有钱的。我们也拘捕过一些白奴贩 卖者，但他们贿赂了法官，又逍遥如故了。白奴贩卖者中的霸王是一个反动的保皇党俄人，他被捕过23次，每次都证据充分，但他每次都交2万元至2万5千元之 巨的保银后被释放。
经 营这种臭名昭著卖买的外国人，是以治外法权作其护身符的。有两个瑞典人在到了哈尔滨的一两年内，竟成了满洲的恐怖份子，他们是在哈尔滨的车站上被我的手下 捉住到，和这两人同行是六个穿戴很体面的女子，她们是被押解到天津去当“官场交际花”的。我知道我们的抓捕手续是无用的，所以我让手下将这两人送到铁路线 边界处，将他们绑悬在电话线杆子上以做惩戒了事。
1926 年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饭店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他租下了两间最好的房间。不久他在各报纸上登出启事，要招聘一些18岁至22岁之间的女子当打字员， 且待遇优厚。我派了几个手下暗中监视他，发现在24小时内，已有20几人去应征了，而且他还给每个来应征的女子20元钱的补助。我自己跑去见了那个法国 人，我到的时候发觉他快要离开旅馆了。我跟他说我有两个女儿想要谋到合适的职业，先过来了解情况。那法国人说他是上海法租界的秘书，他说，“这是我们公董 局要用的，我们要用到许多打字员。”（后来知道他与法租界毫无一点关系。）
“但是我的女儿都不懂法文”，我装作遗憾地说。
“这不重要，上海法租界有两万以上的俄国人，我们的行政工作更需要懂俄文的人”，他说。
谈到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他实际上是个人贩子。所以我说出了我的身份，并警告他，“我劝你今天晚上就离开哈尔滨，否则性命不保。我明明白白告诉你，过去抓到的那些白奴贩子我们都让他们失踪了，而且查不出痕迹。”
那个法国人当夜就跑掉了，当然，一个打字员都没给带走。
我所知道的张作霖被刺事件
从1920年9月24日开始，我在张作霖将军的领导下工作，用不健全的工具为法纪治安而奋斗着。很多人做过我的上司，张将军是最好的上司。
他 是一个很好的行政长官，也是一个毫无怜悯心的专制人物。他既无教育又无修养，但他又具备特殊的聪明才智和超人的记忆力，这样的才干造就了他的地位。张作霖 主政时期满洲的农民，和中国其他各省比较起来那是舒服得多了，一个千万人口的地方，到张作霖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具有三千万人口的富饶之区了。
张作霖性格暴躁，他处置那些操纵钱票市价的本地银行老板董事们的手段，可作为一个实例。他有一次在沈阳召集会议，他邀请了九个银行老板来开会，当这些人到了以后，张作霖给他们训话的坦率程度大概可成为世界纪录了：
“我是很明白的，我想你们也和我一样明白吧，你们操纵了满洲钱票市价，发了大财，害死了农民商人。我以前曾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负责，但是你们没有做到，现在你们就听我说吧：假使在你们的地位，而做不到纠正这种投机勾当，那是你们的无能与罪过，所以你们是该死的。”
五分钟之后，九个银行老板的头就滚落到张作霖园子里的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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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张作霖受到了日本人的怂恿进犯北京，他在那里统治了两年。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传布到全中国。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最初是共产党，后来是蒋 介石将军的势力达到了济南。在济南，蒋氏的军队，遇到了占据胶济铁路的日军相当程度的抵抗。日军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但这时的张作霖将军着急 想回满洲了，留守东三省的张氏至友吴俊升将军，也催促他回去。
1928年5月19日，驻北京的日本大使警告张氏勿回满洲，但张氏还是于５月26日毅然乘上了回沈阳的列车。
5月31日，张作霖将军的东京特派员司温哈特紧急警告张氏万勿搭火车回沈阳，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张氏将在路上遭遇暗杀。但张氏对此谣传并不相信，并将这话告诉了日军司令部的一个官佐。那人笑着回答说，为了证明此行绝无危险，他本人可与将军一路同坐一节车到沈阳去。
他 们搭的是6月2日午夜从北京开出的一班车，我也在那车上，但我自己因为要在天津调查某项问题，所以到了那里便下车了。日军当局请吴俊升将军，在6月4日那 天到离沈阳车站南20公里外的地方去接迎张氏。吴氏偕同几个幕僚准时去了，他接到张氏，就和张氏同车回沈阳来。火车将到沈阳前十分钟，那个同车的日本官佐 站起身来，说要到隔壁房里去佩好戎装军帽（事后查明，他是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里去了）。几分钟后，当火车穿过一座桥洞时，火车突然间爆炸，这辆搭着张作霖和 半路上车的吴俊升将军的火车被炸毁了，死了十七个人。张作霖将军受了重伤，几个小时后也死了。
日军是暗杀张氏的幕后操纵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放置炸药的那座桥本来是中国士兵把守的，但在几天前却被日本兵接替了。
张作霖将军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承继了他父亲的地位。但他同情新中国革命，始终不听那位满洲军司令长官杨宇霆的劝告，而主张直接反抗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实现他们的计划就近在眼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