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the banality of evil”的理解

Hannah Arendt 是个犹太人，她被纳粹关进过集中营，1941年逃出来，逃到美国。后来成为哲学家。

Hannah Arendt创造了一个说纳粹制度的名言，“the banality of evil”。 恶行都是少有的少见的，通常都是恶人做的。 但在希特勒的德国，到处是恶行，见惯了恶行，对恶行没有新鲜感受了，大家对此也麻木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你随手就打犹太人，我高兴就踢犹太人，那么，打死犹太人也不是大不了的事。
管集中营的军官，天天把犹太人毒死烧掉，也不是恶人了。

其实，“the banality of evil”用在毛泽东的中国，比德国和苏联更合适。 在德国，希特勒杀犹太人是瞒着德国老百姓的，是有相当百分比的德国人不知道的。所以美国人要命令当地的德国人都去看集中营里的死人。　在苏联，也有老百姓不知道党内杀了多少人，有个在莫斯科的老科普作家，在30年代他居然不知道基洛夫是谁，布哈林是谁。这样的事，在中国不像会有。　所以苏共内斗的真相被曝露后，有许多苏联老百姓为之震惊。　毛泽东在对敌斗争的意识形态上，强调到极端，推行到极限。采取的是搞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个角落。

中国老百姓在文革时期，对戴高帽子，跪打很快就麻木了，后来听到跳楼自杀，内心里也不震动了。 这是因为恶变得太普遍了。这就是“the banality of evil”。

正因为此，造反派要找新的刺激，打人要脱裤子打，打女人要打阴户，后来还想出了烫的刑具，对女的要烫阴户。内蒙古的一打三反就是这样做的。 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那样残酷，做的时候还理直气壮，阶级斗争大方向对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过头又怎么样？

监狱里也对犯人残酷。张志新就是一个例子。不人性的事在监狱里很普遍。 比如女犯人在劳动时要上厕所，看管的不许，女犯人急得当众脱裤子小便。刚参军的小战士看到了学到了这类丑恶，在他心里，就会“the banality of evil”。

“The banality of life！” 在英语里应当理解为“乏味啊，生活！”　注意这个ｏｆ的用法，就像　My thought of Mao Zedong，应当理解为，我对毛泽东的想法。　那么“the banality of evil”可以理解为，对恶行看惯了，听厌了，乏味了,无动于衷了。　意译的话，可以译为对恶行的麻木化或者普遍化，因为不普遍不会麻木的。　同样，“the banality of corruption”译成腐败的平庸，不如译为对腐败的冷漠。 有个大陆的知识分子说，政治家玩女人是普通得很的事。 这个说法不对的，玩女人对要选票的政治家来说是很危险的要克制的事。 这反映了大陆知识分子的banality，对什么呢？对政治家玩女人。 

毛泽东有个厉害的地方，是对负面批评，直接了当地承认并加以正面的弘扬。 人家批评他是秦始皇，他说我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在延安时，有人说他的男女关系，他说，我就是吃喝赌嫖，我是学孙中山！ 痞子就是这样的，说他不要脸，痞子回答“你说对了，老子就是不要脸！你还要我来補充，你说不出口的事我都做得出！” 他的这个本事，就是把恶变为Banality。 

（写于2013/7-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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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点来说，红二代的道歉还是有点意义的。 -数字证- ♂ (0 bytes) () 02/28/2014 postreply 16:5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