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包产到户时毛泽东如何从支持到严厉批判？
核心提示：这样，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方面的党内争论，同当时的国际背景联系起来，很自然地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毛泽东甚至认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11期，作者：王永华，原题：《产到户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
1962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主张，毛泽东视之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导致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过度忧虑。毛泽东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止住了党内的争论，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社教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石。笔者梳理了亲历者的回忆录、原始档案等资料，试对包产到户引发的党内争论与“四清”的发动之间的关联做一揭示。
曾希圣：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1959年到1961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史书上称之为“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固然与这几年连续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共产风”等“五风”的出现，除与部分干部的素质低有关外，主要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使然。因此，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严重困难，要彻底纠正“五风”问题，就必须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一番调整。广西区委在总结包产到户原因时指出：“农村有些基层党员、干部，由于几年来受到‘五风’的危害，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生动摇和怀疑。”这确实反映了困难折磨下的农村干部群众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已有了很大的怀疑。甘肃农民说：“我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吃饱饭了，这样做，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脑子想进步，就是肚子太反动了。”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层干部群众主张包产到户的原因。于是，一种叫做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便应运而生了，它一问世便如星火燎原般，安徽、甘肃、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湖南、河北、浙江等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第1期记载：1961年至1962年，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社队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县70%，广西胜县42。3%，福建连城42%，贵州全省40%。
“责任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当时一个干部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就举了这样一个生动例子：安徽太湖县徐桥实行了“责任田”，附近的宿松县没有实行。徐桥嫁到宿松县的姑娘们三五天跑回娘家一趟，为的是多吃几餐饱饭，回去还要带些粮食走。做母亲的叹气道：“唉，你们宿松县不实行责任田，真急人。”农民对“责任田”也是交口称赞，有流传下来的民谣为证：“七级工，八级工，不胜社员一沟葱；骑着车，带着表，没有社员吃得饱。”
尽管广大农民拥护包产到户，但在当时继续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的背景下，包产到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且看亲历者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记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曾希圣介绍了这种办法，大家一般地表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毛泽东的本意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此时，毛泽东正在寻求如何解决人民公社严重的饥荒问题，他只能暂时勉强默许。3月中旬，曾希圣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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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3月下旬，曾希圣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多于坏处。毛泽东未表态。1961年7月，曾希圣又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普遍推广。12月，毛泽东思想上起了变化，认为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这是最后的政策界限，不能再退了。毛泽东跟曾希圣商量：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变过来。曾希圣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
“七千人大会”上，一些人认为包产到户导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初级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从社会主义退到了资本主义。曾希圣因支持搞“责任田”，被批判为“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并被撤职。新的安徽省委做出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错误的，与中央提出的《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内改正。山东、贵州、甘肃、陕西、湖南等省就纠正“单干风”也做出了决定。但是，广大农民却把“责任田”看作“救命田”，不愿意改变，因此，纠正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抵制。比如到1962年底，安徽省仍有66。26%的生产队实行“责任田”。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有一些干部大胆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支持和推荐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当时的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报告保荐“责任田”，认为“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并委婉地提出：“如果社员还是要包产到户不可，我们只好允许社员包产到户。”地方干部竟敢公开向最高领导人写信赞成“责任田”，可想而知，在地方上已经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包产到户的空气。
邓子恢：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
1962年前后，陈云、邓小平、李富春、邓子恢等中央领导人深入农村基层调研，在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形成了一些比较务实、正确的看法。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调研时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7月初，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回京后，当夜就约陈云谈话。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毛泽东未表态。第二天传出，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闻讯沉默不语。
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叙述：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邓小平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上旬，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的讲话中，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他说：刘伯承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还在6月份的时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致函刘少奇、邓小平，说他本月16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同农民谈话，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6月底，李富春还致函正在湖南农村和田家英一起做调查工作的梅行（时任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兼周恩来秘书）说：农业问题恐需“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在中央领导人中，邓子恢无疑是最坚决、最彻底支持包产到户的。1962年4月，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子恢到广西桂林调查龙胜县的包产到户情况，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 见》。之后邓子恢又派调查组赴安徽调查“责任田”，调查组寄给邓子恢的报告认为“责任田”在集体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上是个创新，借群众“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的话高度肯定了“责任田”。在一系列调查报告的基础上，邓子恢终于形成了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他在许多场合发表赞成包产到户的言论。他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批驳了将包产到户视同单干的说法，因为前者“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7月初，安徽宿县符离区委给邓子恢寄来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十个变化说明它确实好。在这种情况下，邓子恢坚信“责任田”的办法是正确的，决心把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材料和安徽来信都送给毛泽东看。大家劝他暂时缓一缓，等中央态度明朗以后再说。他毫不含糊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邓子恢曾当面和我谈过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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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率调查组到湖南韶山、湘乡、宁乡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田家英在1961年广州会议上，原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经过两个多月深入调查，发现农民对包产到户呼声极高，过去搞“大呼隆”，大家责任心不强，误工、不出活、农活质量低、干部开销大，因而粮食产量从1955年开始到1961年几乎连年下降。农民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强烈要求工作组“帮个全忙，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田家英深受感染，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赞成农村可以搞包产到户。田家英到上海去汇报，陈云称赞他“观点鲜明”。他向毛泽东汇报群众欢迎包产到户，而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又回到湖南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7月初回北京，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很明确地表示：赞成。7月上旬，田家英在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60%可以搞包产到户，40%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当时毛泽东没有答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因为这一条，田家英也一再受到批评。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难面前，一些人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他进一步认定，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回京后定下主意，对邓子恢、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十分反感，对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没有抵制甚至赞同也不满意。针对包产到户，他提议以党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改由陈伯达主持，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毛泽东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毛泽东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巩固集体经济问题，批评包产到户，批评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7月19、20日，由陈伯达主持，在中南海召开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大家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柯庆施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中南局主要负责人曾到广西龙胜县调查座谈过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对其“座谈记录”评价甚高，认为“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发下去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写出61篇讨论的“书面报告”，基调是批评包产到户，也有少数赞成包产到户。北戴河会议初期的讨论也大体如此。但是8月5、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讲话后，会议形成了一边倒，对“单干风”（实际是包产到户）进行严厉批判。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又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
作为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将，邓子恢遭到了重点批评。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评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毛泽东在会上多次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随后，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断言“十年来没有做一件好事”而遭撤销，邓子恢的部长职务也随之终止。会后，全国上下对责任田进行猛烈批判，广大干部群众对包产到户的这一积极探索被终止了。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鉴于包产到户在地方上广泛出现，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还应该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呈现紧张态势，特别是中苏两党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并开始影响两国关系，已引起毛泽东的深刻思考和忧虑。在毛泽东看来，国内外敌人正在利用中国遭遇的暂时困难，搞“反共大合唱”。这样，国民经济调整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方面的党内争论，同当时的国际背景联系起来，很自然地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毛泽东甚至认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中国出了修正主义该怎么办”的问题。1962年8月13日，他在北戴河会议的一次插话中警告中共高层：“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中国国内存在人民群众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建议把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改名为修正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此时讲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党内认识分歧说的。
怎样才能使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认为，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没有强调矛盾。他还认为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人教育好。他于是产生了强烈的要讲阶级斗争的思想，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想法：要教育人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国变色、党变修”的危险前途。毛泽东强调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他希望通过一场包括阶级斗争、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及科学实验的社教运动来解决“反修防修”问题。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其目的就是要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供理论依据，也是后来“文革”中概括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依据。显然，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社教运动的功能，他高度称赞“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毛泽东还乐观地做出预见：这一次教育运动结束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毛泽东终于在1963年春发动了“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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