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约十年前,友人送笔者一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的英文版原著《江青同志》(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当时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部经过与传主近距离接触及长达60小时谈话后完成的、有关这位文革时期最显赫人物的严肃而又立场超然的力作,为什么在面世十多年后,在海内外都尚未有中文版?至今,匆匆又过了十年,仍然未见其中译本,这确实是很令人惋惜的。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在中国大陆,涉及到这本书及江青那一次与维特克谈话经过的所谓“实录”、“纪实文学”,如张颖的《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叶永烈的《江青传》、陈东林、杜蒲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邬吉成、王凡的《红色警卫》,以及杨银禄在香港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等,内中谬误或不确之处比比皆是(即便是亲身经历者所著亦不例外),而未看过《江青同志》一书者又难以明辨真伪,有感于此,特作本文,以匡正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述的该书“序言”和第一章“邂逅”部分段落的译文,均为笔者与友人合译,虽已力求忠于原著,惟因水平所限,肯定未臻精当,请识者不吝赐教。
一、有关罗克珊·维特克
罗克珊·维特克于1972年应邀访华时,尚是一位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inghamton)任教的青年学者。她毕业于史丹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六十年代末在台湾作研究工作,专攻中国近现代史,懂中文,能以汉语会话。1970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她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态度的转变》,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前,与罗伯特?林顿合著有《〈红旗飘飘〉文集指南(The Red flag waves: a guide to the Hung-Chi piao-piao collection),1968年由柏克莱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版。可以说,她在当时美国人数不多的中国问题学者群中虽不算大家,却也小有名气。
二、偶遇中国代表团
在《江青同志》一书的第一章“邂逅”里,维特克生动地忆及导致她1972年中国之旅的一次巧遇。
“我的中国之行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是缘于中美之间在结束持续了二十年的‘互不承认’的状态后,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发生的戏剧性逆转”,“这种逆转来得非常迅速。秋天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中国人娴熟的文化外交活动也延伸到了美国。我国民众渴望体验‘真实’的中国的愿望突然变得似乎永不满足。我与那些跑到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急着办签证的同事不一样,我没有这样做,1950年代冷战期间的成长经历使我深信,我1960年代的教学和研究课题,即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仍然是‘学术’方面的问题--我并不急于亲历其中”。(P17-18,原书页码,下同)。
“捉摸不定的机遇结束了那种超然的态度,1971年深秋,我例行到纽约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中国研讨会。那晚我住进了一家不太豪华的饭店--罗斯福饭店。第二天早上用过早餐后,当我在大堂浏览《纽约时报》的时候,我被一队急速走过的人所吸引,他们穿着笔挺,目视前方,短发刚刚仔细地修剪过,穿着海蓝色的高领外衣。很明显这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达美国。这些官员临时住在14楼,我也住在同一家饭店里,但对这种神奇的巧合竟然一无所知。我还有一些时间,于是冲进电梯按下‘14’那个按纽,意识里只想着看看这些从北京来的严肃的使者与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的是否一致。他们是否在享用典型的中国北方早餐:粗糙的‘火烧’和烙饼,或许正把他们的茶壶放到饭店陈旧的电热炉上烧开水?”(P18)
