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IS观察：日前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 校领导、师生道歉。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 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宋彬彬说“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 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这或许就是为何道歉的答案。
宋彬彬向文革受伤害老师同学道歉
原题：开国上将之女为何为文革道歉
“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昨日，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和刘进等人，向文革中被伤害的师生道歉。宋彬彬表示“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1966年8月5 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游斗中被殴打致死，她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1月13日新京报）
宋任穷之女宋 彬彬（宋要武）是继陈小鲁之后的第二个红二代道歉。这是她对自己良心上的重负的解脱。她的这番反思，让我想起了曾有相似经历的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后也曾对 媒体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动荡和巨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曾作过恶、伤害过他人。文革时我加入了 红卫兵，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我嫉妒其他人的好成绩，嫉妒他们的天赋和运气。我还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妻子流产，我是有罪责的。”
文革红卫兵们为什么要道歉？
四 十多年前，在那场“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十七八岁的红卫兵，怀着狂热而盲目的激情，以残忍、暴虐的手段批斗、殴打自己所在学校的教师和 领导，制造了令人发指的人道灾难。今天，他们中的少数人，终于跨过那一段沉重而耻辱的历史而公开道歉，这种良知的自我反省和灵魂的自我救赎，无疑需要极大 的道德勇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谈到自己忏悔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承认这一点，使我很难过；但这是事实，是不幸的真相。”当年红卫兵能有如此的忏 悔，昭彰的是其人性的回归。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更多的反思：为什么会有文革？它的必然性何在？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为何成了历史的罪 人？记得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平凡之恶”，即作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大奸大恶之徒，普通者亦可在丧失理智、盲目 “服从”时所为。当年红卫兵犯下的正是这种 “平凡之恶”！
更可叹的是，作“平凡之恶”的人也没最终落好。当年的红卫兵们也才风 光两三年，在他们当仁不让地准备分享改朝换代的胜利果实时，却马上上被抛弃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68年之后几乎销声匿迹，转而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取代。他们从此灰头土脸地退下政治舞台， 去品尝人生百味。
依然沉默的大多数
当年不少红卫兵都批斗、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和邻居，但公开道歉的却只是 少数人，更多的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他们讳莫如深，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多数没有道歉的红卫兵看来，在“文革”那样一个疯狂混乱的 年代，红卫兵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他们犯下的罪错也是社会的罪错，所以，他们不必专门为自己的罪错忏悔，不必特别向被自己伤害的人道 歉。
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徐雅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 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确实，“文革”始终是借用一批，打击一批，几乎没有 始终如一的依靠对象，几乎人人都受害，个个一肚子苦水。再加上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 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这正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如今，那些当年的红卫兵转眼已步入 “花甲”之年，岁月的悄然流逝并不能淡化乃至忘却自己曾经有过的 “人生败笔”，相反，需要直面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正视那些不道德的过错。因为历史毕竟真实发生过，苦难也好，惨痛也罢，都不容否认，也不应该被埋葬，更不 应该被忘却。只有直面历史，才能治愈历史的伤痛，遗忘从来都不是解决之道。更何况若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做恶者就都要作古了。
个人道歉能否转向国家层面？
当 我们严厉声讨日本曾经对中国犯下的罪恶时，可曾想过就在他们二十年后我们整个民族集体癫狂下对自己所犯下的更大罪恶？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日本人不谈珍珠 港和南京大屠杀，只谈广岛和长崎，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没有战争责任了呢？德国也曾出现过祸害人类的法西斯，但是德国能够正视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从上 到下有自省和忏悔精神，正因如此其能从灾难的废墟中获得新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1970年12月7日，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位于华沙老城内的原犹太人聚居区，双膝跪倒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达对二战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犹太人的沉痛哀悼。这是震撼 世界的“历史性一跪”，为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后来俄国总理普京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右膝跪地，俯身将玻璃缸轻轻放在纪念 碑台阶下。普京的这一下跪，被媒体评论为“代表俄罗斯人民对卡廷惨案做出比较真心的反省”。
德国有“勃兰特之跪”，俄国有“普京 之跪”，中国能否也通过类似的“经典动作”，郑重宣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国家反省和集体忏悔？尽管要想推动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反省，还面临着许多巨大的、实 质性的困难。但我们仍可以寄予希望的是，只要中国的民间忏悔越来越多，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大，就能够推动国家层面的集体忏悔意识。因为一个不能反省的民族是 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痛恨的不是仇恨，而是一切违反人类的暴行！感谢这位老人，为国家未来做出的贡献！（文/风青杨 微信 号：fengqingyang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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