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zt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读后 萧 扬 2014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封面   周恩来与张闻天（右）   《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采访录。但这不是个人的单独采访，而是多人采访的多篇记录，是围绕张闻天这个人物的采访记录汇集。200位老人，有张闻天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老下级以及他的学生、亲属、警卫服务人员，讲述张闻天的故事，谈论各自心目中的张闻天。 与已有的传记、年谱及评论文章不同，采访录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独自看法。他们对张闻天的印象，得自同张闻天的亲身接触。他们谈论张闻天的事迹，就是重温跟张闻天在一起时的经历和留下的印象。他们的讲述，渗透着对张闻天的情感，产生于他们当年同张闻天接触而一直保持至今的感情。采访录所展现的，可以感到是受许多人爱戴与尊敬，也有些事令几位老人不满的张闻天，因此是可以触摸到体温的鲜活的张闻天。 与由当事人或旁人帮助撰写的回忆录不同，这是一本集众多人们回忆和评论的采访录。讲述者同张闻天接触的时期有早晚，期限有长短，他们的身份不同，职务各异，同张闻天所处的地位上下高低不一，观察角度自然也有差别。每个人讲述的，除少数人有简要概括外，大多也只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但所有这些聚在一起，便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完整人生画卷。从少年学子，到留学生的青年共产党人，到全党的总书记，一直到沦为个人崇拜统治下的牺牲品。从学者风范，理论家品格，战略家的视野，党政领导人的魄力和实干精神，以至为人处世的道德操守，这是全方位视角下的多棱镜中的张闻天。 与张闻天本人的自述不同，也与既有的政治结论不同，采访录是讲述者对张闻天真实看法的自由表达，是对张闻天客观的社会评价。现存的张闻天的自述材料，多是不正常时期的不正常交代和检讨。虽然也提供了许多基本材料和线索，但总不免有自我批判过头之处而不完全真实。至于为个人崇拜所强加和抱有成见的既有结论更不可信。其中极端的是延安整风时的批判和1959年庐山会议时所作完全颠倒黑白的批判。后者已由中央在事过20年后正式决定推翻。其他的结论也不在少数。采访录中的讲述者摆脱既有偏见的束缚，如实讲述他们眼中的真实所见（不排除偏见对某几位老人还有一定影响）。采访录仿佛是200位老人不受干扰的问卷答案，200份答案形成了公论，虽然当年的访问并不是在做民意调查。 200人心目中的张闻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人们有何共同的印象？又有何各自独特的视角？ 几乎所有被采访者谈到对张闻天的印象，都说他举止文雅，谈吐谨慎，温和稳重，和蔼可亲，从来不发脾气。不像威严而令人生畏的大首长，更不像既有结论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者。确实，莫斯科中山大学相互对立的两派同学，不论与张闻天是否同属一派，都说他“是搞学问的，不是搞派别的”。经过延安整风的统一思想，许多老人，包括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老人，仍然认为张闻天“为人正派，不搞权术”。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讲述亲眼所见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同毛泽东、谢觉哉、毛泽民等人在工作上生活上充满同志情谊的相处细节。毛泽东的这位弟媳像其他人一样，并未感到张闻天有丝毫拉帮结派的宗派主义和在党内斗争或同志相处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党史上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澄清了一些历史真相。例如，耿飚说，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前最先提出要改变领导，让毛泽东出来，经王稼祥向将领们透露，得到大家赞成，才促成会议的召开。又如，杨尚昆说，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这就澄清了所谓洛甫是会后常委分工中才被确定为负总责的悬案。 张闻天的同事或下级们，历述亲眼所见张闻天处理的党政要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领域。其中军事将领们所谈张闻天在合江、牡丹江领导剿匪的故事，平日少为人知。张闻天不仅安排军事指挥干部，确定剿匪方针，统一干部思想，还具体制定作战计划，甚至在合江当土匪乘我主力不在而突袭攻陷萝北时，他还亲率军区直属部队从佳木斯驰往前线迎敌。可见将领们眼中的张闻天，显然不是传闻中丝毫不懂军事的书生。 张闻天的警卫服务人员的讲述，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张闻天作为成熟的领导人（而非所谓书生）不畏艰险、冷静沉稳的品格。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土匪和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张闻天在残酷的对敌斗争险恶环境中开辟根据地，下乡常靠双腿，跋涉于茫茫雪野。做报告的讲台下曾被安放爆炸物，住所曾被扔手榴弹和夜间枪袭，暗藏土匪也曾携带手枪毒药混入内部充当厨师准备暗害。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张闻天却镇定自若，“一再鼓励我们要冷静，要坚持”。 