“门开了,见到两名高大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请出示证件’,一位警官要求。我照做了,‘什么事?’当时我说了一些学术方面对中国比较关注等愚蠢的话。就在那时,我看见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在门旁好奇地四处观望。我用中文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然后问他和他的同胞在一个美国城市里感觉怎样。他有些震惊,然后走开了。门后面匆匆出现一个苗条的人,穿着短袖衬衣和直筒裤。‘我姓刘’,他说话比较紧张,同时陪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们坐了下来,然后他给我倒茶、递香烟,都是中国货。接着我们开始用汉语、法语和英语彬彬有礼的交谈,谈到中国外交的转变,交换留学生的可能性(当然还‘很遥远’)以及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观念和思想相互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那次谈话是有分寸的而不承担什么义务,我们都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P18)。“当我带着刘先生悄悄提出的下次再来的邀请离开时,那个穿着侍者衣服的人跟着我进了电梯。下降过程中,他显得很精明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是一名侍者,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侦探。不仅如此,我还是约翰?杰伊大学的学生。如果你真是你所声称的教授--我实在怀疑--那你能不能够批改我的关于生态学方面的学期论文?’出了电梯后我径直向街上跑去,他还不断地说着,经过了好几个充满了行人的街区后,才把他甩掉了”。(P19)
那名侦探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维特克当时虽年过三十,但长相年轻,活力十足,模样可人,实在不像一位教授,以至到中国后,张颖等人凭长相对漂亮的维特克的学识常常也带有疑问。
三、与何理良的交往
维特克接下来讲述了她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再次交往:“几个星期后我又因为另一学术活动回到纽约,那时中国代表团已经住进了一家位于西区第66街的饭店里”,“由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决定再次拜访他们。这次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前前后后打了大概二十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被误接到中华民国(台湾)驻联合国的办公室(那时即将搬走),电话里传来一个狂怒的男人声音,咆哮着说,‘共匪不住这里!’”(P19)
“又拨了几个电话后,我终于接通了刘先生的一位同事何理良女士,她是黄华大使的夫人,同时也担任代表团的顾问。黄华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国外工作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她促成了当天下午的拜访。我们的谈话在汉语和法语之间变换(当时法语是她的主要外交语言),当时担任代表团二等秘书的高粱也参加了谈话。高粱身形魁梧,精力充沛,兴致也很高,他只说汉语。从交谈中可以察觉,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了‘现代中国的女权运动’是我正准备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我的研究方向使我对他们现在的革命前辈的革命经历很熟悉。他们也知道了我是那部未全文翻译的16卷革命者回忆录文摘《红旗飘飘》的合著者之一。在评论这部文摘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其中一些撰稿人,即那些被打倒的同志们的思想“包含着错误”。他们也对我就他们的主席早期的文章做的一项调查工作很好奇,我把它称作‘五四时期的毛、妇女和自杀’。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的困难处境时,何理良对我保证,如果妇女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男女平等就会实现。
而我则提到在结束两年的亚、欧学术研究后,我1967年秋返回伯克莱,期间读了很多关于江青的报道,我对她很感兴趣。这位曾经令人琢磨不透的毛泽东夫人,突然开始在全国人民面前发号施令,四处攻击老一辈和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禁不住想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来进行一项几乎不能的计划--记述她的故事。直到1966年公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她本人和她可能扮演的任何政治角色一直被共产党的新闻媒体很少提及。中央的这种沉默使中国观察家们作出了各种各样轻率的猜测,他们对出现一位操纵大权的中国女性感到既惊讶又兴奋。”(P19-20)
“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P20)
根据维特克本人以上叙述,可知:
1、中国代表团对维特克的个人背景进行过调查,了解到她是一位以中共的标准衡量政治态度尚为中立、客观,学术上有一定造谐的研究学者;
2、出于争取维特克“了解中国”、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代表团(至少是何理良及高粱)有意促成其访华。
四、对外友协的邀请,免费的中国之旅
