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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下令批捕自己胞弟的難言之隱（圖）

http://news.sina.com   2014年01月25日 04:40   澳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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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紅衛兵從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壽與兩位教授的來往證據，王光琦和兩位教授馬上被揪鬥，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殺，這還沒完，紅衛兵又把誣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近年來境外一些周恩來研究者找到了一個很有蠱惑力的史實，那就是周恩來在文革中曾經親自下令批捕過他的弟弟周恩壽。這在西方人看來的確不可理解也不近人情，憑藉周恩來的資歷、在黨內的威望，保護一下蒙受冤屈的胞弟應該並不困難，但他還是“下手”了，把弟弟送進了監獄。這對於貶損周恩來的人格是一個重磅炮彈，因為他們也感覺到，對中共領導人下手最困難的是周恩來。從政治智慧、人格魅力、不謀私利、民衆威望，都難以找到讓人信服的論據，這件史實卻可以反復炒作，那就是周恩來為了政治缺少人情，對弟弟都可以送進監獄。

　　這種誤解來源於對中國特殊政治年代的殘酷性缺乏基本了解。

　　周恩來的小弟弟周恩壽比他小6歲，出生於淮安，字同宇，1918年14歲時隨父與長兄恩來，先后在瀋陽、天津求學，1921年和長兄周恩來一樣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受長兄影響，周恩壽也參加革命，做黨的地下交通和宣傳工作。他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周恩壽1927年春任武漢郵電檢查委員會主任。1927年蔣介石“清黨”時，是“武漢中央軍校各期學生共同討蔣籌委會”執行委員，並在《討蔣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緝，為了躲避迫害匆忙逃離，幾年間東躲西藏也就脫離了黨組織，1928年前往吉林伯父處謀職，任吉林海拉爾鐵路局檢查課的課員。但周恩壽對革命依然嚮往，1928年初，兄嫂周恩來、鄧穎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經大連遭日本水警盤查，被迫折返吉林。

　　周恩壽隨機應變掩護長兄嫂，並陪同到哈爾濱脫險。抗戰勝利后，周恩壽在北平與長兄恩來見面，要求重新參加革命，周恩來囑李克農、賴祖烈交其一筆資金，到天津做生意，為當地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和醫藥，繼續為地下黨提供掩護以及經費和藥品。1947年9月在天津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除供認是周恩來胞弟外，沒暴露為黨工作的任何情況。同年12月被南開大學教務主任伉乃如(曾是恩來化學老師)和常策歐(是恩來的南開同學)保釋出獄．繼續與地下黨保持聯繫和工作。

　　解放后，周恩壽的職務很低，1950年從華北革命大學畢業后分配任北京鋼鐵工業局科長，最高只是在1959年擔任內務部專員。

　　從周恩壽的履歷看，一是清楚，二是對革命有過貢獻，三是雖然因被通緝脫離革命隊伍，但並沒有做有損於革命的事情。

　　周恩壽做為有政治頭腦的人，和要好朋友湊在一起也難免談到反右擴大化、大躍進的違反經濟規律，其中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就是好朋友之一。劉少奇一倒台，王光美家族都掘地九尺，紅衛兵從王光琦家中搜出周恩壽與兩位教授的來往證據，王光琦和兩位教授馬上被揪鬥，其中一位教授不堪凌辱而自殺，這還沒完，紅衛兵又把誣陷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江青拿到當然很得意，這個凶神惡煞一般遇到這種情況都是立即專政，“痛打落水狗”。但他表面上要給周恩來一點面子，同時也給周恩來一個難堪，讓周恩來保護不行，不表態也不行，這個30年代上海灘的三流演員批示：請總理閲。

　　短短幾個字，分量很重，誰都知道江青的特殊身份，誰都知道她整人不眨眼。周恩來像很多文革中遇到的事情一樣，非常為難，但他做出一個讓江青和中央文革都目瞪口呆的行動，親自批示把弟弟送到監獄審查。西方人和當今中國的年輕人都會疑惑，何必送到監獄，大義滅親也不該不講親情。但這些人不了解中國的文革，文革中監獄是相對安全的地方，因為監獄畢竟不能打死和用皮鞭亂抽。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當年紅衛兵衝進多少無辜的人家裏，肆意凌辱，皮鞭亂抽，很多人被打死或不堪凌辱而自殺。不少當年被紅衛兵、造反派鬥的難以忍受的人，都盼望能夠到監獄裏去。

　　周恩壽關押在北京衛戍區一個騰出來的房間裏，每個人一個房間，還可以在走廊中走動。文革結束后，鄧穎超對周恩壽说：“幸虧是在北京衛戍區。”周恩壽也说：“在外面就是死無對證了。”言外之意是江青等人可以借紅衛兵的手整死周恩壽，然后從政治上再搞臭他並株連周恩來。

　　周恩壽是在周恩來去世九年后離開人世的，那些年正是人們對周恩來異常懷念的年代，但他非常低調，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合露面，也沒有接受任何採訪，沒有走動給自己的子女跑官。他的子女沒有一個地位顯赫的，因為他知道這與兄長的信念吻合。

　　可以想見，周恩來如果多活十年，也同樣不會讓自己的親屬借助自己的威信扶搖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