张闻天的子女亲属和服务人员讲述了许多点滴事务、生活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是个廉洁奉公、自律甚严、拒绝任何特权的老共产党人。他不仅拒绝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殊待遇，甚至拒绝按制度规定应该享受的在住房、用车、家具配置、公务员配备等方面的许多待遇，还多次以个人节余工资交公。他决不利用权力地位为子女亲属谋利益，子女近亲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一个当官和做生意的。另一方面，他善待服务人员，常支援他们粮票、钱物。罢官以后，他时间富余，买了课本、字帖，给他们上课，教写字、记账，还买一些书鼓励他们自学。他仍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同他们建立了深厚情谊。 这些就是本书展现的张闻天多维图像中的一些侧面。这就是张闻天，一个实实在在的张闻天。 追寻张闻天足迹的采访，是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张闻天文献的编辑研究过程中展开的。这本集子则主要是组内的张青叶采访整理的记录并由她初步编就。其他人也做了不少采访，记录未能全部收入。一些采访内容已经写入有关文章，遗憾的是另一些记录没有及时整理。本书付梓以后，又找到几篇原始记录，这里只将吴亮平和柯柏年两人的谈话整理刊出于后，使读者可以由此及彼，联想到本书中其他采访录的基本样式。   附一：吴亮平谈张闻天   1983年7月6日，吴亮平在刘英家向萧扬、张培森谈对《怀念中央研究院院长张闻天同志》文稿的意见。记录由萧扬整理，整理时参照了张培森的记录。 纪念张闻天，纪念一些什么？对于我们党说来，他最为珍贵的有几点。 他是在遵义会议紧急关头挽救红军挽救党的英雄。在毛主席领导的克服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是把党从危难中挽救出来的英雄。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帮助毛主席，红军还不知道怎么样，后面的历史如何发展，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都难于估计。张闻天敢于站出来，敢于拥护毛主席，光这一条功劳就很大，就了不起。毛主席常常记住这一点。我因为翻译了斯诺，毛主席就说我有大禹治水之功。我同张闻天根本不能比，张闻天的功劳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张闻天对毛泽东很忠实，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建国等方面为革命出力很大。但是他的特点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革命，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敢于提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名誉地位，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如此。对党对革命负责，杀头也要讲话，这种精神是对革命忠，对人民忠。庐山会议以后的后半生，是17年的坎坷。他是否想到这些？他是想到会挨整的。但是为人民利益，他至死无怨。这种革命精神，应该用以教育后世党员。他在经济研究所时我们在路上偶遇，他说，形势非常险恶，但我有话还要讲。他还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后来他的作用已经不大，但他对人民对革命仍忠心耿耿。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忠心论英雄。他在挨整时的态度，值得教育后世党员。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与博古不同，他是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认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好，路线、政策有错误。但是他这时就同博古有分歧（如对红军打仗的方针）。他的转变不是投机。他是为革命，一旦认识错误，便勇于承认，勇于改正。我们党内这样的领导同志并不多，所以说，他是勇于改过的模范。他思想上转过来了，所以才当总书记。 张闻天对毛泽东一直很好。就是在犯错误时他对毛泽东也尊重，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苏区我是国民经济部长，政府开会时，他总是要毛主席讲话，讲完后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吸收进去。在毛泽东处境不利时，他对毛的态度是比较正确的。相比而言，博古的态度就是讽刺。 （刘英插话：博古对我说，老毛看什么书？孙子兵法！马列的书不看。还说，今天到我这里借了两本。那时候毛主席还到闻天那儿坐坐。1934年9月，毛主席在于都看地形，领导扩红，得了疟疾。赣南省委打电话给洛甫，洛甫叫傅连暲连夜赶到于都，三天之内将毛主席的病治好。傅连暲对毛主席说，“是张主席叫我赶来的”，傅连暲老记得此事。） 所以，即使在错误路线时，张闻天还是爱护毛主席的，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一样。 张闻天犯错误，与王明、博古不一样，有历史原因，认识原因。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打击我。他搞资产阶级的拉拉扯扯，我看不惯。张闻天则正派。在所谓二十八个半当中，我同洛甫好，就因为他正派。他有教条主义，但没有宗派主义，没有野心，这一点同王明不一样。他主要是认识问题，不是资产阶级野心问题。博古有野心，王明更不用说。张闻天一旦认识，就起来造王明路线的反。他的正义感使他拥护毛主席，所以张国焘要打倒他。这也可以说明他后来在庐山为何敢于讲话。他是诚心诚意革命，所以能有庐山会议的表现。他虽然列为二十八个半，但不是王明分子。博古可说是王明分子，凯丰也是。