对何理良称要和高粱代表其给北京写信,维特克说:“当然我对此并不介意。对她的建议我也没有放在心上。我又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学,并继续1920年代中国女权运动史的写作。几个星期后,高粱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兴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政府处理与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事务的机构)已经邀请我在夏天方便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访问中国,它将承担我在中国期间的所有费用。高还告诉我不必去渥太华,只要把护照--一本清除掉曾去过台湾的记录的新护照--送给他就可以了。几天之后护照就被送了回来,装在一个棕色的信封里,签证也附在一起”。(P20)
参加了维特克访华接待工作的张颖说,维特克访华是“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1],此说不确。内情如前所述,应是中国代表团主动邀请,不过是借了维特克本人要求的名义报告国内,主动者是中方,否则,中方也不会主动承担其在华期间的“所有费用”。
“7月18日,我飞赴香港,在启德机场我受到了‘我们的朋友’友好协会和蔼可亲的代表的接待,我被送到一家不太引人注目的酒店。第二天早上,这些朋友的领导赖先生,和其他偷偷跟着我的两个人,陪同我坐火车穿过九龙半岛到达深圳--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站在一种文明的边缘,对它,我仅仅知道一些历史,几乎想不出现实的景象”。“从深圳我继续坐火车到广州,我被交给地方友好协会的两位女成员,一位比较年轻,另一位是中年妇女,都特别热情。在经过一段时间午睡(这是她们强加给我的习惯--我只有假装睡觉)和享用非常可口的、具有典型南方特色的晚餐后,我继续坐飞机去北京。但是在路上,我们极其谨慎的飞行员接到了危险天气的预报,随后突然决定在郑州停一个晚上,……早上继续完成了飞行,到达了北京”。(P21)
叶永烈在他的号称为国内外第一本江青全传--《江青传》中说:“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2],这一段情节实为编造。按维特克自述,她受邀访华是独自成行,根本没有一个什么“美国妇女代表团”。从广州至郑州再飞北京的,也不可能是什么波音客机,首架波音707客机在1973年9月才引进中国,在1972年,中国提供给外国访客最好的飞机(即使是专机)是苏式的伊尔-18和伊尔-62。
五、采访邓颖超和康克清
维特克抵达北京机场,“在机场我受到了友好协会北京分部的接待。我们的车行驶在一条从首都辐射出来的两旁都是翠绿的柳树的公路上,我和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将要陪同我的三位代表闲聊起来:于世莲,一位老练的翻译,大概三十多岁;陈文超(译音)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翻译,他刚刚三十出头;以及陈明仙,我们通常叫她老陈(表示尊敬的意思),她比我们都年长,大概已年过四十”。(P21)
“在下榻北京饭店不久,我被要求起草一份我的旅行路线计划,以及一份我想采访的人的名单。旅行计划包括主要的场所和城市,都是比较普通的。我提出的采访对象很多,从我预想可以见得到的直至几乎不可能见到的人,其中包括本书的主人公,不过是出于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和革命文化的权威形式上的礼貌。那时我没有抱任何希望,而且因为她令人生畏的声望,我也没有想到要见她”。(P22)
“三周时间里,我主要游览了北京,那里过去曾被皇帝拥有,而现在是革命的首都;然后我飞到西北,参观了西安,曾经是历史上辉煌的唐朝(公元618-960)充满了魔幻的首都;然后去了延安,那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经过翻新粉刷,被作为崇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圣坛。”每到一地,翻译都安排维特克和不同年龄的男女见面,维特克认为,“他们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是令人苦恼的”,“绝大多数关于过去的旧社会和现在的新时代、罪恶的刘少奇(显然是毛抛弃的第一位接班人)和非凡的毛的汇报都极其简单,使我不得不告诉要对我的工作成绩负责的几位同伴,如果他们期望外国读者会读我的有关中国妇女的描述,那么我们的中心应该转移。不应该完全谈这些人民群众中的‘典型成员’,他们已经变得很普通因而外国人对他们没有兴趣,如果我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当然他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展现出他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的,这样不是更好吗?”(P22-23)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在旅程的第三个星期,我采访的层次逐步提高,当然相互间的挑战也随之升级”。“8月11日晚,我的几位陪同显得比平常更为激动地向我宣布第二天上午邓颖超(主管革命妇女工作,也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和康克清(红军之父朱德的从戎夫人)将和我讨论妇女运动的起源问题,我研究课题的主线和她们的生活经历相当吻合,这使我至少可以说有些慰籍”。“我冲下宾馆的楼梯,跳进夜晚的热浪中,来到几乎被照得通明的天安门广场,我不被人注意地加入到人群中,四处乱转,直到凌晨。小睡了一会儿,然后起床准备九点钟在外交部的会面。还有其他一些妇女领导人参加了我和邓颖超、康克清的会见,可是很显然比起这两位革命的主要人物来说,她们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邓颖超将近七十岁,表现出敏捷的才智,颇具幽默感。那天早上,她回忆起了过去五十年里遇到的一些危急关头,都是从很少人知道的革命的妇女方面的问题来论述的。”(P23)
