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与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除了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强有力的文艺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我们社会应该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学者，不可能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评论家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哪怕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是文艺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早在1982年，我去美国，拜访左翼剧作家阿瑟·米勒，他在中国最知名的就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翻译和主演。我到他康州的家里去，当时阿瑟·米勒一部新的戏正在纽约上演，所以我就说“祝贺你”。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皱着眉跟我说“不好办”，我说怎么不好办？他说：“因为《纽约时报》的剧评对我这个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我听完以后很奇怪，这么大牌一个剧作家，他还怕《纽约时报》吗？结果果不其然，我还没离开，《纽约时报》的剧评出来，对他这个剧作给予了否定，而且成了定论，他这个戏再没翻过身来。当然《纽约时报》这个剧评到底对不对，这个被认为失败的戏会不会50年以后咸鱼翻身又大演特演起来，我都说不准，但我要说，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
有了这样的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进步，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这个奖励的系统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诺贝尔文学奖你不管对它如何评价，但它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平庸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多么强大，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哪些作品虽然没有受到群众的注意，没有受到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要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要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在现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还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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