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上，他有一个从脱离到结合的过程，一生贯穿着这种结合日益紧密、发展的一条线。他后来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将它当做党的第二生命。在合江时，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好多好的意见。土改就搞得好。毛主席对他的一套也是欣赏的。那时我是东安地委书记。许多人说，东北的知识分子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他说，不能这样看。经济构成的文件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文件。 张闻天改正错误是模范，教条主义被批后时刻以此为戒。所以，他的后半生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最后，张闻天的人品高尚。王明就品质恶劣。无论对人对事，张闻天是中国人说的好人。他不会投井下石。他认为不对的才反对，他没有故意讲人坏话。他不搞故意陷害，阴谋诡计，他是明打明来。犯错误，摔跤，但不用卑鄙手段陷害人。 我第一次碰到闻天同志是在1925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直到最后，有50年历史了。 （刘英插话：建国后还收到你寄来的合作翻译《法兰西内战》的100元稿费。闻天说，这是吴亮平翻译的，怎么给我？让退回去。）   附二：柯柏年谈张闻天 （柯柏年，1924年入党，延安时期曾在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军委外事小组工作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驻罗马尼亚和丹麦大使。1983年2月10日上午，柯柏年接受萧扬和张培森访问。记录由萧扬整理。） 我是1938年5月到马列学院的，那时刚刚成立第一班。我对洛甫的印象深刻。 首先，他对所使用的人比较放手，这个特点比较突出。当时上级很多，比较起来，他的特点是相信别人，相信了就放手。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至少是我，觉得愉快，也不大怕他。这并不是说，我对别人就怕。 第二，他是真正读书，真正研究问题的。他领导马列学院，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读书，读《资本论》等等。好多人把读书当作一种软任务。可是洛甫不是可有可无，规定每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到时候就硬是开会，把读书当作雷打不动的任务，坚持不懈。这对我影响很深。 第三，他不迷信。这不容易。一般的人，懂俄文的人，例如张仲实，对俄国杂志上每篇文章都当作圣旨一样，不敢违背。洛甫就不以为然。他说，应当独立思考。不能苏联放个屁也是香的。恩格斯的这本书（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苏联有一段时候把它批为二元论。传到我们这里就有两种意见。其实，家族首先是组织生产的。布哈林、德波林、米丁，过两天一个人下去了，说的话就变，我们就跟着人家变，莫名其妙地跟着人家犯错误。这是第三国际时期，大家是出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尊重。但洛甫说，要经过自己考虑。所以，他领导的讨论会比较活跃，不是一边倒。你苏联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多做几张卡片。敢怀疑，就不犯错误。整风时德波林在我脑子里也没有地位，这就是洛甫对我的影响。 还有，洛甫敢于负责，犯了错误不向下推卸责任。他不溜。这也使人愉快。 还有，他比较平易近人，很少摆出一贯正确的样子，而是采取商量的态度。我在罗马尼亚当大使，路过莫斯科时都去找他，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容易接近。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就使人害怕，不过他是阎王面孔，菩萨心肠。洛甫是把你摆在平等的地位上。 洛甫看问题较远，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抓得更深一层。对他们的毛病、优点、缺点，都抓得比较准。 马列学院编译部组织翻译马列著作。当时苏联出版有《马恩选集》两卷，《列宁选集》12卷。其中一些他们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不全。凡是苏联没有翻译过来的，我们都要翻成中文。他的办法是，规定每天翻译一千字。这个数字不多，定额不高，也不低。因为翻译是个无底洞，有时为了一个名词，可以推敲一个月。 用脑子的人需要营养。延安不富裕。洛甫决定发津贴，一千字一块钱。当时延安各单位都发工资性的津贴，规定部长每月五块钱，科长三块，副科长两块，科员一块五，工勤人员可能是一块。延安没有稿费。但他增发津贴。有人一个月能拿到30元。能下这个决心不容易。没有眼光不会下此决心。无非知识分子多吃几个鸡蛋嘛。洛甫就说，人家搞了那么多业务，给点钱怎么不可以。徐（特立）老有津贴，一个月二三十块，但他自己不拿，都归教育厅了。洛甫也有一条，翻译的书将来出版了，有了稿费，现在给的要扣回来。 到了反彭黄张周，我们也莫名其妙。一个人在党的会议上讲话为什么不能听，不对可以批评么。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当时就想不通。有人说他的笔名“思美”是想美国，这有什么意思？像洛甫这样敢顶逆风的人少。 读书人喜欢书，自己的书不愿丢。但洛甫不吝惜书，他如果认为他的某本书对你有用，就可以给你，而且不再要回去。他还送给我一本书。

所有跟帖： 

• 他说：＂毛主席号召大家讲话五不怕，但大家总要怕的。＂但他并没真当回事情 -abookl- ♀ (0 bytes) () 01/20/2014 postreply 12: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