六、“二十分钟后出发”
“我的脑子里满是过去激动人心的事,有些头昏脑胀。回到北京饭店后,我第一次睡了一个中国式的午觉。后来被于世莲叫醒了,令我很是迷惑不解,因为每天那个时候都是她和其他人打瞌睡的时间。于压低声音对我说,‘今天下午一些年轻同志们可能会到你房间来拜访你,’‘谁?’‘我也不知道’,她推托地回答。刚过一会儿,她又出现在我的门口,告诉我年轻同志们很有可能就要来拜访我,‘你最好收拾一下,我会准备一些好茶叶和干净的杯子’。我整理桌子的纸和书的时候,茶杯的托盘、矿泉水和一盘堆着象金字塔的新鲜水果也送了进来。于又回来了,眼里闪烁着激动和兴奋,‘她们已经在路上了。看起来似乎她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P24)
“三点整,两名具有严肃的革命风格、极具吸引力的年轻女性,站了在我的门前。徐尔维和沈若芸同我握手之后,带着高层党务工作者的诚恳作了自我介绍。我用汉语向她们问好,她们用标准的英语作了回答,带着上层英国人的口音。‘江青同志想让你了解她的政治思想’,沈开始谈话,‘她指示我们把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四次讲话读给你听。’‘为什么这么急?’我问道,觉得很奇怪。‘我们对此也不知道,’她们微笑着回答,然后开始工作”(P24)。
“在那两个半小时里,期间仅仅因为喝水而中断了一次,她们用英语读着江青同志1966年2月在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一篇冗长的讲话稿”,[3]“他们告诉我,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认真地听,而且要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大胆地写。在听这些辞藻华丽的或重复的篇章过程中,如果我的笔停了下来,她们中的一个或两个人一起就会盯着我,直到我重新写下去为止”(P24)。“‘为什么不让我自己看这些原文呢?’‘因为江青同志指示我们读给你听。’那时我的预感--后来在我回到美国能够研究江青讲话的记录时得到了证实--是原始的印刷版本,大多数在中国是严格限制发行的,其中还战友般地提及到林彪、陈伯达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领航人,他们后来都被驱逐出革命队伍。”(P24-25)
“他们继续读,我继续记,一直到于向她们示意为止,已经五点半了。她们立即拾起她们的黑色塑料包(象征干部地位的包)和江青未经审查的讲话稿,然后和我作了一个迅速的告别。于告诉我说最好洗一洗,收拾干净。但是我和缔造了这个特别的社会秩序的女性们在一起谈了一个上午,然后又在热浪中写了一个下午,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告诉于,晚上我想静静地一个人吃一顿晚餐,写下我的一些想法之后早点睡觉,好好休息一下。”
“‘你不能那样,’她坚决地回答道。‘为什么?’‘因为今天晚上江青同志有可能会有时间会见你,所以动作快点吧!’一会儿工夫,‘有可能’变成了‘很可能’,接着变成了‘肯定’。对这次会见的性质,地点、甚至目的,我都一无所知”。“‘二十分钟后出发!’于匆匆对我说。我赶快脱掉从早上五点就一直穿在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衫和裤子,冲进浴室洗了个凉水浴,吃了双份剂量的头痛药后,钻进于选中的我的两套旅行服中的一套,她说‘黑色的比红色的好一些。”(P25)。
“我们的车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中国人的好客是闻名四海。还有就是他们能够通过纵容客人的兴趣和爱好而控制客人,从而使客人放松警惕。随着我们的车慢慢靠近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领导人组织重大政治活动和娱乐表演的地方,那晚看起来好象是试探性的安排,实际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江青向一个外国人发出了邀请,这是很少有过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由她来决定一切。媒体被动员起来制造一种官方的气氛。我们登上台阶的时候,党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摄影师一下聚到跟前,不停地拍照,跑前跑后地用电视摄影机摄像。到了大厅里面,我飞快地向江青的众多随从点头致意,互相介绍姓名,其中包括毛泽东很有名气的侄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4]。
穿过好几个厅之后我们被带到一个灯火通明的巨大门廊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人清了清嗓子,抬高声调宣布江青同志就在旁边的房间里面,‘差不多准备好了。’”(P25-26)
张颖在25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8月12日这天江青见维特克是在下午“两点三刻”始[5],对照维特克本人对这天活动的详细叙述,看来是张的回忆有误,维特克从北京饭店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时间应在下午六时左右。此外,张颖接下来在回忆录中大段地引述了江、维“两人的原话”,但以张引述维特克见到江时的第一句话“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来看,这些“原话”涉嫌编造的成分居多,维特克懂中文,见到江青这样地位的人,为表示敬意,应用“您”而不会用“你”,更不会把江青称之为“江青夫人”,无论以中文或英文的习惯来说,江青都应是“毛夫人”或“江青女士”而决不是什么“江青夫人”。为使有兴趣的读者有所鉴别,笔者将维特克本人所述的初见江青一段全文译出如后。
七、“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门开了,江青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微笑着伸出了手。她抓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我们的手放了下来,彼此眼睛却还是对望着--也许持续了两分钟--在接下来开始说话之前。
‘你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她说。
‘我实际要比看起来老,’我回答道,希望她不会失望。
她笑了,说她年纪越来越大,马上就要六十岁了。我忍着没有说出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因为即使在革命时代,年龄大是一个代表着资历很老的优势。接下来谈话的时候,她毫不掩饰地仔细观察了我的脸、头发、衣着和高跟凉鞋,对她的好奇心一点都不加隐藏。我也同样很好奇,但我相信我观察的时候不像她那样咄咄逼人。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60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鼻尖上肉色的痣和嘴的右下角化妆得很好,掩盖了她的的缺陷。
她身高不过五英尺五英寸,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精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衬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
她的装束的风格、裁剪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都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
站在江青左边显得不太自在的是姚文元,江青热心地把他介绍为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一直从事忠实的革命文学工作的人。他中等身材,圆圆的肩膀,脑门有些秃。姚穿着上层领导干部统一的珍珠灰色的棉布束腰外衣。他是现场所有男性中唯一戴典型的工人帽的人,帽子的顶很柔软,帽舌很窄。穿着亮泽的塑料鞋,他的身体重心不安地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别人谈话的时候他反复地把帽子脱下来又戴上去。那第一次见面中,他的举止风度非常官式,从来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他比江青小十多岁,明显地对江青很顺从,每次江青谈到什么话题时他都赶快跟着答腔。
江青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然后开始了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漫谈,彼此对对方的文化作一些徒然的评论。我们也用普通话谈了一会儿,但晚上谈论的主题--她过去的生活、现在的工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通过译员翻译成了英语。当时担任翻译的竟然是沈若芸和徐尔维,江青下午派来的两位厉害的使者。因为这次见面是我在中国期间进行的最为活泼的谈话,谈的内容都是预想不到的,我告诉江青我已经完全忘了记笔记。她向我保证,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已经被录音,速记员也做了记录,在其他领导同志批准之后,会将谈话内容文稿的中文和英文版本交给我”[6](P26-27)。
“装在有盖子的青瓷色杯子里的茶送了上来,散发着芬芳的气味,茶杯是以宋代的模型制造的。除了江青的茶杯把上系着一根红色的细线,以及她身旁桌子上放着一个用毛巾裹着一个电控呼叫按钮外,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晚宴是在另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进行的,我们坐了一个圆桌,参加的有十个人,包括我们俩还有她的八位助手。我坐在江青的左边,我的左边是姚文元。菜单主要围绕经典名菜北京烤鸭--我说那是我的最爱。她大笑着说她知道”。(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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